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之前，《湖南日报》的朋友约我写篇“ 故园情”的千字文。提起故乡的春节，“大人盼插田，细伢子望过年”，这小时候听来并记住的谚语，使我觉得千字根本不够写。不过，如今坐下真正动笔时，又觉得填不满这一千字了。
因为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也不知道从哪里说起好。纷至沓来的回忆和思念使我伤感而困惑。冷静算一下，我在湖南先后不过十余年， 最长的一段， 在宁乡道林和长沙，也不过八个春秋。但我总觉得那十多年特别是那八年，比我在这里(北京)的三十五年要长得多。有人说，少年的时日比成人长几倍；有人说，记忆像筛子，只留住美好的东西;小时候无忧无虑，美好的记忆多，所以觉得.....这些也许都有道理，但又似乎并不能使我信服。实际上，少年时日并不长，而且也多创伤和痛楚，只是不愿意想它罢了。经常想起并愿随意写下的，大都是早经无意识编选过了的那些宁静、闲散、日长如小年式的悠悠岁月。
这可能与自己偏爱二十年代的某些散文也有关系。记得鲁迅说过，故乡一些东西“也许要哄骗我一生， 使我时时反顾”。便河老屋早已拆除，是一去不复返了。但那庭院中的金银桂花树，那大门前的两个大石凳，那有着枇杷树的花园，那似乎很长、绕着水塘和竹林的围墙...仍然存留在记忆中，时时哄骗我去寻觅么?是不是这些给我幼年的心灵成熟中打上印记的东西，老潜在地引导我对时间，存在和人生之谜去时时反顾呢?
我家既非地主，也不是农民，长时期住在城市。但我怀想最深的，却仍然是那些大片金黄色油菜花的田畴，那漫山遍野热情执着的映山红，那充满了甜蜜的润湿感的江南农村的春天气息....这些，确乎已经阔别多年了。
当然，回忆中还有人。亲爱的妈妈，敦厚的弟弟，年迈的祖母，比我大两岁的聪明的表姐.....
当然，还有靳江中学。它离家三十里。我每周往返一次，回家过星期天。记得我总愿意邀表姐同路。我们是同班同学，家同在那个便河老屋。当时我十三四岁。有一次在路上，我用硬纸折成戒指形状给她戴在手指上。她只戴了片刻。我们一句话没说，我却感到很高兴。为什么呢?当时并不大明白。只是留下来的记忆，还如此鲜明。但有的时候，却是我一个人走。三十里路长而又长，我只好在路上背要考试的古文，背不出来，便拼命想，这样不知不觉走了不少路。我当时对自己这种既打发长路又利用了时间的“发明”沾沾自喜。
湖南中等教育一向发达。靳江只有初中，地处乡村，且属初办;但回想起来，教员、校舍、图书、同学...... 都相当不错。我在这里读了不少课外新书，交了张先让、杨章钧、谢振湘等好朋友。还办过壁报，每期四版，刊名《乳燕》，小说创作占了大半篇幅。比我高两班的龚振沪(龚育之)也办了个叫《洞观》的壁报，两版，多自然科学内容，颇有水平。这些都是“民办”的，还有“官办”和班级办的。当时在我们这些小小学生里，自发的辩论和议论似乎还不少，其中一部分，便是针对着学校和校长的。
记得有一次周会，校长周忠箸把我和龚振沪叫上讲台，让我们把一只胳臂举起来，卷起衣袖给全校师生看。他说，这两个学生成绩都非常好，但身体太差，这么瘦弱，这怎么行?!当时我既害怕，又高兴，印象至深。几年前我问龚育之同志，他说他也记得。去年我在桂林看望这位分别了四十多年的校长，谈及此事时，他当然早已谈忘了。他已八十高龄，仍在大学带研究生，孜孜不倦地搞翻译。想起自己比他当年认真负责地当校长时，年岁大多了。日月不居，盛年难再，虽然发胖，仍苦于身体不好，回首往事，真有点感慨系之的味道。
靳中还有好些事，以后还有更热闹的第一师范...但所有这些“故园情”，不但是琐碎拉杂地往后看，无关大事，而且也毫无关乎春节。于是，我该知趣收场，下笔可以自休矣。
(原载《湖南日报》1986年2月9日)
李泽厚（1930.6~ ），宁乡道林人，著名哲学家，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德国图宾根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哲学、美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