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学斌
蒲安臣与中国代表团，1868 年摄于华盛顿
1861年春，美国历史上著名总统之一的林肯，签署了一道总统令，委派蒲安臣（Ansan Burlingame）出任驻奥地利公使。然而，蒲安臣个人的政治倾向却给这个职务带来了巨大的阻碍。早在众议院任外交委员会委员时，蒲氏就曾发表赞扬匈牙利革命、支持撒丁尼亚地区独立、反对奥地利武力统治的言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奥地利政府就以此为由，拒绝蒲氏赴任。
等到消息传到蒲安臣耳里，他已行至巴黎，进也不是，退也不成，可谓极其狼狈。然而几日后情形为之一变，美国政府发来电报，改派蒲氏赴中国出任第一任驻华公使。蒲安臣可谓喜出望外，立即启程奔赴中国。
在蒲安臣进退维谷之际，中国颁布了允许列强派遣驻京使节的谕旨，算是拉了这位美国佬儿一把。而这位共和党人，也在中美两个老新大国的近代交往中，缔造了一段堪称神奇的经历。
蒲安臣（Ansan Burlingame）半身肖像照。
蒲安臣在中国看似不偏不倚的形象，使得他在清廷高层官员中人缘颇好。当清政府考虑派遣使团人选时，正好蒲安臣在中国的使臣任期即将结束，在恭亲王为之举行的欢送宴会上，蒲安臣表示“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一句惊醒梦中人，奕䜣突然意识到，眼前这位美国佬，不正是出使的合适人选吗？况且“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为难；用外国人为使，则概不为难”。实在是一箭双雕。
蒲安臣被任命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出访“有约”的欧美各国。到1869年年初，使团来到法国。法方的回应依旧是冰冷。在拜见法皇拿破仑三世时，蒲安臣极尽恭维之词，希望得到法方的好感，谁知法皇的回答十分空泛，几无有效内容。蒲安臣在法国前后待了8个多月，费尽口舌，用尽手段，仍没有在外交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该年年底，使团抵达柏林，开始访问德国。时值俾斯麦为首的普鲁士统一德国关键之时，特别需要国际社会的认可与支持，于是对中国使团极为友好，安排了丰富豪华的各种社交和娱乐活动，并在外交方面达成了诸多共识。应该说，除了美国外，德国之行是使团为数不多的达到预期目的的国家。
1870年2月2日，使团来到俄国，这是雄心勃勃的蒲安臣意欲拿下的另一个大国。可惜此时病魔已悄然而至，20天后，蒲安臣死于肺炎，享年50岁。清朝政府为表彰蒲安臣其担任驻华公使时之表现，授予其一品官衔，以及抚恤金一万两银子。
同行的中国官员志刚在追忆蒲安臣生平时，不免惋惜地写道：
（蒲安臣）为人明白豪爽，办事公平，而心志未免过高，不肯俯而就人，一遇阻碍，即抑郁愁闷而不可解。兼之水陆奔驰，不无劳瘁，受病已深，遂致捐躯于异国。
如此意志坚定、不达目的不罢休之人，哪里是清廷眼中的“蛇足”，简直是龙头!
时任户部尚书的董恂，1869 年摄于北京。蒲安臣和董恂关系甚笃
蒲安臣使团自1868年2月出发，至1870年10月归国，历时两载多，对11个欧美国家进行了访问和考察。几乎与之同时，邻邦日本也向西方派出了一个更为庞大的由政府要员岩仓具视领衔的外交使团，从1871年12月出发，到1873年9月结束，史称“岩仓使团”。
较之蒲安臣使团，岩仓使团规格更高，几乎囊括了明治维新政府的所有重要人物。而且该使团准备极为充分，意在全面学习西方大政方针、先进制度，用随行人员伊藤博文的话说：“为使我帝国进入开明各国之社会，⋯⋯内政应如何改革，应有何种法律，政务应施何等之方略，外交应以何为标准，以及应如何交际等等，⋯⋯都是需要咨询研究的。”一言以蔽之，“内治外交、前途大业成败与否，在此一举”。
目标往往决定前景。果不其然，之后20多年内，日本迅速西化，走上了一条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反观中国，依旧在近代化的门口徘徊彷徨。终于时光聚焦到1894年，一场海战改变了中日两国的命运。
照此看来，蒲安臣虽完成了从美国公使到“中国使臣”的神奇转变，开启了近代中国出使西方的第一步。不过，此事件好比一枚小小石子投入一池无边的死水之中，仅仅泛起了些许微微的涟漪，并不足以带来实质性的变革。中国迈入近代化的行程，依旧漫长艰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