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特洛伊战争以及公元前1250年左右的特洛伊城，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的资料，这些资料尚无定论。然而，对于据称大约发生在同一时期的另一个事件来说，我们掌握的证据却少得多，因而更难下结论。这一事件与希伯来人走出埃及有关，故事就记录在希伯来《圣经》里的《出埃及记》中。
据《圣经》记载，在一位不知其名的埃及法老统治时期，摩西（Moses）率领以色列子民摆脱奴役地位，逃离埃及。我们从故事中得知，在遭到奴役之前，以色列人在埃及身为自由民已长达数个世纪之久。《出埃及记》中称，他们最初是在雅各（Jacob，圣经中记载的犹太人祖先之一）在世的时候（可能在约公元前17世纪）来到埃及的，当时已经在此生活了400年。假若果真如此，他们应该是在喜克索时期来到埃及的，直到青铜时代末的埃及鼎盛时期，包括阿马尔奈时期还留在埃及。1987年，法国埃及学家阿兰·齐维耶（Alain Zivie）发现了阿普尔—埃尔（Aper-El）之墓，这是个闪米特人的名字，公元前14世纪他在法老阿孟霍特普三世和阿肯那顿的手下担任“维齐尔”（the vizier，法老委任的最高层官员）。
▲摩西分开红海的艺术画
据《圣经》记载，希伯来人的上帝降下十场瘟疫，劝说埃及法老继续奴役这支少数族裔并不值得，之后，摩西率众希伯来人匆匆逃离埃及。据称，以色列人此后踏上了一条一走就是40年的漫漫征途，最终来到迦南，重获自由。据说他们在游荡之中，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路，夜间则以火柱光照道路，不时天上会降下吗哪（manna）来供他们食用。在去迦南途中，他们在西奈山上接受了十诫（Ten Commandments）并建造了“约柜”（Ark of the Covenant）来安放写有十诫的法版。
《出埃及记》已然成为希伯来《圣经》故事中最着名的故事之一，这段故事历久不衰，今日犹太人在逾越节庆祝活动中仍在颂扬。然而，它也是通过古文献或古文物最难得到证实的故事之一。
《圣经》故事中提供的线索显示，如果“走出埃及”的故事的确发生过，那它就应该发生在公元前13世纪中叶，因为故事中讲，当时希伯来人正忙于为法老建造比东（Pithom）和兰塞（Rameses）两座“积货城”（《圣经·出埃及记》出1:11—14）。在这些古城遗址上的考古发掘表明，它们都是在塞提一世（Seti I，或许就是那位“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在位时（约公元前1290年）开始兴建，在拉美西斯二世在位时（约公元前1250年）完工的，拉美西斯二世可能就是希伯来人走出埃及时的法老。
前往埃及的现代游客以及19世纪文学的爱好者对拉美西斯二世尤为熟悉，因为埃及帝王谷附近其停灵庙处拉美西斯二世那尊倒下的雕像令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写下了那首着名诗歌《奥西曼提斯》（Ozymandias）：
客自海外归，曾见沙漠古国。
有石像半毁，唯余巨腿，
蹲立沙砾间。像头旁落，
半遭沙埋，但人面依然可畏，
那冷笑，那发号施令的高傲，
足见雕匠看透了主人的内心，
才把那石头刻得神情惟妙惟肖，
而刻像的手和像主的心
早成灰烬。像座上大字在目：
“吾乃万王之王是也，
盖世功业，敢叫天公折服！”
此外无一物，但见废墟周围，
寂寞平沙空莽莽，
伸向荒凉的四方。
这首诗发表于18，仅在让—弗朗索瓦·商博良成功破译埃及象形文字的5年之前。雪莱当时只能根据古希腊历史学家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Diodorus of Siculus）的错误翻译来创作，狄奥多罗斯错将拉美西斯二世的王名译作“Ozymandias”，而非正确的王名“User-maat-re Setep-en-re”。
学术专着和通俗读物往往会将拉美西斯二世当作希伯来人走出埃及时的法老，但不幸的是，如果用《圣经》中的纪年法来算的话，这种说法根本行不通。根据《圣经·列王纪上》（6：1）中的记载，走出埃及发生在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建立圣殿（约公元前970年）的大约480年之前。然而，公元前1450年这个时间正值图特摩斯三世法老在位末期，当时埃及乃是近东一霸。我们已经讲过，公元前1479年，美吉多大战之后，图特摩斯三世将迦南的土地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他绝不可能会让以色列人从埃及逃至此地，他的接班人也不可能会让他们在此地游荡40年之久，然后定居下来。即便在图特摩斯三世当政之后，埃及依然牢牢掌握着迦南的控制权，上述情况也难以发生。此外，现在并没有证据表明希伯来人或以色列人在公元前15或前14世纪曾在迦南土地上生活过，如果走出埃及的故事确实在约公元前1450年发生过，那就应该有证据才是。
▲摩西逃出埃及的艺术画
因此，多数世俗考古学家更支持走出埃及发生在公元前1250年这样一个观点，这种观点虽置《圣经》纪年于不顾，但从考古学和史学观点来看却更说得通。说得通的理由是，这个时间正值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期间，他正是建起《圣经》中记载的比东和兰塞两座城市的那位法老。这个时间还与《圣经》中记载的大量迦南城市被神秘之手毁灭、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游荡四十载方得进入并征服迦南的大致时间吻合，甚至还赶上了法老麦伦普塔在其“以色列碑”（Israel Stele）中提及的时间—这段铭文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07年，是《圣经》之外最早提及“以色列”这一实体的文献。
这段铭文之前我曾顺便提过，它是在法老麦伦普塔在位第5年时完成的。1896年2月，威廉·马修·弗林德斯·皮特里（William Matthew Flinders Petrie）爵士在麦伦普塔停灵庙中发现了这段铭文，停灵庙位于现代城市卢克索跨尼罗河对面的帝王谷附近。在石碑碑文中，麦伦普塔声称他征服了一支叫作“以色列人”的民族，他们定居在迦南地区。碑文中是这样写的：
列王匍匐在地，声声求饶，
九弓（Nine Bows，古埃及人对传统敌人的称呼）之中无人胆敢抬起头颅。
特赫努成为荒土；赫梯也已平定；
迦南诸恶邦皆遭洗劫；
阿什克伦（Ashkelon）落入我手；
基色（Gezer）也被我占领；
雅罗安（Yanoam）被夷为平地；
以色列一片荒芜，其种无存；
胡鲁（Hurru）成了埃及的寡妇！
所有土地皆已为我平定；
不安分者也已如数被缚。
尽管与《出埃及记》有关的遗址已经挖掘了不少，包括一直和近来在以色列的哈佐尔（Hazor）以及西奈半岛北部的泰勒埃尔—伯格（Tell el-Borg）的挖掘，但是与《出埃及记》历史有关的具体证据几乎依然没有—到目前为止，一切还都是推断而已。
从另一方面讲，以色列人三千多年前在旷野中安营扎寨长达40余年，人们能指望找到什么遗留至今的文物呢？如果他们如同今天的贝都因人那样过着游牧生活而非定居在永久建筑之中，他们大概会住帐篷，在地上挖洞来埋撑帐篷的木桩。这样一来，找寻走出埃及遗迹的考古学家不但难以找到永久建筑遗址，他们就连那些帐篷桩孔都无处可寻了。
同样，许多人还不辞劳苦地找寻《圣经》中降临在埃及人头上的那十灾（包括蛙灾、蝗灾、疹灾、蝇灾、雹灾等等）以及埃及人长子之死的证据，他们的努力不是徒劳无功便是难以令人信服。人们也没有找到《圣经》中红海（芦海）被一分为二的实际证据。总而言之，尽管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解释《圣经》中这种种现象的假说（不少还编成了电视节目在有线电视频道播放），比方说它们与爱琴海中圣托里尼岛（Santorini）岛火山喷发有关联等等，但是确凿的证据—无论考古还是地质学等方面的证据—依然扑朔迷离。
有人或许会问，红海一分为二，法老的战车驭手连同战马、战车和武器一起被海水淹没，考古学家们能指望找到什么证据呢？迄今为止，除了偶尔有些与之背道而驰的说法之外，考古学家还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发现。就连爱琴海圣托里尼火山喷发引起的海啸分开海水的这个说法也难站住脚，因为根据放射性碳和冰芯测定，火山爆发的时间现在已经至少被推后到了公元前1550年，更有可能是在公元前1628年，而希伯来人走出埃及的时间最有可能是公元前1250年，最早也是公元前1450年。
因此，这两个事件之间至少相隔一个世纪（公元前1550年至前1450年），或许更有可能将近四个世纪（公元前1628年至前1250年）之久，这意味着将红海一分为二以及《圣经》中种种瘟疫等现象与火山爆发联系起来的做法明显是错误的。
▲摩西分开红海的艺术画
希伯来圣经《约书亚记》（Book of Joshua）中详细讲述了以色列人入侵并征服一系列迦南城市的故事。据此记载，人们可能期待过在业已发掘的迦南遗址[如美吉多、哈佐尔、贝瑟尔（Bethel）、艾城（Ai）等等]上能找到被大规模破坏的证据。不过，我们还要记住，《士师记》（Book of Judges）中的某些叙述却有与《约书亚记》冲突之处，这里所描绘的征服情景略有不同（篇幅更长，不甚血腥），以色列人和迦南人在那几个城市中杂居在一起。正如我们在之前讲过的那样，主要问题在于，对于《圣经》所述的当时在迦南遭毁的那些城市，人们找到的确凿证据微乎其微。目前的说法是，美吉多和拉吉（Lachish）两处都是在一个世纪之后的公元前1130年左右被毁的（下文会讲到），而其他地方—如杰里科（Jericho）—没有证据表明它们在公元前13世纪，甚至在前12世纪有任何遭毁的迹象。
只有哈佐尔一城曾有毁灭的可能，因为它位于卫城之上的青铜时代晚期的宫殿（或神庙）显然曾遭火焚烧，这座城市至少部分被毁，证据是倒塌的木梁和装满烧焦了的小麦的储物罐。这些建筑物都是在公元前14世纪哈佐尔城鼎盛时期建造的，当时在埃及阿马尔奈文书中也曾提及。它们毁坏惨重，哈佐尔城门也是如此，它“在无坚不摧的熊熊烈火中”被付之一炬，坍塌的大量泥砖和灰烬堆起来足有一米半高。最近对哈佐尔城上部的考古发掘发现了更多同样的情况：那里有“一层层堆得很厚的灰烬，烧焦的木梁，碎裂的玄武岩板，玻璃化了的泥砖，倒塌的墙壁以及残缺不全的玄武岩雕像”。值得一提的是，哈佐尔城仪式区域标识为1A地层的公共和宗教建筑以及哈佐尔城的其他地方“被厚厚的残石碎片完全埋没，死死封住”。
尽管遭毁的年份尚有争议，但此城的最早发掘者伊加尔·亚丁（Yigael Yadin）和现在的发掘者之一阿姆农·本—托尔（Amnon Ben-Tor）都倾向于公元前1230年左右。然而，毁坏也可能是后来发生的，甚至可能在公元前12世纪初。要想知道确切而科学的答案，我们就得等到夏天，装满小麦的储存罐的放射性碳测试结果出来了。
肇事者的身份也无法确定。近来进行发掘的考古人员有一个很有道理的说法—尽管这些观点似乎不太有说服力。他们认为城市毁坏的罪魁祸首既非埃及人，也非迦南人，因为属于这两个文明的雕塑表面在毁坏过程中都损坏了，他们自己的战士是不会这样做的。海上民族也被排除在外，理由是没有发现可以识别他们身份的陶器，此地距离大海也很遥远。本—托尔基本上同意早期挖掘者伊加尔·亚丁的说法，认为以色列人是最有可能的，也最合逻辑，但与其共同监督挖掘工作的莎朗·朱克曼（Sharon Zuckerman）却发现，此城临近毁灭前曾有一段衰落期，她认为城市的毁灭或许是由居民自己的内乱造成的，城市遭毁之后被废弃，直到公元前11世纪的某个时候才得以复苏。
总结说来，尽管我们可以明确知道哈佐尔毁于公元前13世纪或前12世纪，之后又被废弃长达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但是被毁的确切时间以及明确的罪魁祸首仍无法确定。同样，希伯来人走出埃及这一事件究竟是史实还是神话传说目前也仍是未解之谜，尽管世界上有很多人想知道真相。对现有证据重新包装、老调重弹也无助于解明真相。这个谜团也许会在未来的一次发现中被揭开，或许要经过艰苦的考古研究，或许不经意间得到解释，或许对走出埃及事件的某个另类解释就是谜底。比方说，或许以色列人利用海上民族在迦南造成的破坏乘虚而入，进而控制了这个地区；或许以色列人实际上就是生活在这一地区的迦南大族的一部分；又或许以色列人是在几个世纪里和平迁移至该地区的。假如这些对希伯来人最终来到迦南地区的另类解释中有一个是正确的，那么正如某些学者所言，走出埃及的故事可能是在数个世纪之后被编造出来的。同时我们还要留意可能存在的谎言，因为与走出埃及一事有关的种种事件、人物、地点等等已有不少令人无法信服的言论。毫无疑问，无论有意无意，更多不准确的说法将来还会不断出现。
我们此时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从陶瓷、建筑及其他物质文化形式的考古证据来看，以色列人作为一支可识别的族群，公元前13世纪末已在迦南存在，他们的文化连同非利士人和腓尼基人的文化在约公元前12世纪的某个时候从迦南文明毁灭的灰烬之中崛起。这就是为何我们要在此处谈及走出埃及这个问题的原因，因为以色列人是构成新世界秩序的各个族裔中的一分子，他们从青铜时代晚期之末的乱局中悄然兴起。
本文改编自《文明的崩塌：公元前1177年的地中海世界》，作者：埃里克·H.克莱因，译者：贾磊，由网易历史授权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