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两晋赋
1、西晋
两晋赋从创作实绩来看，西晋的赋作无论是在赋家数量还是作品数量都远超东晋。从《全晋文》来看，现存两晋赋家约150人，赋作500余篇，其中两晋赋家90余人，赋作约400篇。司马氏篡魏以后，因其出身士大夫阶级，是东汉末以来外延士大夫阶级的代表，因此崇尚经义儒术，与曹魏代表内廷阉宦阶级崇尚文辞相反。但是，从文学发展客观事实来看，“晋世文苑，足俪邺都”，这当时西晋前期的相对安稳，文学前代创作积蓄自然发展的必然结果。西晋的赋家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创作活动在晋世，于魏晋之际即已崭露头角，如张华、傅玄、成公绥等；第二类年辈稍晚，如左思、潘岳、挚虞等人。这辈人多受前辈提携，如挚虞师事皇甫谥，左思受知于张华；第三类是吴亡以后，由南入北者，主要是陆机、陆云两兄弟。二陆文才秀出，身备南方文化修养根柢而兼采北方文学质实之长。西晋赋作繁盛的原因，概括来说有三。其一，建安时期同题共作的习气得到继承；其二，以赋赠答成为一种文化习惯，促进了赋家对技法的掌握；其三，文士多投靠权臣外戚之门，弘扬文学的如傅玄、张华等。另外，一些外戚虽因其政治目的之私心笼络名士，但文士相聚，亦为文化交流提供了可能，如杨骏、贾充、贾谧等。从根本上来说，这一高潮的到来还是前代文风余响及赋家自身努力的结果。具体来看西晋赋作的成绩，最显着的就是表现空间的拓展，所谓“伫中区以玄览”，“肆情志于典故”。在新题材的发掘上，可以分为四类。首先是自然天象，比如成公绥《天地赋》《云赋》；陆机《白云赋》；孙楚《雪赋》等等。其次是更为广阔的关照对象，包括动物、植物、器物及自然现象，赋家描绘了蜘蛛、青蝇、蜉蝣、长生树、宜男花、羽扇、击壤、纸、市场等等。再次是吊古述先的题材，打开了赋作的审美视域，如陆机《怀士赋》《述先赋》等等。最后，情感世界也呈现出五彩斑斓的特质。
“总体来看，魏晋南北朝以降，赋体失去两汉时代那种体制单纯划一特点，与其他文体难分体裁疆界，正是其表现空间外延的结果。”严格从题材意义上说，司马相如“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理想，至西晋才真正实现。从创作实践上看，模拟与创新的双向矛盾在赋家身上得到统一。在学习前人赋作之时，赋家对前人作品有了更为深刻、会心的理解，由此进一步推动了自身形式的完善，促进了理论的探索，也就必然导向了当代创作的繁荣。以陆机《遂志赋》为例，其在赋序中详细说明了对崔篆、冯衍《显志赋》、班固《幽通赋》、张衡《思玄赋》、蔡邕《玄表赋》的模拟借鉴。
2、东晋东晋赋家约60人，赋作150余篇。东晋元、明、简文、孝武诸帝颇重视文化事业。元帝时王廙、郭璞为代表。郭璞作为南北之交的重要赋家，被誉为“词赋中兴之冠”。明帝时，温峤、纪瞻亦成就斐然。东晋前期经历南渡离乱之整合，是赋作发展的酝酿时期，后期中兴。文士围绕桓温形成了一个文学群体，成员主要包括袁乔、孙盛、习凿齿、袁宏、伏滔、王珣、顾恺之等人。南北的结合，大量南方籍作家进入了文学史的视野。此期江南籍赋家就包括陶潜、纪瞻、褚陶、谷俭、沈充、杨方、顾恺之诸人。随着豪门贵族在南方兴建庄园，山水赋随之兴起。不同于先秦两汉山水的描写只是作为叙事抒情的背景，山水赋的书写，是将描写自然山水之美本身作为创作的目的。如孙绰《游天台山赋》《望海赋》、顾恺之《湘川赋》、曹毗《观涛赋》等等。
从赋家心境来说，历经战乱，忧患哀生的主题成为其时文学的共名表达对象。忧患罹难形成了忧生念乱、愤世嫉俗、遗世嘉遁的三种表达方式。同样面对社会的动乱，两晋赋家相较于建安的梗概多气显得更为脆弱。他们通过赋作表达“对生死的沉思，对死亡的忧惧，在性命亦难苟全的乱世，是超越年龄、性别、阶级的人类的共同意识，是时代忧患干预个体生命和思想进程的表现。”念乱的对象是整个时局，是民族和社会的命运，由此指向的是对历史的感慨；忧生的对象是个体或群体的价值意义，由此指向的是哲学的思索。在两种思维方式的交织下，个体所采取的应对姿态，就生成了故作达观和超然远害的不同形式。愤世嫉俗之作，源自曹魏以来实行“九品中正制”的治理体系。这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社会现实。社会风气进一步败坏，名士谈玄说理，故作姿态。t统治阶级唯利是图，导致出现这些嫉世之作的大量涌现。如王沈《释时论》、鲁褒《钱神论》、左思《白发赋》等等。形式服务于内容的表达，愤世嫉俗的情感宣泄，导致了传统大赋对问形式的复兴，主客双方代表主体与世俗社会观点的对立，在辩驳倾诉主体的激愤怨怼。一类赋家面对举世皆浊，选择了遗世嘉遁，这点可以追溯到张华《鹪鹩赋》《归田赋》中体现的委命顺理，随时卷舒，恬淡寡欲，逍遥自足的理想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