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无名寒士
语文课本里那个北京的曹霑曹雪芹是主流文学界虚拟出来的《红楼梦》作者。
现今近乎所有人都学到过这个错误的知识，因为这个错误被教育机构草率地写入了课本里,得到了极其广泛的传播。“曹雪芹，名霑，号雪芹、芹溪、芹圃，17生，1763/1764年卒”。
这个说法是这百年里才开始出现的一种猜测，这个说法最为致命的缺陷，就是没有任何记载可以作为凭据，在明清时期所有府县乡村的各类志记中，十九世纪以前的记载里根本找不到有这样一个名号叫作“曹霑/曹雪芹”的文学家。
增删者“曹雪芹”开始受人关注，这是因为《红楼梦》第一回正文里出现的名字并不多。“石头”听着不像是人名，“东鲁孔梅溪”这个读者仅仅是建议书名改用“风月宝鉴”这四个字，而“曹雪芹”这个读者不仅建议书名用“金陵十二钗”，还花了十年的时间认真翻阅奇书，并对奇书增删了五次，所以“曹雪芹”三字成了很多读者进行研究和展开联想的起点。
其实《红楼梦》第一回里涉及的名字很多，他们都是存在显性关联的。记下奇书的“石头”是山西名人傅山，勉励自己坚贞如石因此自号石头。读者“吴玉峰”是与傅山有过相聚会谈的江苏名人吴伟业，因故乡地标为玉峰山而化名为吴玉峰。读者“东鲁孔梅溪”是热衷明朝文化还广泛结交遗民的东鲁孔尚任，他因写下溪边寻梅的游记抒发志趣而化名为东鲁孔梅溪。读者“畸笏叟”是山东王士祯，是众人信任的文友，孔尚任曾去红桥下的溪边寻梅，那个桥原名其实是虹桥，正是王士祯把虹改为红，王士祯之所以自号畸笏叟，是因为他身为满清高官但内心更加认同大明，所以称己为畸笏叟以自嘲。作序写下《凡例》的读者“棠村”则是河北名人梁清标的字号。这些都是非常浅显直白易于理解的，作者和很多读者都是明末清初汉人里的一众文学名人，所以要想理解《红楼梦》，怎么也该是先去了解这一众文学名人，进而一通百通地明白《红楼梦》实际是一部以家喻国怀念朱明王朝记录朱明末世的奇书，而不该是放弃全局理解抛开原文字句却只着眼于“曹雪芹”三个字去附会研究旗人曹寅的子孙，那实在是一种很谬误的做法，研究出来的任何成果也和《红楼梦》全然没有关系。
在世人眼中，《红楼梦》的作者，诗词曲赋，典籍书画，戏文酒令，可谓样样皆精，更为关键的是他智慧而不迂腐，性情不俗思想奇特，对世事人情洞若观火，笔下的王公贵族与平民百姓尽皆真实鲜活。这样子的一个超级文学大家，既没留下或刊印或零散的书画诗文，也没留下与亲朋故旧的往来信笺，还不被地方志记所载录。这种罕见的情况，在明清时期出现的概率，绝对是零。所以有且仅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地方志记里载录了这位文学大家，只是没有记下他写作《红楼梦》这件事，原因只能是作者不欲世人皆知有意不作声张。
关于曹霑曹雪芹，无真实书画诗文，无人际往来信笺，无地方志记载录，有效证据全无，因此真名叫曹霑的大文学家的存在概率是零。
对明清时期的其他书作，这个道理都可以适用的。
书作最重要的是原文，其次是作者，各种读者其实并不重要，哪怕是曾经增删作品的读者。那为什么百年内文学界开始广泛流传“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这一荒诞无据的说法？
这其实是个社会弊病，真实并非想象中那样无坚不摧，很多时候只要有权可倚有势可借，谬论和谣言也可以广为流传。
这一无据说法流传起来，原因有三。
第一，不辨真伪就直接附会古人的臆测。
在清朝时期曾有一个叫袁枚的文人，臆测大观园是随园，臆测红楼梦作者大约是生活在十七世纪的人，臆测作者是曹寅家的儿子，“雪芹者,曹练亭织造之嗣君也。相隔已百年矣!”但这些臆测也只是他的个人猜想，主要是受他朋友富察明义的臆测所引导，本质上都是全无根据的。他们都只是从未见过《红楼梦》作者的普通钞本读者，且读到钞本的时间已经非常晚了，那时距离《红楼梦》在众多汉人文学名人之间传阅已然非常久远，《红楼梦》都开始以小说钞本形式出现在坊间集市上传播售卖了。
后来程伟元刊印的一百二十回本程甲本于1791年面世，里面叙述书作来历时提到《红楼梦》钞本已经脍炙人口几十年了。其中后四十回是程伟元多年来四处寻找有意收集的积累所得，然后程伟元高鹗对其进行了增删修订和整理拼接。这件事上程伟元高鹗都是在实话实说，虽然他们搜罗拼接出的后四十回确实只能算是原作的续书，但续书作者确实不是高鹗，是谁也并不重要。这种稀松平常又简单明了的事情，根本不能算作文坛公案。那些非要苦苦研究续书，并把续书作者定为高鹗的人，全然没有凭据，也完全不具备正常的文句理解能力。
程伟元删改《红楼梦》进行刊印时，并没有采信袁枚等人的臆测，而是在书作简介里指出了作者相传不一，并不确定作者是谁，只看到书里写着雪芹先生曾经对书进行删改过几次。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就算是在《红楼梦》的书里，也只说雪芹先生是删改者，绝没有说雪芹先生是作者。
满清统治结束后，一些理解水平不高的文人开始附会袁枚等人的臆测，认为曹寅家里真的有一个曹雪芹的子嗣。但实在查不到符合条件的人选，而且曹寅是曹楝亭不是“曹练亭”，曹寅都不是比袁枚早百年的人物，其子更不可能和袁枚“相去百年”。所以就大胆地将袁枚的错误猜测进行了修改，改为猜测曹寅有个叫曹雪芹的孙子，在十八世纪生活着书。这种做法实在是不知该怎么评价了，只能提醒大家，猜测是猜测，真实是真实，千万不要盲目相信没有明确理据的主流猜测。
《红楼梦》钞本流传时期，曾有一个文字理解水平极低的读者，在看到钞本上写雪芹先生翻阅增删时，竟然自以为是地认为增删者就是作者，并把自己的想法批注在书上，实在贻笑大方。谁知这个《荒诞的批语》竟然对现今很多理解水平不足的读者产生了很深的误导作用，使得他们无视原文字句并错误地把书中提到的增删者曹雪芹当成作者，然后坚持不懈地“沾沾故纸堆”去寻找现实中曹寅的相关材料。
为何见到书中曹雪芹三字后很多人就开始去曹寅家人里大肆寻找？这本质上是一种世俗，他们其实并不是真的想把原文理解通透，曹姓人物中恰巧曹寅颇有权势名望，若曹寅之外还有曹金曹银之类的王侯公卿，那他们恐怕就会搞出其他的研究思路，或者说是搞出其他的臆测结论。
第二，不加甄别就直接采信可疑的旧诗。
主流研究者误认增删者曹雪芹是作者以后，开始疯狂寻找与“曹雪芹”相关的信息，然而史料典籍和信函书志里皆无此人，于是他们开始在一些清朝小人物如敦诚敦敏张宜泉之流的可疑诗文中硬生生找到“曹雪芹”这三个字，然后将诗中的雪芹强行定义为书中的“曹雪芹”。
这是很荒唐的，甚至算是无理取闹。假使寒士此刻写了一首诗，讲述自己和孙中山先生畅谈中华复兴的痛快淋漓。那在数百年后，可以被后世文史研究者翻拣出来作为寒士和孙中山先生熟络的证明么？显然不能的。寒士与孙中山所处的年代有很大差距，这种异常的孤证是不足为信的，以寒士一人的诗文为证，找不到任何佐证记载，就把可疑诗文视作真实凭据，无疑是很荒唐很可笑的行为。
那些小人物的诗文同样非常可疑，不足为信。然而这种本来丝毫不值得关注的可疑孤证，一些文史研究者却纷纷努力研究，试图去证明它们真实可信。这种行为是徒劳无益的。
这些作伪的可疑诗文，就像在明清时期出现的大量《清明上河图》的赝品，就像数年前的“金缕玉衣”骗局。作伪，从来都是事关名利。
在1791年程甲本《红楼梦》发行时，《红楼梦》钞本已经在世间脍炙人口几十年了。随着程伟元的刊印传播，更是很快火热到了“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地步。
敦诚敦敏张宜泉等小人物的这些诗文集并不是在程甲本之前刊印的，而是在程甲本之后，彼时《红楼梦》中的已逝文学家“曹雪芹”随钞本流传也是脍炙人口几十年了。他们的诗文集中记载了他们过去与文人“曹雪芹”相交莫逆的情状，这里有颇多疑点。
他们的诗文水准太低，不过是矫揉造作堆砌词藻，没有比兴寓意，没有思想深度。在集子中虽然刊印了与“曹雪芹”相关的自写诗文，却没有收录任何“曹雪芹”回复唱和的诗文书信作为佐证，还照抄了袁枚等人把曹雪芹猜成曹寅子孙的粗劣错误，这与现实里曹寅根本没有名号叫曹霑曹雪芹的子孙产生悖逆。
他们称“曹雪芹”是性情和文采都很出色的奇人，编造其四十岁就已过世，作为“曹雪芹”的莫逆好友，他们没一个人为逝者写传写志记录生平，不是奇人不值得记录，而是那样需要简述“曹雪芹”父母妻子的情况，编造太多会更容易穿帮。没有仿着《红楼梦》里的诗文去伪造“曹雪芹”的诗文书信作为佐证，自是因为畏难，典故丰富思想深邃的诗文实非常人所能驾驭。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但在他们诗文集的记载的人物里，仅有一个“曹雪芹”是文学奇人，他们圈子里就没有第二个稍微能看的文学大家了么？“曹雪芹”这样一个穷苦的文学大家，常出门去和一帮满人宗室子弟混在一起风花雪月应酬玩乐，生活来源就是倚靠那些附庸风雅的满人宗室子弟么，生活圈子里没有其他身为文学大家的师友可以交流么？这种作伪诗文里塑造的“曹雪芹”总会给观者带来一种遭遇粗制滥造式作伪的强烈感觉。
这些带“曹霑/曹雪芹”的诗文集如此作伪，应当是为了制造噱头，想要使得诗文集能够被广泛关注继而变得身价百倍奇货可居。这种可笑的作伪，应是敦诚敦敏张宜泉过世后他们子孙在刊印他们诗文集时为了图谋名利而想出来的投机做法，试图攀附红楼梦这一时代热点，因为当时世人都知晓红楼梦中有个曹雪芹。这种极其粗糙的作伪显然并不成功，刊印出来后，无人重视，无人认同，因为除了他们自家撰写的这些诗集，确实再也没有一丝一毫其他的凭据。
同样是攀附“曹雪芹”的作伪其实层出不穷，比如研究曹雪芹的各种学术文章，比如伪造的曹雪芹诗画，比如伪造的《曹雪芹墓石》，……各种作伪大抵上错误百出，全然看不下去。
事实上，“曹雪芹”只是书作的老读者和书作的增删者，在书作价值上是完全不重要的。但这些作伪者并不知道，理解力不足的他们只是听说没有留下任何明确记载的“曹雪芹”极有可能是《红楼梦》的作者，便想趁机伪造一些与名人“曹雪芹”相关的信息和物件出来谋取名利，连“曹霑”“曹芹圃”“梦阮”这些名号都是作伪者精心编造出来的雪芹相关信息。
第三，不问理据便直接盲从知名的权威。
胡适博士在全民努力进步思想的大革命时期发起了“整理国故”的倡议，做出了很多没什么意义的研究成果。并不喜爱《红楼梦》也不肯去理解《红楼梦》的胡适博士在整理国故活动里的标志性成果，就是将《红楼梦》作者考据为曹寅孙子曹霑。然而使用的那些证据，在前面两条里已阐释过，都是错漏百出没有用处的无意义证据，该被直接丢弃而不该拿出来猜测联想。胡适博士并不了解明清小说，对字句的理解力其实也颇有欠缺，他研究明清小说时，普遍采用重视无效孤证并加以个人猜测的做法，对古人错误的猜测附会完全不能甄别，这使得他的大多数研究成果都充满了矛盾错漏，经不起严谨理性的检验推敲。
虽然胡适博士的研究出现了错误，但拥有大量知识积累的胡适博士是彼时中国文学界最着名的权威，也是新文化运动的标志人物，这些光环使得大部分人对胡适博士有一种盲从心态，错误地认为权威师长会比普通世人更能发现真实和正确，因此对胡适博士的证据和结论也就无法作出理性的鉴别。
只以猜测为证，不以事理为证，世间此类颇多，令人仰天深叹！
少数人的阿谀吹捧和多数人的轻信盲从，使得一个基于个人猜测缺乏有效证据的错误结论，最终成为广泛流传人尽皆知的教科书“常识”，硬生生为“曹霑”伪造出了无数的文史资料来掩盖真实。这其实是很值得警惕的事情，希望大家以后不要轻信盲从名人，而是更重理据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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