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周铭文青铜器铭文书法大部分都分早、中、晚三期。西周早期青铜器铭文沿袭殷商青铜器铭文风格的基础上起步，逐渐摆脱了商文化的影响向着自身秩序化的目标进行，章法上出现了有行无列式。

西周中期是青铜器铭文发展的鼎盛期，“篆引”成为主流，整齐、清楚、大方、规则的铭文章法深受欢迎，比比皆是，形成一种典范美；西周晚期国势渐衰，礼崩乐坏，青铜器铭文的章法更是变幻莫测，它们彼此差异很大，个性鲜明，佳作迭出。

一、西周早期青铜器铭文章法的特点

西周早期包括武、成、康、昭四个王世。西周最早的青铜器铭文书法作品有两件，《利簋》和《天亡簋》，这两件青铜器均为武王时物。《利簋》作于武王克商之年，于1976年陕西省临潼县零口公社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簋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侈口，鼓腹，双兽耳垂珥，方座圈足。铭文铸在簋腹内底上，共4行32字，第一次明确记录了武王征商的时间。《利簋》铭文章法采用有行无列式，略显平时笨拙的线条弱化了线与面、粗与细的对比。

上下字之间的部首承接关系十分明显，如第一行第四字与上下字所采取的承接，及第二行第四字和第五字之间的承接以及它们与上下字之间的承接关系；再如第三行，共九字，每字与上下字间的承接均运用了部首相贯的方法，使铭文行气跌宕起伏独具韵律。

《天亡簋》于1844年陕西省岐山县出土，高23.5厘米，口径20.9厘米，方座18.6厘米，横18.9厘米，器侈口，四兽首耳，鼓腹较深，器内底铸铭8行存17字。《天亡簋》铭文字势微斜，线条圆曲相当明显，应该是最近于周人本色的代表作，然而其章法也非常具有代表性，属有行无列式。

铭文大小错落，左右穿插，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避让，奇妙天然大气磅礴。《天亡簋》铭文是一件保留了浓厚稚拙情趣的作品，给人以古朴生动的美感。成王时期的带有铭文的青铜器出土较多，风格不一，呈现出一铭一个面目的自然发展状态，铭文章法自然也丰富多彩。

如《方鼎》于1973年辽宁省喀左县北洞村山麓二号窖藏出土。腹壁铭文4行24字，腹底铭文四字。鼎高51.7厘米，口纵30.7厘米，口横40.7厘米。《方鼎》器底铭文仅四字，采用的是无行无列的章法形式，图文结合，亞型族徽的出现令铭文具有十足的神秘感。

其前两字被第三个“亞”字放大包容在内合为一体，自然和谐，第四字如一图形化小人生动活泼，四字从整体上看犹如新时期的文人画那样天真烂漫、相应成趣。

由此可见，成王时期的青铜器铭文章法独具特色，异彩纷呈。康王时期，青铜器铭文发现日多，“篆引”的发展也开始倾向明朗化，字形大小趋向均等，行列清楚，秩序感已经呼之欲出了。因此，这一时期出现了有行有列的青铜器铭文章法形式。

如一名器为《大盂鼎》，于清道光初年陕西省岐山县礼村出土。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鼎内底铸铭文19行291字。《大盂鼎》是迄今发现最早的鸿篇巨制，此铭章法排列整齐，属有行有列类章法形式，字距行距均等。

此类章法形式貌似简单没有变化，但是西周先民凭借着自身对艺术的原始感悟赋予了铭文鲜活的生命。表面上看该铭章法排列理性，但细细品读之后我们会发现该铭文字的大小变化丰富，上下字之间紧密相连，部首承接法在这篇铭文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铭文字与字之间相映成趣，顾盼生辉，形成一个统一的、和谐的整体。

昭王时期，带有“篆引”特征的青铜器铭文数量明显上升。这一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中，无行无列的章法已经很少见了，而有行有列的章法铭文所占比例相对上升。如《小子生尊》、《不壽簋》、《御正衛簋》等青铜器铭文均属有行有列类章法形式，这些青铜器铭文虽排列整齐有序，但整齐中见变化，端庄中见巧拙，其实用性也大大的增强了。

这一时期的有行无列类铭文章法仍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在这些青铜器铭文中，虽属有行无列类，但是其排列的整齐程度以大大提升，较之前的有行无列类章法铭文更加有秩序感。

西周早期青铜器铭文沿袭殷商青铜器铭文风格的基础上起步，逐渐摆脱了商文化的影响向着自身秩序化的目标进行。其青铜器铭文的章法也随之改变，出现了有行有列类青铜器铭文章法，以重器《大盂鼎》为发端，开始了西周青铜器铭文书法的秩序建构。

二、西周中期青铜器铭文章法的演变线索

西周中期包括穆、恭、懿、孝四个王世。《遹簋》铭文章法的风格，可以代表当时青铜器铭文的普遍现象。另一名器《方鼎二》，于1975年3月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公社莊白大隊出土，器高22.5厘米，口纵21.2厘米，口横16厘米，鼎内铸铭11行116字，重文3字，合文2字。

铭文章法与《遹簋》铭文章法相似，铭文前10行行列分明，最后一行由于字数的原因没有与之形成横列，但铭文整体字势统一左轻，结体紧密，朴拙中充溢着灵秀，极力追求着整齐、统一的秩序感。

恭王时期，“篆引”成为青铜器铭文书法的惟一式样，铭文章法受其影响也发生了变化，有行无列类铭文章法已被改造向着有行有列类铭文章法式样发展，其他偶有存留，无行无列类铭文章法也几如凤毛麟角。

在这整齐划一的新秩序之中，佳作比比皆是，体味之余，又很容易把它们淡忘。这表明，青铜器铭文书法也像礼乐文化一样，它只要求整体，而忽视个性，铭文章法也无例外。恭王时期佳作层出不穷，气象庄严，如这一时期的名作《墙盘》，是足以和《散氏盘》、《虢季子白盘》鼎足而立的精品，堪称侪辈中之翘楚。

《墙盘》于1976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公社莊白一号窖藏出土，体型巨大，通高16.2厘米，口径47.3厘米，底径35.7厘米，盘内底铸有铭文18行284字，合文3字，重文5字。其章法更是与当时社会的向心力所呼应，竖成行横成列，由于每行上下两字间的距离大于行与行之间的距离，因此横列更加清晰，尤为突出。

最后一行由于字数多的原因，字与字间的距离缩小，但却不影响铭文整体的秩序感，反而使通篇铭文更加贯气，浑然天成。类似此类章法的青铜器铭文不胜枚举，如《休盘》、《永盂》等。

再如《师父鼎》，鼎高26厘米，口径24.9厘米，鼎内铸铭文20行93字。该铭文章法受器型的影响呈沙漏型，两头宽，中间窄。仔细品读其章法，不难发现，即使是受到了器型的影响，制作者也尽量使铭文行列分明，极力追求整齐划一的秩序感。该铭虽极力恪守“篆引”秩序，但整体却没有给人一种生硬、呆板的感觉，反倒是工拙变化、意态横生，令人寓目遣怀。

懿王、孝王时期，青铜器铭文开始步入巅峰状态，铭文章法的工整与趋同是普遍的倾向，然而求善划一并不意味着会得到对应的结果，新的风格变化也随着产生。

西周中期是青铜器铭文发展的鼎盛期，这一时期佳作迭出，典正雍容，纯淳娴雅。至恭王时期的《墙盘》，西周青铜器铭文书法的典范确立。整个西周中期，“篆引”成为主流，它与政治、伦理密切呼应，体现着统一意志，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向心力。无行无列的章法形式在这一时期已是凤毛麟角，而整齐、清楚、大方、规则的铭文章法深受欢迎，比比皆是，形成一种典范美。

三、西周晚期青铜器铭文章法特点及线索

西周晚期包括夷、厉、共和、宣、幽五个王世。夷、厉、共和时期的作品略少，风格亦颇相近，故合并述之。这一时期，国势渐衰，已濒临崩溃，社会动荡不安，统一的秩序也逐渐被打破。青铜器铭文的章法也不再只一味地追求工整、庄严的秩序感，独具个性的章法形式已开始崭露头角。

夷王时的《大师虘簋》，传1941年陕西省西安出土，通高18.7厘米，口径21.4厘米，底径22.9厘米，器铭与蓋铭相同各7行70字。《大师虘簋》颇具特色，蓋器同铭而工拙异趣，蓋铭庄重典丽，秩序井然；器铭则字势倾斜，行列分明。此二铭章法皆受“篆引”秩序化的影响，有行有列，清晰工整。

再如厉王时期《虢叔旅钟》上的部分铭文，该部分铭文共四行四十字，章法布局一目了然，竖成行横成列，秩序井然，但是该部分铭文受青铜器外形的影响，每行的中轴线均向两侧扩散成放射状，使这四十字与这个梯形的青铜器浑然一体，字与字之间随势瞻顾；行与行之间递相映带，更加增添了青铜器的艺术性，乃锦上添花之佳作也。

《从盨》属厉王时物，铭文12行133字，该铭章法完全打破了“篆引”的秩序感。虽属有行无列式，但是铭文整体却少了那种整齐、庄严的秩序感，像是以平常心随意书写而成，不拘小节、个性张扬。

这一时期打破“篆引”秩序、张扬个性的青铜器铭文有很多，如夷王时期的《十二年大簋》、《大簋》，厉王时期的《簋二》等铭文皆突出个性、放纵不羁。

总结

西周时期，是青铜器文的繁荣时代。青铜器铭文借着那个时代的美学思想发展成熟，体现了周人的哲学、智慧和审美趣尚。研究这一时期的青铜器铭文章法，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书法章法中的联络呼应、流通贯气，构成生动自然、和谐统一的整体，符合构图形式美的法则。西周先民对青铜器铭文章法的安排充满了大胆的想象，蕴含了极其丰富的审美价值艺术性，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