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时期，蝉是昆虫文学中的“主力军”。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搜集整理后发现，在本时期27篇专题昆虫赋中，蝉赋的数量高达12篇，几乎与其他12类昆虫的总量平分秋色，占据了昆虫赋的半壁江山。在诗中的情况与昆虫赋相似，咏蝉诗的总量稳居第一，其中专题咏蝉诗11首，诗中写蝉的次数高达130次，远远超过其他各类昆虫。在小说和散文中，蝉也是以66次的绝对优势位居数量榜首。可见，此时期不管是在诗、赋还是小说、散文中，文人都对蝉寄寓了极大的写作热情。蝉在文学中不仅有“量”的优势，更有“质”的提升，从而成就了它在汉魏六朝昆虫文学中的主体地位。
汉魏晋时期共有24篇昆虫赋，其中蝉赋10篇，始于汉，繁于晋。汉代的2篇分别是班昭的《蝉赋》和蔡邑的《蝉赋》：魏晋有8篇蝉赋，即曹植的《蝉赋》、傅玄的《蝉赋》、傅咸的《茹蝉赋》、《呜蜗赋》、孙楚的《蝉赋》、陆云的《寒蝉赋》、司马绍的《蝉赋》和温盼的《蝉赋》（残句）。
蝉赋在晋代集中出现，究其原因有二：一是赋发展到两汉之后，晋代抒情小赋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更为高妙。建安之后的社会动乱，影响了文学审美情趣的转移，独尊儒学的破除，导致了文人思想的解放和个性的觉醒，托物言志成为新的书写中心。咏物小赋能充分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体现对社会现实的讽刺与批判，具有寄托与比兴的象征意义，因而成为此时期的文学潮流。二是蝉的特殊习性得到文人青睐，蝉赋有利于营造物我合一的艺术境界。蝉餐风饮露的高洁象征，契合文人在剧烈斗争背景中下的内心追求：蝉的悲秋长鸣，则寄寓了文人沧桑凄苦的生命感伤。蝉赋在晋代的繁荣，是文学偶然选择和必然因素的结合。
汉魏晋时这几首蝉赋的作者，无例外，全是社会地位极高之辈。东汉的班昭是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出身儒学世家，是著名学者班彪之女、班固之妹。她继承父兄遗志，续成《汉书》，皇后等宫廷贵人们视其为师，世称“曹大家”。蔡屋是东汉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才华横溢且精通音律，创造了“飞白书体”，官至左中郎将。曹植是三国时期曹魏著名文学家，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曹操的第三子，被封为陈王。傅玄是西晋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官至司隶校尉，死后被迫封清泉侯，其子傅咸世袭爵位，官至御史中臣。西晋孙楚出身官宦世家，官至冯翔太守。陆云是东吴亟相陆逊之孙、东吴大司马陆抗第五子、陆机之弟，西晋著名文学家，官至清河内史。司马绍是晋元帝司马睿长子，东晋第二位皇帝，也是蝉赋中唯一一位皇帝作者。东晋名将温屏是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官至骤骑将军、散骑常侍，是晋明帝的布衣之交。
蝉赋的繁荣，与不同阶层文人对蝉的关注度联系紧密。从现存蝉赋数量来看，能体现出牌在当时文学书写中的活跃程度。不光是地位显赫的达官贵人书写蝉，也可能还有更多普通文人寓情于蝉，只是这些蝉赋早已随着作者一起，被涅没在历史长中。
汉魏晋蝉赋的集中出现，固然与当时的文学兴趣、价值追求有关，但作者本身的文学才华和显赫的社会地位，才是这些蝉赋流传下来的基本条件。如此多身居高位的文人，对蝉倾注了满腔的情感，加上他们有意识的文学传播，并由此带来的社会追崇效应，才是蝉赋繁荣的真正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