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10日，陈毅元帅的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
原本不去的毛主席在追悼会开始前一个小时，突然决定要去，使得周围的工作人员紧张忙碌，好在在周总理的安排下，总算是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追悼会开始之前，毛主席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向大厅走去，一边走一边留意走廊两旁的花圈和挽联。
突然，毛主席在一个不起眼的花圈前停下了脚步，然后念起了挽联：
“ 仗剑如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河山，永离赤县。”
毛主席点点头：
“写得好。”
接着毛主席又转过头去，念了下联：
“挥戈挽日，接樽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毛主席注意到了，这幅挽联的作者是张伯驹。
“陈毅和张伯驹很熟吗？”
一旁的张茜（陈老总夫人）从后面走了上来，向毛主席解释了一遍。
“张伯驹来了没有？”
毛主席问了一句
张茜摇摇头：
“张伯驹没有来……追悼会不允许他参加。他们夫妇从东北吉林回来，一没有户口，二没有工作，生活很困难。”
一听张伯驹的情况，毛主席一下也坐不住了，赶紧嘱咐一旁的周总理：
“你过问一下，要尽快解决。”
一
笔者最早了解到张伯驹，还是他变卖家产，保护中国文物的故事，别的不用多说，据说现如今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半多文物，都是张伯驹无偿捐给国家的。当年为了搜集这些文物，张伯驹可以说是费尽心思，在他的眼中，这些蕴含了中国文化的字画的价值，甚至超过自己的生命。
张伯驹1898年3月14日出生于河南项城，父名张锦芳，晚清廪生，民国初年任众议院议员，张锦芳年轻时便慷慨豪爽，好济人之急，一生以行善乡邻出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张伯驹是继承了父亲的性格。
不过，幼年时张伯驹便过继给了伯父张镇芳。因为张镇芳是袁世凯兄嫂的弟弟，因此从关系上来讲，张伯驹是袁世凯的表侄。
出生于这样一个名门大户，张伯驹自幼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更兼聪颖好学，有神童之称，不过，张伯驹虽然出身显赫，但是在为官为商一道上，均无显赫的成就，他痴迷收藏，特别是遇到自己喜好的文物古玩，便要不顾一切的收藏到手。
张伯驹喜欢收藏，是因为真的热爱，而并不是因为这些文物身上的价值。
据张伯驹的老友孙曜东回忆：
“张伯驹虽然拥有偌大一份家业，但张伯驹在生活上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穿得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对汽车的要求是，只要有四个车轮而且能转就行了，丝毫不讲派头。但对看中的文物，张伯驹却是一掷千金。”
当然，如果把同样的情况放在今天，通常这类人都会被称作是败家。
可在收藏文物上，张伯驹着实是玩儿出了名堂，更兼研究中国文化，使得他在行业里相当出名。
也因为张伯驹身上传奇事儿太多，他后来同张学良、袁克文、溥侗并称为民国四公子。
张伯驹一生对国家做的最大的贡献，就是把许多珍贵的文物都保护下来，并传承到了今天。特别是在抗战爆发后，日寇不仅是侵略中国，更意图在文化上抹杀中国，于是四处搜集古董文玩带回日本。
尽管张伯驹一人势单力孤，但始终竭尽可能，也要把这些文物留在中国。
一次，张伯驹在湖北一家赈灾会上，碰到了展览的《平复帖》，平复帖是西晋时期著名书法家陆机所属，距今1700余年，更兼传承有序，名噪一时，清朝是被皇家收藏，辗转落于恭亲王奕䜣，后来传给了溥伟、溥儒。
张伯驹当时打听到溥儒准备出售此国宝，心中顿时焦急异常。
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以溥伟、溥儒为首的满清一老一少，便开始为满清复辟而筹措资金，并将他们家传的国宝文物收买，这一切都被当时日本侵略者所注意。
1936年，溥伟因手中收藏有大批的文物，引起了日本侵略者注意，为自保，溥伟急于出手这批文物，并将其中名贵的唐代画家韩干的《照夜白图》也拿出来兜售，张伯驹耳闻此事，忧心忡忡，立即托人购买，时隔多年后，他在回忆中讲了此事：
“余在上海闻溥伟所藏韩干《照夜白图》卷，为沪叶某买去。时宋哲元主政北京，余急函声述此卷文献价值之重要，请其查询，勿任出境。比接复函，已为叶某携走，转售英国。”
张伯驹显然知道此画的价值，奈何当局不重视，自己又无余财购买，等到他筹措够资金以后，画已经被英国人买走了。
《照夜白图》流失海外，是张伯驹毕生之痛。
耳闻《平复帖》又出现，张伯驹忧心忡忡，立马托琉璃厂一家老板向溥儒求购，但溥儒当时开价20万，后来张大千也上门求购，但同样被20万的开价所阻。
应该说当时的情况还是比较紧急的，后来又有一个白姓的字画商人，准备拿了这幅画卖给日本人，开价就是20万，但幸运的是，这幅字当时已经被张伯驹买走了。
通过多方斡旋，张伯驹了解到溥儒缺钱，因此托人再三劝说，用了4万元将字画收入囊中。
尽管为国家立下了赫赫功劳，但张伯驹却并不认为这是件大事，事后只是写了一篇小文章来纪念此事：
““在昔欲阻《照夜白图》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为了保护这幅字，张伯驹一家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艰辛。
1941年，张伯驹被绑架，绑匪索要300万，那时张家几乎是没有一分钱，但只要随便拿出一张字画就能够缓解，但张伯驹后来传话回来：
“家里那些字画千万不能动，尤其那幅《平复帖》！这是我的命，我死了不要紧，这个字画要留下来。”
绑匪后来也没办法，硬生生的把绑票费用从300万降到了40万，张家人七拼八凑了一些钱，才将人赎出来。
二
张伯驹的贡献，绝不仅仅只是一张《平复帖》。
当年溥仪离开北京，曾携带大批文物出逃，后来都流转在市面上，不少都流落他乡，到抗战胜利后，其中有一部分仍然在市面上流转，总数大约在1200多件张伯驹当时人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曾建议收回这些文物，其中有价值者不下四五百件，以当时市面上的行情来讲，不需要太多价钱就能收回来。
可惜的是，张伯驹的建议并没有被人采纳，无奈之下，他只好以个人身份来做这件事。
不少故宫之中的珍贵文物，也是得益于张伯驹的努力，才最终保存下来，其中不少书画价值不菲，千金难得，为了不使得这些文物流失海外，张伯驹不惜举债来购买，诸如范仲淹的《道服赞》、展子虔的《游春图》，基本上都是通过举债才买下来的。
1956年，张伯驹将自己生平收藏的8副珍品，全部都无偿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其中包括陆机的《平复帖》、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以及黄庭坚《草书》、展子虔的游春图邓8副作品。
同年7月，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沈雁冰为张伯驹颁发了一枚褒奖令。
从1956年开始，张伯驹便陆续把自己收藏的文物捐出来，后来调吉林第一博物馆副馆长后，张伯驹注意到了博物馆收藏并不丰富，于是又一次慷慨解囊，从自己私藏的文物中，拿出了几十副书画捐给博物馆。
有意思的是，也就是在1956年，张伯驹得知毛主席也是一个书画爱好者，于是把收藏的李白的《上阳台帖》送给了毛主席。要知道张伯驹当年收购这幅作品，花了六万大洋。
毛主席拿到这幅书法作品以后，爱不释手，但也仅仅只是局限于赏玩，后来又完完整整的送到了故宫博物院收藏。
到1958年，毛主席亲自定下了一个规矩：
“所有领导人不得私藏贵重文物，统统交给国家！”
也因为无私捐出国宝，张伯驹的爱国行为也引起了陈老总注意。
1957年，陈毅参观在北海举行的明清书画展，意外了解到其中绝大部分书画都是张伯驹捐赠的，立马萌生了想要去探望的想法。
参观完展览后，陈毅立刻驱车到张伯驹家中探望，并盛赞他保护国家文物的义举，张伯驹谦逊的说：
“老总过奖了，其实我也一直喜欢您写的诗，今日咱们俩是相见恨晚啊。”
尽管陈老总与张伯驹交往并不多，但两人始终维系着那份交情。
不过很遗憾，到了1958年，张伯驹被错划为“右派”。
尽管工作十分忙碌，但陈老总对张伯驹的处境十分关注。
1960年冬，时任吉林省委书记处书记的于毅夫到北京开会，他与陈老总是至交，因此专程登门探望。
闲聊之际，陈老总想起了张伯驹的情况，因此嘱咐于毅夫：
“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张伯驹，目前处境不太好，吉林省能不能给安排一下工作？”
当时吉林省缺乏干部，特别是有关文化方面的干部，一听是陈老总推荐，立马上心，时任吉林省委宣传部长的宋振庭立即指示吉林省文化局发电报给张伯驹夫妇。
张伯驹、潘素同志：
热烈欢迎你们来吉林工作，若二位应允，我们即派员前去商谈。
吉林省文化局。
1961年春，张伯驹收到吉林省发来的电文，顿时有些吃惊，不久之后，吉林省艺术专科学校副校长耿际兰到北京，亲自登门拜访张伯驹，邀请他去吉林。
不过，张伯驹当时心里有很大顾忌，不敢前往，想起之前曾有过一面之缘的陈老总，决定给他写封信问一问：
“五七年一见，觉公如冬日可亲，至今耿耿难忘。现受聘将去东北，拟趋谒辞行。可否，望复。”
可没想到的是，就在信寄出去后没几天，陈老总就专门派了车将张伯驹夫妇接来家里做客，一问才知道，原来此行到东北去，正是陈老总的努力：
“我是了解你的，党和国家也是了解你的。你把全部书画珍宝都无偿地捐献给国家，你是热爱祖国的。”
陈老总的一席话，让张伯驹很受感动。
不久之后，张伯驹夫妇动身前往吉林，受到了吉林省委的热烈欢迎，张伯驹被任命为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副研究员，专门从事文物鉴定工作，而妻子潘素则是被安排在吉林省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师。
到1962年年初时，吉林省博物馆还特意安排张伯驹夫妇回北京过年，当时夫妇两人还特意到陈老总家中表示感谢，陈老总关切的询问了他们的生活情况，并勉励他们：
“希望你们能在吉林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三
在那个特殊时期，张伯驹夫妇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后来回到北京以后，张伯驹夫妇孤苦无依，只好以变卖家产度日。
陈老总那时处境也很艰难，特别是到了1969年又身患重病，张伯驹几番打听到情况后，心中也十分挂念，还托人去问候：
“请代我转告陈老总，我祝他早日康复！”
几经辗转，陈毅也了解到张伯驹夫妇的处境，还嘱咐身边的人帮忙照顾，后来特意向周总理做了汇报，当时周总理也收到了张伯驹托章士钊转来的信后，马上批示：
“张伯驹先生可否安置为文史馆员，望与文史馆主事者一商。”
中央文史研究馆已经出具了聘书，就等着中央下决定。
可没想到的是，陈老总已经于1972年1月8日不幸去世，张伯驹听说消息后，万分悲痛，特地为陈老总写了一幅挽联。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张伯驹经常一个人在房间里默默流泪，因过于哀痛陈老总的去世，哭瞎了右眼。
万幸的是，毛主席参加陈老总追悼会期间，注意到了张伯驹所写的这幅挽联，毛主席得知张伯驹的处境以后，立即嘱咐周总理：
“你过问一下，尽快解决。”
1972年，在周总理的帮助下，张伯驹出任了中央文史馆馆员。不久之后，派出所的户籍民警专程上门，为张伯驹夫妇办理了落户。
半年后的一天，张伯驹家里来了一个客人，不过，张伯驹并不认识眼前这个人，正疑惑之际，只见来人从怀里掏出一封信：
“我特受张茜同志委托，前来将陈毅同志生前一直使用的围棋送与二位老人，张茜同志希望二老生活愉快，并祝愿你们健康长寿。”
陈老总在去世前，一直就很挂念张伯驹夫妇的情况，张茜也知道丈夫的思绪，于是特意将丈夫生前用过的围棋送给了张伯驹，并在信中致以问候：
“……陈毅同志卧榻期间，曾多次询问二老境况，常说二老的爱国热情十分可贵，嘱咐我一定要转告周总理多关照你们。如今二老问题喜得解决，若九泉之下的陈毅同志有知，也会得到慰藉的。现将陈毅同志生前最心爱的一副围棋赠送给二老，留作纪念。我衷心祝愿你们晚年幸福！”
时隔半年，张伯驹再一次听到陈老总的消息，并知道他在晚年仍然记挂着自己，不由得十分激动，他握住来人的手说：
“张茜同志把陈毅元帅生前最心爱之物赠与我，我感受到了最真挚的友谊是何等珍贵，感谢你，也感谢张茜同志，请转告我的心愿，祝愿她健康长寿，祝愿她的事业成功。”
尽管是历经波折，但张伯驹最终等来了那一天。
1978年，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批准了吉林省文物局上报的关于张伯驹的复查结论，并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到1980年，张伯驹身上“右派”的帽子也得以被摘掉。
张伯驹晚年仍然致力于文物工作，并出任京中山书画社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京华艺术学会名誉会长、北京戏曲研究所研究员。
1982年2月26日，张伯驹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