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行不悖”是指同时进行而互相不违背。典故出自战国时期孔子的孙子孔伋在宋国作的《中庸》：“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这段记载的意思是：孔子遵循尧舜的传统，模仿周文王、周武王，上遵从天时变化，下符合地理位置，好像天地没有什么不能负载、没有什么不能覆盖的；又好像四季的更替运行，日月交替光明，万物同时生长发育互不伤害，天地的道同时运行而互不违背。小德如江河流行，大德敦厚化育。这就是天地之所以为大的原因。孔伋，字子思，战国时鲁国（今山东）人，其祖籍在河南商丘；生于公元前483年（东周敬王三十七年），卒于公元前402年（周威烈王二十四年），终年八十二岁；与孔子、孟子、颜子、曾子被共称为“五大圣人”。因此旧时以子思、孟子、颜子、曾子配祀孔子于孔庙，所以又与孟子、颜子、曾子并称“四配”。子思之父孔鲤是孔子的妻子、宋国人丌官氏所生，死于孔子之前。子思的年代当跟孔子的年代相当。《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生伋，字子思”；“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子思曾师事曾参，孟子是他的再传弟子。汉唐儒者如郑玄、孔颖达等认为西汉时商丘人戴圣编着的《小戴礼记》录入的《中庸》即为孔伋所作，宋儒基本都肯定这一说法。程、朱一派对《中庸》尤为尊崇，以为“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唐宋开始，“道统”论兴起，学者一般认为，子思上承曾参，下启孟子，在孔孟“道统”的传承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庸》亦为儒家心性理论的主要渊薮之一。《孔丛子·居卫第七》记载：“子思年十六适宋，宋大夫乐朔与之言学焉。朔曰：‘《尚书》虞、夏数四篇，善也。下此以讫（截止）于《秦》《费》，效尧舜之言耳，殊（很；极）不如也。’子思答曰：‘事变有极，正自当耳。假令周公、尧、舜不更时异处，其书同矣。’乐朔曰：‘凡书之作，欲以喻民也，简易为上。而乃故作难知之辞，不亦繁乎？’子思曰：‘《书》之意兼复深奥，训诂（解释的意思）成义，古人所以为典雅也。’曰：‘昔鲁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为知者传，苟非其人，道不传矣。’今君何似之甚也！’乐朔不悦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鲁虽以宋为旧，然世有仇焉，请攻之。’遂围子思。宋君闻之，不待驾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于羑里作《周易》，祖君屈于陈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无作乎？’于是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这段记载说的是：子思十六岁那一年到宋国来，宋国大夫乐朔和子思讨论学问。乐朔说：“《尚书》中虞书、夏书四篇，写得很好。从此以下直到《秦誓》《费誓》，仿效尧舜之言，尤其比不上虞书和夏书。”子思说：“事物变化是有标准的，适宜的就是恰当的。假如让周公和尧舜更换时代，他们的书就会相同。”乐朔说：“大凡着书立说，都是想使民众明白一些道理，应该以简易为上，而《尚书》虞夏以下的篇章故意写一些难懂的言辞，这不是烦琐吗？”子思说：“《尚书》的思想复杂深奥，通过文字解释可以了解大义，古人这样做是追求典雅。从前鲁国小巷也有人说过类似您说的话，我听了这些话曾经说过：‘圣人之道是传授给智者的，如果不是智者，圣人之道就不会传授给他。’今天，您怎么如此像鲁国那个小巷之人呢。” 乐朔不高兴地退出来，说：“孔伋这个小孩乳臭未干，竟然侮辱我。”乐朔的门徒说：“孔氏虽然与宋国有旧的关系，但也曾与宋人有世仇，请允许我们攻打他。”于是就将子思的居处包围了起来。宋国国君听说此事，不待驾车就去解救子思。子思从困厄中脱身后，说：“周文王困厄于羑里而作《周易》，我爷爷被困于陈、蔡而作《春秋》。我在宋国被困， 怎能没有述作呢？”于是就作了《中庸》四十九篇。“并行不悖”这一成语，就是从孔伋在宋国作的《中庸》里的“道并行而不相悖”来的。
例句：“发展火力发电和水力发电，并行不悖。”（刘秀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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