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介祺，号簠斋，清末最负盛名的金石学家之一。《清史稿》称其“所藏钟鼎彝器为近代之冠”。《中国大百科全书 考古学》赞誉他为：“清代金石学家中收藏最富的一位”。清末以来的金石学者，对其鉴藏成就无不叹服。
人生有浮沉，陈介祺晚年从钟情碑石钟鼎转而醉心秦汉古玺，与他的生活境遇颇有关联。
念一生所聚，不可使古人不传
陈介祺的父亲陈官俊是嘉庆十三年的进士，曾以翰林入直上书房，后为上书房总师傅，历官工、兵、礼、吏四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陈介祺早年随父进京，对金石、文字的收藏与考订之好，就形成于此时。他三十三岁中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道光年间，其父陈官俊屡受夺俸处罚。咸丰三年，朝廷又强令陈介祺代父认捐银钱四万两以解户部财政之困。陈介祺经此种种遭际，深知宦途峻险，次年即借口处理母亲的丧事而返归故里，不再复出。
致仕后的陈介祺在他“陶文齐鲁四千种，印篆周秦一万方”联句的题记中自谓“余归来不能治钟鼎”。受客观条件所限，不能继续研究钟鼎之学的陈介祺，将玺印与陶文的收藏与考释研究工作，当成了此后所要倾力投入的事业。
让“万印楼”名至实归，是陈介祺的暮年壮志。而映照了这份壮志的，就是《十钟山房印举》这部旷世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