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人们对个体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三个基本问题所表现出来的态度，要比对其他任何问题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更能表现出真正的自我。
第一个问题涉及的是社会关系，我们探讨对现实的客观看法和主观看法的矛盾时，已经进行了相关的论述。不过，对于儿童来说，社会关系的问题还具体表现在他们能否完成这样的任务，即结交朋友、与人相处。个体是如何面对这个问题的？他对这一问题又是如何回应的？一个人如果对他自己是否有朋友，或者是否拥有社会关系，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并且认为通过自身的这一态度就可以回避社会关系问题时，那“无所谓”就是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通过这个“无所谓”的态度，我们完全能够得出关于他人格的方向和结构的结论。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个人的社会关系不仅仅局限于如何去赢得朋友，如何与人交往，社会关系还应该包括与这些关系相关的一些抽象观念，例如友谊、同志关系、信任和忠诚等。而一个人对于社会关系问题的回答，同样是他对所有这些抽象观念所持的态度。
第二个基本问题涉及的是个体如何投入和运用自己的一生，也就是说，他希望自己在普遍的社会分工中发挥一个怎样的作用。我们可以这样来推断这个问题，我们都不否认社会问题是由一个超越自我的你——我的关系来决定的，那么，我们同样也不能否定，第二个问题是由人——世界（即地球）的基本关系来决定的。如果我们将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看成一个人，那他总是与世界保持着联系。他对世界存在怎样的希冀呢？就好似我们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一样，第二个基本问题即个体的职业问题应该是一个涉及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而不是某一个体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私人问题。这种关系并不是由个体的意志所决定的。我们的个人意愿无法决定能取得怎样的职业成就，职业成就的取得是源泉于对客观现实的关系。基于这一原因，个体对职业活动问题的回答及回答的方式高度地体现出这个人的人格及其对生活所持的态度。
第三个根本问题的产生是因为人类存在男女两种性别。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同样不是个体单方面和主观的事情所能做到的；这个问题的解决必须与两性关系的内在客观逻辑相一致。如何与异性相处？如果你认为这个问题是典型的个人问题，那就错了。只有在仔细权衡所有与两性关系有关的问题后，我们才能找到正确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很明显，我们对爱情和婚姻的正确的解决方式中所出现的任何偏离，都体现出了人格上的缺陷和缺失。所以说，很多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妥善处理而造成有害后果的，都可以从更加根本的人格缺陷和缺失的角度来进行解释。
总而言之，正像我们上面所说的那样，我们完全可以依照个体对这三个基本问题（社会关系问题、职业问题和两性问题）的回答，去找寻他生活风格的大致方向及其独特的目标。个体的生活目标能够决定一个人的生活风格，而且这一生活目标能够反应出这个人的日常行为中。因此，如果一个人的目标是合作进取的，是向着生活中有建设性的一面指去，那么，我们就能够在这个人对所有问题的解决方式上找到这样的一个印记：他对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法都存在建设性的一面。其个体也会因此而感受到幸福和快乐，并且在这种富有见谁选哪个，并且十分有益的活动中体验到价值和力量。与此截然不同的是，如果一个人的目标总是指向生活中消极的方面，那么，这个个体就无法解决这些基本问题，自然也无法获得妥善地解决问题后所能享受的欢乐。
其实，这些任务在儿童早期时就已经出现了：每个人的感官发展与看、听、和说等社会生活方面的刺激是一致的；每个人都是在与兄弟、姐妹、父母、亲戚、熟人、伙伴、朋友及老师的多种关系下成长的。一个人一旦脱离了与其同伴的社会接触，就注定会遭遇失败，要知道，这些任务会以同样的方式伴随每一人的一生。
因此，个体心理学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对社会有益的事情就是“正确的”事情。对社会规范的任何偏离都可以被看作是对“正确之道”的偏离，并会与客观法律及客观现实的必要性发生冲突。这种与客观现实间的冲突，能够导致行为人感觉到明显的无价值感；同时，这种冲突也能够引发受害者同样或更加强烈的报复行为；最后，我们必须记住，偏离社会规范违反了人们内心的社会理想，而社会理想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存在我们每个人心中。
因为个体心理学积极强调要将儿童对社会情感的态度当作他们发展的检测器，所以，个体心理学能够轻松地确定和评价儿童的生活风格。因为一旦儿童遇到什么样的生活问题，他都会在这种考验情境中（就像被测试时）表现出他是否怀有社会情感，他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理解力，他是否在追求对社会有益的某种目标。然后，我们可以发现他向上努力的方式及其努力的节奏，我们能够看出他表现出来的自卑感的程度及其社会意识的发展强度。将所有的这些交织在一起，并将其相互关联，就足以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而且这个统一体在被发现有缺陷和新的统一体重建之前是不可分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