3、两晋辞赋的理论批评
此时，随着文学的自觉，辞赋的理论批评水平也显着提高，赋家在从事辞赋创作的同时，开始关注到赋的渊源、功用及形式、表现等一般性理论问题。出现了诸如陆机《文赋》、陆云《与兄平原书》、傅玄《连珠序》《七谟序》、左思和皇甫谧的《三都赋序》、挚虞《文章流别论》等着作。王瑶在《中古文学史论》中将两晋诗论分为讽谏与轻绮两派；朱东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将两晋文论分为新绮与质实两派。程章灿在《魏晋南北朝赋史》中主张将两晋辞赋分为体物浏亮派和讽谏征实派。前派以陆机、陆云、潘岳等人为主力，后者以左思、皇甫谧、挚虞等人为代表。但两派并非绝对的壁垒分明，不少赋家的创造呈现出两类风格兼擅的特点。体物浏亮派，其命名依据有鉴于《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体物只要是指辞赋创作的题材倾向，浏亮是指辞赋的艺术追求。《文赋》中“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此说可以说是对《典论·论文》中“诗赋欲丽”说的进一步生发。
体物在题材表现上是对客体进行更为细致的描绘，而其重点仍在于“缘情”。所以陆机还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以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以临云。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词派可以说是沿着文学自觉的发展方向，更加注重以辞赋形式进行纯文学创作。如陆机《感时赋》《叹逝赋》、潘岳《秋兴赋》、傅玄《阳春赋》。时序的变迁、自然万物的变化，都是赋家观察体物的对象，而融主观的认识，将其描写入辞章。而浏亮，就是在铺陈的过程中，强调绮靡精致的形式。
因为体物浏亮派是着眼于纯文学发展的一派，所以，他们的创作及认识，从文学自觉的角度来看，显现出前瞻性、创新性。而与之相对的讽谏征实派，他们所继承的是儒家诗教精神在赋体创作中的渗透，是以词派显现出的是回顾性、总结性。
不同于体物浏亮派赋论主要以体物抒情小赋为阵地，讽谏征实派赋论主要以骋辞大赋为根据。
班固《两都赋序》指出：“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这很容易让我们想到《诗大序》中所谓“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诗学观点。也就是说，如果以汉大赋作为赋之正体而言，其文体内在的核心要义和儒家诗教观点是存在一致性的，即志在美刺。
此时，这种托物言志的创作取向，主要体现在一些寒士之作中，比如左思。
“总体倾向上看，体物浏亮派赋论着力拓展赋的题材领域和表现空间，强调赋的主观情感表现以及艺术上的美化倾向的价值及重要性；讽谏征实派赋论则重视赋的社会道德功能，由此要求赋对作为审美对象的世界作真实的、客观的描述。”
4、两晋辞赋的语言形式结构述要
语言上，两晋辞赋向美的深度进一步迈进。事实上，赋的语言的美化也就是赋的诗化。汉末抒情小赋出现后，赋语言已在词采追求、意象铸造等方面向诗迈进。在意义排偶和声音对仗方面，赋的发展先于诗。汉魏赋中声音对仗的现象偶可一见，但尚未成为自觉的追求。晋人赋中对音声之美的追求，则透露出朦胧的自觉意识。
一如之前所举《文赋》所论，“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遗言贵妍”与“音声迭代”是两晋赋在语言上的两大表现。
辞赋的诗化尤其体现在骚体创作中。汉魏诗骚体创作多袭用旧题，而两晋多改制新题，集中体现在咏叹四季更迭，时光流逝。如湛方生《秋夜》、苏彦《秋夜长》、夏侯湛《春可乐》《秋可哀》等。傅玄《拟招魂》和刘谧之《宠郎赋》率先使用整齐五七言句式，虽前者为柏梁体，后者融入民间口语带有谐谑情调，但皆为南朝赋之诗化导夫先路。
音律上，赋家对音律便美的热切向往与顽强努力，是南朝赋声律唯美化倾向的先行者，为骈赋演变为律赋作了准备。
两晋赋形式上更为显着的一个现象就是散体大赋与抒情小赋的互相吸收。散体大赋逐渐消解，《三都赋》成为最后的巅峰。大赋的描绘部件散入各个题材，与抒情小赋相互交汇，成为单独的审美观照对象。小赋也吸收结合大赋中问对夸张铺叙的格式，丰富了赋体的表现情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