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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山人《临河序》文本与书法问题
文/邱才桢
八大山人（1626-1705）晚年有多件《临河序》书作。据王方宇统计，自康熙三十二年（1693）至康熙三十九年（1700）八年内，款署八大山人的《临河序》所见共十九件，可以确定为真迹的为十二件。这些作品被有些学者称为临《兰亭序》，但无论其文辞内容，还是书法风格都与《兰亭序》迥然有别。这些反复书写的，与《兰亭序》甚少关联的《临河序》书作作于八大山人书法风格的成熟期。而且，八大山人书画中，反复出现的“涉事”题识的作品也出于这一时期。这对于我们考察八大山人书法临、创观念无疑提供了具有代表性的案例。
八大山人在对《临河序》和《兰亭序》称呼上具有随意性，白谦慎根据八大山人己卯（1699）秋八月所作书画册中后面的题跋，认为八大山人心目中《兰亭序》和《临河序》本一回事，八大山人直接将他所临的《临河序》称为《兰亭序》。事实上，八大山人也曾把赵孟頫收藏过的《兰亭序》称为《临河集序》。在八大山人的《临河序》书作的落款中，有些有“临”《临河序》的字样，有些则没有。以至于有些学者推测王羲之是否真有名为《临河序》的传本，王方宇和邱振中都指出：八大山人所谓的“临”，只是“抄”《世说新语》中刘孝标的注而已。这些临本都没有王羲之书法风格的痕迹，他只是按自己的风格书写。因此，这些都不能称为临《兰亭序》的作品，应该被称为抄录《临河序》的作品。
八大山人在“临”《临河序》时是否真有一件王羲之《兰亭序》或《临河序》在侧，以供临写？一种情况是有，如康熙三十二年癸酉（1693），后面有跋提及：“世传逸少临河集叙，大为得意之作，凡数十本，此本当是弁山宝物。假子昂北道十三跋此，蔑以加也”；又康熙三十八年己卯（1699）提及：“此为王逸少《临河集序》，近世所传《定武》本凡三百廿五字，《临河序》止得百字。更碑室一本，较山人所临字大，子昂北道那得此耶？”这里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八大山人临写时或有“弁山宝物”，即赵孟頫收藏并题跋过的《兰亭序》，以及“更碑室一本”在侧。此外，八大山人还对《定武》兰亭在当时的流传情况有着相当的了解。另一种情况则不明，大量存有“临”字的《临河序》并没有表明所本，因此，王方宇等学者认为是对《临河序》文本的抄写。
无论是有没有《兰亭序》或《临河序》的原本在侧，八大山人都没有选择取法《兰亭序》的书法风格，也没有采用《兰亭序》的文本。这种白谦慎称之为“臆造性的临写”已经离原本很远，董其昌、王铎等人的临写虽然在文本和书法上与原本多有距离，但多少有些蛛丝马迹的联系，而八大山人的所谓“临”已经远离了书法史意义上的“临”的概念，因此，我更愿意把这种临写行为归于文本意义上的，近乎八大山人所谓的“涉事”，即“临渊羡鱼”之类的偶尔涉猎而已。其中反映了八大山人对于《兰亭序》和《临河序》深层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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