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乱谈学曹操还是学诸葛亮？
曹操和诸葛亮在管理能力上可谓各有千秋，那么一个领导在管理下属时，是像曹操一样广泛征求意见后，再从长计议；还是像诸葛亮一样具备多方面的卓越才能，大小事情都能有条不紊的安排下去，让下属各司其职。哪一种方式更能取得实效呢？
在《三国演义》中我们可以看到，曹操每每在作出重大的决定之前，都要广泛征询谋士们意见。这样做对减少因决策失误而招致不可挽回的败局的好处，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都能知道。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对谋士们的鼓励，使谋士们得到了重视。让人的才华得到施展，才是对他们最大的尊重。如果老板花重金请了有能力的职业经理，对他言不听计不从，每每不打招呼就作出决定，给他再多的钱，他能留下吗？比较典型和有代表性的，就是曹操迁许都前的一件事：一日，有一个人因大荒之年精神体态保持的很好而引起了曹操的注意（观察细致），再问，原来是董昭！曹操马上避席置酒，刚说了两句话，就有人来报说杨奉、韩暹二人投往大梁去了，董昭曰： 此乃杨奉与白波帅韩暹，因明公来此，故引兵欲投大梁去耳。 操曰： 莫非疑操乎？ 昭曰： 此乃无谋之辈，明公何足虑也。 操又曰： 李、郭二贼此去若何？ 昭曰： 虎无爪，鸟无翼，不久当为明公所擒，无足介意。 曹操见昭言语投机，又问其朝廷大事。牵出董昭建议曹操迎献帝入许都的话来。
迁许都对于曹操来说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意义重大，但这是题外话。这里说的这个董昭并不是曹操的人，而当时曹操已得了荀玉等一干的大贤，却依然向第一次见面的董昭讨教。
操见其言语投机，并不是董昭只是一味吹捧曹操而讨得了曹操的欢喜，而是见其对杨韩二人的判断正确表示满意，而对杨韩二人，以曹操的判断力，应该是心里已经有了底―――杨奉手下的徐晃，曹操见了一眼就千方百计的要收了过来。对从长安一路保着皇帝过来的杨韩，没见之前就应了解了。故意拿他二人考考董昭，看其是不是徒有其名。曹操见董昭的面试通过了，自然要问起朝廷大事，这样，一个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由一个陌生人建议的极其重要的决定作出了。当然，曹操还要经过荀玉等人的论证。
与之相反的就是诸葛亮。
第一次接触到三国是听评书，简直对诸葛亮佩服得五体投地―――神机妙算，仙人也。长大后，就渐渐有些不以为然了。
胸有成竹的诸葛亮说： 山人自有妙计 ，可大多时候，别说是和人商量，找人论证了，甚至被他差出去的武将文官连自己具体是要干什么都不知道，或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那么干。
如足球，教练让球员怎样占位，怎样跑动。可为什么要这样占，为何要这样跑，先要和球员说明白的，只有球员理解了才能更好的执行战术意图。
也许哪个大腕球员见教练嘴上没毛，文质彬彬的不像搞体育的，不知俱乐部经理为什么请了几次才请了他来，就有些不服气，说： 教练，我觉得应该这么这么站，那么那么跑。 教练说： 本教头自有妙计，让你怎样站你就怎样站，本教头料得到球会从那个方向滚到你的脚下。 然后暗道： 大腕球员我现在还扳不倒，反正早晚有一天得给他修条华容道让他练练体能。
当然，崇拜诸葛亮的朋友也不能怪我胡说八道，要怪就怪罗贯中好了。谁让他放着诸葛亮那么多优点不突出描写，反弄些神神鬼鬼的东西出来。
《水浒传》乱谈《水浒》中三个民营企业家的命运
宋朝市场繁荣、商业发达，国库充盈，是个军事羸弱和经济活跃不对称的跛脚鸭。看过《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路》的人对大宋首都之繁华大约有些简略认识，即使是小说家所言的《水浒》，重点写造反和招安，其中也不少笔墨写到了市民阶层的生活和市场经济的活跃。108人中，小商小贩不少，如张顺、朱贵、石秀等人都是经营好手。不要说东京、大名府等大城市，即使描写郓城、阳谷这样的小县城，依然可看到商品丰富、商贩云集。
商品经济发达必然会诞生一批民营企业家。《水浒中》有三位较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即渭州 镇关西 郑屠、阳谷县西门庆和大名府的著名员外玉麒麟卢俊义。
这三个民营企业家都没有得到善终，郑屠有欺男霸女之嫌疑而被鲁达三拳打死；西门庆谋色害命被武松杀掉；卢俊义被诬通贼后不得已上了梁山，最后和宋江等人一起受招安，征辽、平田虎、王庆、方腊后终免不了兔死狗烹的下场，被权臣们用毒酒毒死。
三人善恶不一，其人品道德有云泥之别，普通人读到郑屠和西门大官人被打死时，觉得痛快；读到卢俊义被害时，免不了英雄暮路而伤心。但仔细比较三人的命运，便会有一个饶有趣味的疑问，为什么无论是为恶还是为善，这些商业界的成功人士都逃脱不了家破人亡的结局？
在皇权社会里，世俗权力高于一切，没有现代的立法、行政、司法三分，民间对官府权力使用很难进行监督，官府的种种行为也很难公开公正。那么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商业的繁荣只是畸形的，民营经济的发展不可能有自-由、宽松、法治化的环境。私营者的成功与其说依赖个人的能力与机遇、法律对财产和经营活动的保护，还不如说更依赖于和官府的关系以及心狠受黑、大胆奸滑。 灭门的府尹，破家的县令 ，公共权力的无限膨胀可以通吃一切，自然包括左右民营企业家的活动，经营活动往往并非按照成文的游戏规则运行，而是按照诸如 无商不奸、 官商结合 的潜规则运行。要么你就依靠官府横行霸道，免不了被武松这样的人自我执法干掉，要么不亲近官府而被剥夺财产最后走投无路。总之，秦晖先生所总结的中国民营企业家 为富不仁 和 为仁不富 的怪圈在《水浒》的世界中，就已经存在。
先说郑屠，这个出身卑微而能把企业做强做大成为渭州肉类加工销售工资公司老总的企业家，走到这一步委实不易。可毕竟是穷人乍富，没有西门庆那样对女人的体贴，更没有赵员外的大度，而是被人指控借势欺人，要吃 霸王鸡 。看金翠莲的哭诉： 此间有个财主，叫做镇关西郑大官人，因见奴家，便使强媒硬保，要奴做妾。谁想写了三千贯文书，虚钱实契，要了奴家身体。未及三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厉害，将奴赶打出来，不容完聚，着落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钱三千贯。 依翠莲之说，这郑屠实在太坏，先用白条占了人家的身子，大婆将二奶赶出来后，又要讨回三千贯钱。在那时身体是可以明码标价地出卖，因此郑屠买翠莲不算违法。双方之间起争执，也只能算民事纠纷。而翠莲单方的诉说是否是事实，也待调查。不排除这种可能，即翠莲为葬母借贷了郑屠三千贯（就如阎婆惜卖身于宋江一样），后翠莲脱离郑家，郑屠追债。这起纠纷里牵扯两个关键问题。一、郑屠是否真的是 虚钱实契？ 二、翠莲脱离郑家是否真是郑家的过错？当时虽然没有专门的民事法庭，但行政、司法合一，道理上仍然可以向官府寻求救济，而且官府调查取证从技术上说并不困难。但是因为当时的司法黑暗的现状（水浒牵扯的十数件案子无一个案子是秉公而断），金氏妇女两个异乡人在当地状告著名的企业家、纳税大户，不但要花费一笔不小的司法成本。而且胜算的把握微乎其微，那么作为一个小老百姓，金老头选择忍气吞声，卖唱还钱是明智也是成本最小的办法。
问题是为什么鲁达一听翠莲的叙说，就根本不做调查就深信不疑？一是因为鲁达暴烈急躁的性格；二是因为不公平的社会现实以及从上到下已然废弛的官方制度，让民意有种想当然的模式：强者和弱者争端，肯定是强者无理，官方也肯定偏向强者，鲁达不调查便从金家父女之说；三是郑屠这个暴发户挑战了旧的既得利益者鲁达的尊严。
鲁达恨郑屠，固然是因为他认定郑屠仗势欺压金氏，但更由于他认为郑屠自称 镇关西 ， 俺只道那个郑大官人，却原来是杀猪的郑屠！这个腌脏奴才，投托着俺小种经略相公门下做个肉铺户，却原来这等欺负人！ 在打郑屠之前，也历数了郑屠这种 僭越 的罪过： 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夫，狗一般的人，也叫镇关西！ 鲁达的这番话，隐含着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商业和商人的看法，可利用商人生财，可收商人的赋税，但坚决要堵住商人因经济实力高涨而要求政治权利的欲望，从而动摇以农立国，以儒治国的根本。宋代对商人尽管比明代好点，明洪武命令商人再富有都不能穿绸缎。 名号和衣着是社会地位最明显的符号象征。中国历代的官民关系就是再小的官也是代表官府管理统治百姓的，其尊严不可被挑战；再富的民也是被管理的。这种政治形态决定着做官的尤其是做小官的最难忍受的就是老百姓比他富，比他过得好。比如一个派出所长看到三年前刚从劳教所里出来的小混混，突然开着宝马，住着豪宅，他会怎么想？那么对于富了以后的百姓而言，由于缺乏安全感，必须依附官府。由于渭州和延安是防备西夏的前线，因此当地的军事首长比内地更重要，郑屠投托的是小种经略相公。
如果不是郑屠自称 镇关西 ，鲁达即使想给金家父女出头，大约只会去质问郑屠，对于官家人鲁达，郑屠采取的态度也大约是息事宁人，最后可能会免掉三千贯钱，让翠莲回东京。可 镇关西 的称号冒犯了官威，鲁达根本不问青红皂白，想方设法激怒了郑屠，然后三拳送他见阎王。
可惜呀郑屠，要是生在今天，卖肉凭什么低人一等，不能称 镇关西 ？堂堂最高学府国子监毕业、有功名的儒生不是也在离渭州不远的长安县卖肉吗？
西门庆比起郑屠，出身也好不了多少。 原来只是阳谷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也是一个奸诈的人，使得些好拳棒。近来暴发迹，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放刁把滥，说钱过事，排陷官吏，因此，满县人都让他些个。 王婆向潘金莲隆重推出这位年轻英俊温柔的企业家是如此说的： 这个大官人，是这本县的一个财主，知县相公也和他来往，叫做西门大官人。万万贯家财，开着生药铺在县前。 显然这位医药公司的老总比前面那位肉类公司的老总和官府的关系更亲密。对官员郑屠只是攀附，西门庆是深交。（《金瓶梅》中的西门庆神通更广大，所以是纵欲而死非武二杀死）。 管些公事，与人放刁把滥，说钱过事，排陷官吏 说明西门大官人对地方政治的影响力，几乎可以做当地的 地下组织部长 了。在没有制度化的保障下，企业家通过金钱左右地方行政，从而为自己撑起保护伞是买卖人的本能。正因为他和官府这种水乳交融的关系，他敢于和潘金莲用毒药杀死武大。 这武大也非平常人，他兄弟武二那是阳谷县的都头，今天的刑警队长，好歹在当地也算个人物。武松从何九那里拿到兄长被毒死的 物证 骨殖，又有何九验尸前被西门庆贿赂、郓哥有关西门庆和潘金莲通奸的证言，无论如何西门庆有重大杀人嫌疑，可知县至少可以立案侦查此事，然而他为西门庆开脱： 武松，你也是本县都头，不省晓得法度？。。。。。。你不可造次，须要自己寻思，当行则行。 西门庆得知后，给官吏们塞了银两，县令和狱吏更是站到西门庆一边，而且以堂皇的理由来搪塞。最后武松一气自我执法，杀了潘金莲、西门庆为兄长报仇。
有意思的是西门、潘被杀后，县官又反过来为武松开脱。 念武松那厮，是个有义的汉子，把这人们的招状，从新做过，改做 武松因祭献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因而相争，妇人将灵床推倒。救护亡兄神主，与嫂斗殴，一时杀死。此后西门庆因与本妇通奸，前来强护，因而斗殴，互相不服，扭打至狮子桥便，以至斗杀身死。 前一阶段西门庆有重大嫌疑而不立案，此时武松明明是故意杀人而被开脱为过失杀人。国家法度在官员面前真得成了任意揉捏的泥团。此时，县官与西门庆的交情哪里去了？为什么要维护武松？县官此时念武松为他护送礼物上京的功劳，当初为什么就没有想到？有钱人和官家从来只有利益联盟，西门庆在世时给他银子，而且西门庆在当地有影响，他自然要维护西门庆，现在西门庆死了，树倒猢狲散，剩下孤儿寡母，再维护他有甚用！何况打虎英雄武松众人景仰，武大的遭遇众人同情，此时县官考虑的是所谓的 民意 ，这民意对自己是有好处的。 在这官员眼里，没有国家法度，只有个人得失。
和郑屠、西门庆相比，卢俊义算是个好汉子。不但富甲一方，而且为人仁义，可他不得不落草为寇。宋江、吴用为了骗他上梁山，用了种种计策。等被擒获到了梁山后，首先慷慨激昂： 卢某昔日在家，实无死法，卢某今日到此，并无生望。要杀便杀，何得相戏！ 当宋江邀他入伙时，遭到他严辞拒绝： 卢某一身无罪，薄有家私。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 好一个大宋的忠臣义民。可就是这样的忠臣义民，被官府逼迫成大宋的敌人。官家李固和卢俊义妻子通奸，为霸占家产诬蔑他坐了梁山第二把交椅。身为北京城的军政首长为什么这样容易相信？首先是卢俊义家产万贯又没有犯罪，没有必要上梁山。其次即使真的落草怎么会傻乎乎再回北京自投罗网呢？梁中书完全可以调查，怎能凭一面之词定卢俊义的罪，而卢俊义无任何申辩机会和救济渠道。
除了官府的逆向淘汰昏庸之士身居高位外，可能还有这几个原因。
一是平时卢俊义眼高气傲，身为河北三绝的卢大员外，声名远播又待人仁义，根本不把地方官梁中书放在眼里，不去请安不去送礼，梁中书早就对他不满。
二是梁中书觊觎他家的巨额财产，除了李固等人为陷害卢俊义奉上的重礼外，一旦卢家财产转到李固名下，便成了梁中书的库房，可任意取用。
三是与一切专制政权的神经过敏，将一切人视为敌人的沉疴有关。专制的政体因为不自信，只相信奴才，稍微有风骨有能力的人都会被视为潜在的敌人。 卢俊义符合这个标准。
把多数人视为敌人的政权，多数人必然会成为它的敌人。
卢俊义比起为富不仁的郑屠、西门庆而言，真是个民营企业家的楷模，可照样不容于大宋朝。
其实，在那个时代，民营企业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当西门庆，要么当卢俊义。
《西游记》乱谈假如孙悟空是团队的主管
我相信，争议最大的仍然是：为什么一定要唐僧做主管？除了完美型的唐僧，可不可以让力量型的孙悟空、活泼型的猪八戒、和平型的沙和尚也做一回主管？
我们应该正视的问题是，活泼型与和平型习惯于以人为中心，完美型和力量型则通常会以工作绩效为中心。因此，在那些高绩效的企业组织中，通常都有一位完美型或力量型的主管。
1、沙漠型的组织文化：
这种组织就像一盘散沙似的，你会感到一种可怕的冷漠和分裂。
2、俱乐部型的组织文化：
活泼型的主管因为感情色彩丰富，通常喜欢这种组织文化。他们会通过大量的宣传和明确的制度，高度体现出对员工的关怀。而事实上，他们真正感兴趣的乃是绩效。活泼型主管那种喜欢不停地冒泡泡的性格特点，但会无谓地消耗掉许多可贵的资源。
3、独裁型的组织文化：
完美型的主管习惯于自作聪明，力量型的主管习惯于自以为是，都有可能因为强调个人决策，从而形成一种独裁型的组织文化。这种组织文化强硬而又不近人情，它会向员工提出过高的绩效要求，很容易导致员工用某种激烈的形式表示反抗。
由于力量型人士的霸道和不屈不挠的性格特点，这种性格类型的主管成为独裁者的可能性更大。
4、平衡型的组织文化：
现代经理人所鼓吹的团队文化，其实是一种平衡型的组织文化。在这种组织中，员工们会表现出强烈的团队意识和成员意识。尽管在工作任务的分配上常常会有意设计一些适度的挑战。
但是，作为团队主管，要掌握个人与组织间平衡发展的关系，不仅需要全面的视野，也需要积极、冷静的心态；不仅要深切地关心每一位团队成员，而且要帮助他们制定行之有效的行动计划 这刚好就是完美型的性格优势，也只有完美型，才会为这种理想状态的组织结构的日臻完美而苦心经营。
《红楼梦》乱谈王熙凤、贾探春、薛宝钗的管理艺术
在MBA铺天盖地的今天，《红楼梦》居然与《韦尔奇自传》一样引起管理界的重视。例如，倪润峰就特别欣赏王熙凤的管理才能，同时也指出王熙凤存有权威性不足的弱点。有的论者为王熙凤封了一个 维持会会长 的头衔，认为王熙凤的权威管理是维持性的，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事实上，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提供了两种不同的管理模式，塑造了两种不同的管理权威：一是贪婪集权型，主要以王熙凤为代表；二是创新分权型，主要以贾探春、薛宝钗为代表。
王熙凤是维持会会长还是掘墓人
我们先来看看王熙凤的 管理权威 的属性。应该说，在协理宁国府时，王熙凤最出色地表现了她的管理才能。
首先，王熙凤对宁国府做了一次家族诊断。她极其尖锐地指出，宁国府存有 五大弊病 ： 头一件是人口混杂，遗失东西；二件，事列专管，临期推诿；三件，需用过费，滥支冒领；四件，任无大小，苦乐不均；五件，家人豪纵，有脸者不能服管束，无脸者不能上进。
针对这五大弊病，王熙凤决定采用猛药。一到宁国府，她就发表了措辞极其强硬的就职演说： 既托了我，我就说不得要讨你们嫌了。我可比不得你们奶奶好性儿，诸事由得你们。再别说你们 这府里原是这么样 的话，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错我一点儿，管不得谁是有脸的、谁是没脸的，一例清白处治。
根据这一思路，王熙凤开始制定规则，按岗定编，强化监管。这一措施收到了效果，宁国府的面貌立刻改变了。由此可见，王熙凤的权威性确实是很强的。
然而，同样是这个王熙凤，在给贾母理丧时却出乎意料地陷入 权威性不足 的泥潭困境。她既调不动人，也调不动钱，只得哀求众人： 大娘婶子们可怜我吧！我上头挨了好些说，为的是你们不齐截，叫人笑话。明儿你们豁出些辛苦来罢！ 尽管如此，仍然玩不转，被气得 眼泪直流，只觉得眼前一黑，嗓子一甜，便喷鲜红的血来，身子站不住，就栽倒在地 。
为什么王熙凤在协理宁国府时威重令行，而给贾母理丧时却权威不足、指挥失灵呢？这是因为，王熙凤的权威主要依靠贾母和娘家做靠山。一旦靠山倒了，王熙凤的权威便马上土崩瓦解。
其次，王熙凤肆无忌惮地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盘剥众人，在贾府上下积怨极深，毫无人缘。对于这一点，她本人也意识到了： 若按私心藏奸上论，我也太行毒了。也该抽回退步，回头看看。
显而易见，王熙凤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权威，有的仅仅是一时的权势而已；靠山一倒，便寸步难行，一败涂地，任凭她再有管理才能也无力回天。
还应该指出的是，正是王熙凤的这种贪婪和疯狂才给贾府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因此，王熙凤并不是贾府的维持会会长；恰恰相反，她是贾府真正的掘墓人。在《红楼梦》里，王熙凤的下场实际上是最惨的。这是完全符合历史逻辑的，也值得王熙凤的崇拜者们不断地深思和反省。
贾探春是利益为重的积极改革者
在《红楼梦》五十六回中，曹雪芹以一个章回的篇幅，完整地描绘了发生在大观园里的经济改革故事，并塑造了与王熙凤完全不同的管理权威贾探春、薛宝钗。
为了克服贾府的经济危机，贾探春凭借自己对当时正处于萌芽状态的市场经济的敏感，富有创意地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改革举措：采用公开竞标的方式，把大观园分包给园中的老妈妈们。这样一来，一个消费性的大观园就被改造成了一个生产性的种植园，捉襟见肘的贾府经济也因此找到了一个新的生长点。
对于贾探春的经济改革，薛宝钗予以充分的支持。然而，在指导思想上，两人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贾探春对她的改革相当自负，鲜明地打出了她的改革旗号： 登利禄之场，处运筹之界；穷尧舜之辞，背孔孟之道。 在贾探春看来，既然经济改革的目的在 利 ，那么打出 背孔孟之道 的旗号就是顺理成章的。很显然，贾探春对于改革的思考是直线式的。
为此，薛宝钗尖锐地批评她说： 你才办了两天的事，就利欲熏心。 薛宝钗指出： 若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世俗去了。 实质上就是要以孔子的 义利观 来指导这场经济改革，以防止改革滑向物欲横流的邪路。实事求是地说，薛宝钗的这一思想是非常深刻的。在薛宝钗的改革理念中，已自觉地包含了对于单纯商业利益的理性超越。薛宝钗的这一改革理念，应该说是曹雪芹为当时正在转型的中国社会重塑一个新的道德规范的积极尝试。
尽管贾探春片面求利的改革指导思想受到了薛宝钗的批评，但她的直线式的思维模式却一时难以完全扭转。例如，贾探春只看到承包的种种好处： 一则园子有专定之人修理花木，自然一年好似一年了，也不用临时忙乱；二则也不至作践，白辜负了东西；三则老妈妈们也可借此小补，不枉成年家在园中辛苦；四则也可省了这些花儿匠、山子匠并打扫人等的工费，将此有余，以补不足，未为不可。
与贾探春不同，薛宝钗却考虑到承包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她清醒地意识到，能够直接承包并得到好处的只是少数人，大多数人心里仍是不服的。如果不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那么承包就可能因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而遭遇种种意想不到的挫折。因此，薛宝钗建议，承包者年终时拿出若干吊钱来分给也在园中辛苦的老妈妈们，让她们也能分享改革的成果。
她对承包者说： 还有一句至小的话，越发说破了。你们只顾自己宽裕，不分与他们些。他们虽不敢明怨，心里却都不服。只用假公济私的，多摘你们几个果子，多掐几支花儿，你们有冤案还没处投呢。他们也沾带些利息，你们有照顾不到的，他们就替你们照顾了。
薛宝钗这一 小惠 主张，不仅兼顾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同时也为承包者的经营提供了新的保证，的确是一个符合 惠而不费 原则的双赢高招。
贾探春的直线式思维还影响到她对管理流程的改革思考。她考虑到， 若年终算账，归钱时，自然归到账房。仍是上头又添一层管主，还在他们手心里，又剥了一层皮 。贾探春认为， 如今这院子是我的新创，竟别入他们的手，每年归账，竟归到里头来才好 。
对此，薛宝钗再次表示反对： 依我说，里头也不用归账。这个多了，那个少了，倒多了事。不如问他们谁领这一份的，他就揽一宗事去。都是他们包了去，不用账房去领钱。
薛宝钗的反对意见显然是正确的。因为从本质上说，归账到账房和归账到园子里头，只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关系。从纯粹的管理角度来说，同样存在着重复算账的麻烦，而承包者同样存在着会被园子里的新账房剥皮的可能。因此，薛宝钗所提出的这些物质层面的改革主张，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承包者和众人的普遍欢迎。
薛宝钗是利义全一的高级管理人才
由于贾探春的思维是直线式的，因而她的改革思路只是停留在物质层面上。薛宝钗则不同，她在完成物质层面的思考之后，更进一步展开了精神层面的思考。为了给改革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薛宝钗提出了配套的改革措施，强化治安管理。她对老妈妈们说： 你们只要日夜辛苦些，别偷懒总放人吃酒赌钱就是了。 事实上，薛宝钗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加强治安管理，每天晚上带人各处巡查。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她对改革环境的重视。
薛宝钗和王熙凤一样，深知管人是要讨人嫌的。但她的处理风格却和王熙凤完全不同，她在就职演说中说道： 我本也不该管这事。就你们也知道，我姨娘亲口嘱托我三五回，说大奶奶如今又不得闲，别的姑娘又小，托我照看照看。我若不依，分明是叫姨娘操心。我们太太又多病，家务也忙。我原是个闲人，就是街坊邻居，也要帮个忙儿，何况是姨娘托我？讲不起众人嫌我。倘或我只顾沽名钓誉的，那时酒醉赌输，再生出事来，我怎么见姨娘？
薛宝钗把自己参与管理说成是身不由己、万般无奈的事情，这样不仅在相当程度上淡化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被管理者的同情。即使是强化治安管理，薛宝钗也不是金刚怒目式的，而是循循善诱，尽可能启发人们的羞耻之心。事实证明，薛宝钗的这套柔性管理确实具有很强的感化作用，人们对此都口服心服。
由于有了薛宝钗的新设计，贾探春的这次承包改革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正如李纨所说： 使之以权，动之以利，再无不尽职的了。 生产者的积极性被充分地调动起来了。 因今日将园中分与众婆子料理，各司各业，皆在忙时，也有修竹的，也有护树的，也有栽花的，也有种豆的，池中间又有姑娘们行着船夹泥的、种藕的。 同时，生产者的责任性也大大加强了。春燕道： 这一带地方上的东西，都是我姑妈管着。她一得了这地，每日起早睡晚。自己辛苦了还不算，每日逼着我们来照看，生怕有人糟蹋。老姑嫂两个照看得谨谨慎慎，一根草也不许人乱动。
还应该强调的是，与王熙凤相比，甚至与贾探春相比，薛宝钗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管理实权。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说，《红楼梦》中真正的管理权威就是薛宝钗。杜拉克就说过： 不论一个人的职位有多高，如果只是一味地看重权力，那么，他就只能列入从属的地位；反之，不论一个人职位多么低下，如果他能从整体思考并负起成果的责任，他就可以列入高级管理层。 按照杜拉克的这一标准，薛宝钗显然是可以进入 高级管理层 的。
(信息来源：《牛津管理评论》)
来源：全球纺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