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作诗和论诗，比起前代更加重视命意和布置。命意的新奇深远根本上取决于作者思想的独特性，而布置则是对意的展开与安排。
命意的曲折变化实际上有赖于精心大胆地安排章法结构。七古由于篇幅容量自由、形式约束较少，根据表意需要，收放自如地安排章法结构、统摄全局更加重要，也是七古具有错综变化、开阖跌宕风貌的原理之一。
此外，七古作为一种来源复杂、包容性强的诗体，比其他各体都更容易和适宜吸收其他文体的特征和表现方法，对北宋七古来说，“以文为诗”即是最突出的表现。
北宋七古章法的变化
一、起首
在描写、对仗、叙述等起法中，最为人赞赏的往往是突兀奇崛的描写，在李白、杜甫七古中便多有体现，尤以声情激烈、脉络连接跳跃的“歌”诗鲜明。
以反常的奇象和悬念设置揭示题画主题，用夸张的笔法呈现惨烈的背景，再经历若干铺陈后才出现歌咏的主体“扶风豪士”。北宋七古继承突奇描写的起笔，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以宏阔惊奇之语直写对象，起到确立全篇气势风格、先声夺人的作用。
用奇笔直写，开门见山。另一种更有新意，主要不在于意象的奇崛，文字相对平常，而且与描写主体还有一定的距离，就在突兀之外更有一种轻快飘忽感。
当然，这些手段也会掺杂并用，并经常与议论和描写结合。起首的对比与否定甚至可以延续至全篇，形成层层曲折的效果。
如梅尧臣此诗以叙事和议论为主，几乎不含描写，从内容上看比较枯淡，章法结构却很有特点。从起首到结尾，每一联都能形成对比或否定意味，前半部分是去年、今年、近日三次欲看花而不得，层层加深“挫折”，后半部分是自我辩解，否认偏爱洛阳牡丹，就增强了全诗的曲折变化。
二 结尾
以对仗起首，严格来说与描写、叙述性质不同，不是表现手法而是修辞方式，但在章法结构层面也很显特殊作用。七古并无对仗要求，若对句使用多，会更显结构整饬，而若诗人有意追求与律体的差异，则会回避对仗，甚至通篇散句单行。诗人也会注意对仗对篇章的调节作用。
主要作用是勾勒场景，引出感慨。更多的则是松散的并列对举，形式上经常伴随词句复沓，内容涵盖描写、抒情、叙事、议论等等。
理解为收束照应和宕开一笔的区别。这很能代表七古不同的创作思维和风格，一般说来，风格豪放恣肆，结尾多会宕开，将情感推至高潮，而若偏于精严布置，则更容易含蓄收拢，像李白七古结尾就多宕开，杜甫七古结尾则更重视照应。北宋七古这两种结尾方式都有佳作。
照应者如蔡襄《忆弟》，意境和情感都陡增气势。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北宋七古宕开一笔的结尾方式也有了深层次的变化，仍以苏轼最突出。
苏轼七古经常使用宕开式的结尾，但并非单纯一气冲荡，倾泻情感，而是有境界和思维的推进。有的在写日常生活时，能以豪壮之语推出新境界，如《徐使君分新火》写清明分火，取象平凡，气氛凄清，更为警绝脱俗。
而且，苏轼七古还经常是在题意已完足、可视为完整作品的情况下，结尾又加一层。如《登州海市》描写海市的空明奇幻，倒数第二联“斜阳万里孤鸟没，但见碧海磨青铜已写完海市消失，意境也高远缥缈。
北宋七古结构的变化
一 分段
北宋七古在创作生态上更深入日常生活和朋友的交际网络，就时常会同时涉及多个对象，诗人也善于将不同事物相联系或比较，于是呈现多种多样的分合结构。
这些结构变化本质上还是集中描写一事一人、专题专论的章法，北宋七古明显的变化是会处理更加复杂综合的对象和事件。
如梅尧臣《永叔寄诗八首并祭子渐文一首，因采八诗之意警以为答》，先以孟郊韩愈比照自己与欧阳修，总写来信，然后分而罗列了八首诗和一篇祭文的内容。
欧阳修《思白兔杂言戏答公仪忆鹤之作》同时写自家白兔和梅挚家的白鹤，基本是每联一句写兔一句写鹤，中间穿插合写以表达相同的思念寄托，苏轼《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的段落层次更为分明，分别用四句描写自己、吴瑛、陈慥三人，顺序安排又有深意，先写自己，再写为辅的陈慥，最后是寄诗的主角吴瑛，再额外用四句写吴瑛家中美景、退居适意，以引出自己寻访不遇，最后四句合写三人终会相见。
黄庭坚《和王观复洪驹父谒陈无己长句》与之章法类似，但更短小紧凑。又如苏轼《王维吴道子画》对王维与吴道子画进行议论比较。
此诗是先合后分再合的结构，合写称赞王维与吴道子的地位，再分别描写二者画，各用十句，大致均匀，但句式参差错落，内容也绝不死板重复。写吴道子画的重点是雄放迅疾的气势，赞美其传神描绘佛祖灭度的众生相，写王维画则强调清敦的意蕴，特别描写了丛竹的生动清晰，采取北宋七古常见的“以议代写”手法。
二 线索
收尾六句也用比较评论二者的方式再次合写，双收侧注，突出王维。对复杂事件的表现也会强化段落层意和线索结构的变化。
北宋七古经常可见对一段生活经历的记述，实际包含数个小事件。同样是表现复杂的事件，所不同的是未按照题目所示过程叙事，前六句先突出描写歙砚，其中五六句“样传孔子留庙堂，用称右军书棐几”可视为分别伏下后文八句写马察院和蔡襄，最后六句才出现自己，再次写主人赠砚，还补充了双方心理。
在与前人主题和构思有承续关系的作品中，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北宋七古善于吸收前人章法经验，又在段落层次和线索上加以变化和充实，不断产生新意。
三首诗都是作于贬谪之地，借花托寓身世，主题、结构、手法甚至遣词造句都颇有联系。
从韩愈到欧阳修再到苏轼，可以看到章法结构的不断丰富。首先，在线索上，韩愈纯以写杏花为主，诗人自己只在“二年流窜出岭外，所见草木多异同”“今旦胡为忽惆怅”“道人莫忘邻家翁”等句中隐隐出现，起到点染抒情的作用。
欧阳修就强化了诗人地位，明确描写了对花的喜爱、赏玩，孤标傲世、知音相惜的情感得到凸显。而苏轼更用拟人铺陈将海棠塑造成绝代幽独的佳人，将赏花叙写成一场偶然的相遇，充满感慨而发出叩问，这就从单向的观看、浅层的寄托转向宾主双向深度的交互，海棠与诗人形成双线索，交织辉映。
其次，在段落层次上，韩愈主要铺叙杏花生长的环境，构建了荒凉寂寞的深山与“曲江”“京国”的空间对比，结尾有联想未来，但“飘泊随西东”“邻家翁”也偏于强调空间感。欧阳修也描绘了夷陵寂寞乱山的空间。
同时，比起韩愈一气贯下的铺叙，他用“高枝绝艳无人顾”“真赏今才遇使君”反复提起人的观赏，增强了往复咏叹的韵味，而“春风吹落复吹开，山鸟飞来自飞去”“根盘树老几经春”“风轻绛雪樽前舞，日暖繁香露下闻”等描写体现时间流逝的感觉，结尾四句又引出空间对比，更为立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