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活在世上，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社会生活中，或是明星，或是政要，或是平民百姓，或是这种那种公众人物；在家庭生活中，或为人父（母），或为人子（女），或为人夫（妻），或为人兄（弟），又有各种不同的身份。把公众人物的私人生活当作娱乐八卦津津乐道，大多出于好奇好玩，没有多大的意思。《宋史．王旦传》有不少文字，记载宋真宗时宰相王旦居家过日子的私事及家庭琐事，却能使人见其“修身齐家”之一斑，别有一番感受。对于立体认识王旦，不无补益；对于今之治国理政，也堪为镜鉴。
堂堂一国之相，家有绫罗绸缎珍奇古玩不足为奇，王旦不然。他用的被褥穿的衣服布料都很一般，家人想用“缯锦”（有彩色花纹之丝绸）为其镶绣“毡席”，未曾得到他的许可。他的弟弟看中了一条玉带，感到很漂亮，专门买了送给他，他让他弟弟繫在自己身上，问道：“还漂亮吗？”弟弟回答说：“我自己怎么看得见呢？”王旦说：“只是使别人见了称好，徒然加重自己身上的负担，戴了干吗呢！”他没有接受弟弟的好意，依然佩朝廷所赐之带。王旦也“不置田宅”，住的只是先人留下的旧庐。如此这般，亦可见其“荐贤而不市恩”之真实性。王旦去世之后，人们方知“朝士多旦所荐”，倘若他“荐贤市恩”以至于卖官鬻爵，以官衔大小论价，还能清贫如此吗？
宰相之家可谓名门大族，并非“三口之家”可比，上下左右的关系都得理顺。朝夕相处，天长日久，难免有磕磕碰碰的事令人不快。人在官场，身不由己，但将家庭作为避风港，憋屈之事，回家发泄，也情由可原。王旦能做到“家人未尝见其怒”，即使“饮食不精洁，但不食而已”，实为不易。家里的人测试过他“制怒”的底线：“尝试以少埃墨投羹中，旦惟啖饭，问何不啜羹，则曰：‘我偶不喜肉。’后又墨其饭，则曰：‘吾今日不喜饭，可别具粥’。”如此克己待人，连一般的人都很难做到。至于“旦事寡嫂有礼，与弟旭友爱甚笃。婚姻不求门阀”，也是在宗亲关系中待人宽厚的一种表现。他的这种格调，与他在朝堂之上同僚之间严于律己宽厚待人的大度包容正相一致。
王旦家风纯正，没有瞒上欺下口是心非贪图安逸挥金如土的陋习。他之所以“不置田宅”，乃是为了使子孙自立自强而不因财忘义，所谓“子孙当各念自立，何必田宅，徒使争财为不义尔”。他在临终之时仍不忘告诫子弟：“我家盛名清德，当务俭素，保守门风，不得事于泰侈，勿为厚葬以金宝置柩中。”尤其是他一生的言行，更是让子孙信服的家教以及留给子孙的精神遗产。他的三个儿子王雍，王沖，王素个个成才，与他的言传身教不无关联。尤其是季子王素，在“西边”当地方官“多惠政”，日后“再为渭州，边民老幼，至相率称贺”；在朝堂为台谏，刚正不阿，以至直言谏“色”，让宋仁宗忍痛割“爱”，“立命遣二女出”，与蔡襄、余靖被史官并称为“昭陵贤御史”。
如果在三十年前，我或许会对史书所载的这些事心有疑窦，以为这种“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的‘正史’”不足为据。如今却以为史书所载虽然不可全信却也不可不信。就以《宋史》的“列传”而言，同为“帝王将相”的，该鞭笞的照样鞭笞。同是王旦，也不忌讳或掩饰其过，例如他的“不谏‘天书’之失”。
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句话，以往也没有多大的兴趣，只把它当作儒家的一种教条。因为有太多的事实使人感到，这句常被官场中人挂在嘴边的话，只是他们进入官场的敲门砖，混迹于官场的附身符。然而，王旦的私事与家庭琐事，却能让人看到修身齐家与治国理政之关系的清晰脉络。
首先是“修身”：所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不仅治国理政，想树立一种好的家风，也用得上这句话。
其次是“齐家”：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以为“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屋”的，未免有些虚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