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八、祭灶，新年来到”，这是我从小就听老人们常说的一句顺口溜。当下有一个很流行的词“从前慢”，真的，至少在我童年时，人们的日子是慢慢过的，慢得就连过年也要从头年腊月开始，一直过到来年的正月十五以后。
那时我们都住平房，一排一排的，每一排有七个院落，每个院落住两户人家。家家户户都有三四个不等的孩子，这些孩子们不用人教，就懂得按年龄拉帮结派，玩耍在一起。
我们的父母即使一整天见不着我们也不会着急，知道到了吃饭的时候都会自动回来的。
过了冬至，年味就渐渐近了，为过年拉开序幕的，是家家户户的大扫除。想来当年的街坊邻里家家都缺钱，没法子比别的，就只好比着看谁家过年更干净，于是年终的大扫除就显得既隆重又彻底。我父亲尤为重视这项工作，每年都要指挥着我哥把家里不多的几件家具搬到院子里，然后率领我们先是把天花板重新用纸糊好，再用石灰浆把四壁刷得雪白，又把窗玻璃擦得如同无物，每件家具都必须不染纤尘。最后由我姐负责拆洗所有的棉被床单。只是到了晚上，躺在被粉刷一新的房子里，我常常被石灰的气味呛得睡不着。岁月就这样在一次次的大扫除中悄然而逝，我们也在每年一度刺鼻又熟悉的石灰味道中渐渐长大。
成年之后，我常常在想，也许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参与过家庭劳动，触摸过生活真正的质感，也就更早的懂得了父母养育我们的辛苦与不易。
有个南方裁缝，一入腊月就出现了，借一间空房子，支起一张大案子，案子上铺一大块羊毛毡，放上几本服装裁剪书，就算开张了。所有的姑娘们都很欢迎这个裁缝，纷纷拿出平时保存的好衣料请他裁衣，并且为了也能给弟弟妹妹们做一件新衣服，对着那些衣料算计个没完没了。
男孩子则喜欢放炮。记得有一年，为了能买到又便宜又好的鞭炮，只有十四五岁的我哥骑着自行车，跟其他男孩子一起去到几十公里外的一个地方，直到深夜才回到家。也是那一次，我第一次见到父亲二话不说就把刚刚到家的我哥狠狠揍了一顿，边打边责骂他为什么回来得这么晚！
因为口袋里没有几个钱，我哥付出如此代价买回来的，也不过只有两包各二百头的小鞭炮。一鞭还要留到除夕，剩下的二百头就被他一个个小心翼翼的拆开，从腊月到正月十五，一个一个的放。
“乒乒乓乓”的鞭炮声中，大人们为过年做的准备也基本就绪，就等着除夕的到来。我们这些小孩子简直玩疯了，常常是成群结队的东家串完串西家，每家每户都有好吃的，每家每户的长辈在这个时候都表现得异常慷慨，看到这群孩子呼啸而至，都会拿出炸得焦香松脆的麻花或者丸子塞进我们手里……
我一直觉得，过年其实过的是除夕那一晚。好不容易盼着夜幕降临，父母把一样样提前准备好的饭菜热气腾腾的摆满一桌，而我们几个孩子则围在桌边正襟危坐，看着眼前难得一见的好吃好喝，努力咽下不断涌出的口水，却不能动碗筷。因为家中一直以来的规矩都是父母不说“吃吧”，谁也不敢先动筷子。
窗外，一弯银钩似的月亮镶嵌在深蓝色的夜空中，月亮周围星光璀璨。正值寒冬的大地上，因为春节这个特殊的日子，显得热闹与温情。欢声笑语从家家户户传了出来，融入深沉的夜色，又随着渐次密集的鞭炮声传到很远的地方，在那清贫而闪亮的日子里诉说着幸福与满足……
还记得小时候的我每年除夕都嚷嚷要熬夜守岁，可是每一个大年初一的清晨，我都是在温暖的被窝里醒来的。记得我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急急忙忙把枕头搬开，因为在那下面压着我过年穿的新衣服，还有爸爸妈妈不知道什么时候放的压岁钱。那种满足感和幸福感无法言语，却一直停留在我深深的记忆中……
每每想起儿时的春节，想起那时慢的生活，嘴角不自觉的扬起微笑，我也在成家立业之后，常常和自己的孩子讲诉那时候的街角，那时候的人情冷暖。鲁迅先生在《社戏》里道出我们共同的情愫：“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其实现在年未必不如儿时的热闹，只是你我心中的童年情结作祟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