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17日，钱塘江大桥通车了。
它是中国第一座自行建设的钢铁大桥，设计者茅以升。
“当时中国仅有的几座现代化大桥，都是外国人造的。钱塘江大桥，我们中国人要自己修，证明我们中国人有能力修好这座现代化大桥，外国人能干的，我们中国人也能干，我们不比别人无能。”茅以升说道。
钱塘江以险恶闻名，上游时有山洪冲击，下有海水倒灌，江底更有流沙41米，变迁莫测，素有“钱塘江无底”之说。民间有俗语“钱塘江上架桥--办不到”的谚语，钱塘江下面是一片沙漠，在流沙河上你无法修建一条桥梁。
连外国的桥梁专家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茅以升辞去了校长的职位，接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自主建钢铁桥的使命。
接下来的日子里，他用了各种奇思妙计，终于在这片沙海之上修建起了这座大桥。
可桥梁通车首日，没有鲜花、锣鼓和彩旗，只有一辆火车载着抗日战争的物资和逃难的老百姓。
此时的日军正对中国发动着野蛮的侵略行径。
事实上，在修建时，日军已经在进攻中国。建桥末期，淞沪抗战激战，日军飞机经常来轰炸。有一次，茅以升正在6号桥墩的沉箱里和几个工程师及监工员商量问题，忽然敌机来袭击，沉箱里电灯全灭。
这座桥一修通就成为了撤退之桥，源源不断的物资跟人员经过这座刚修好的大桥撤退。
短短月余，撤退的物质价值就超过了桥梁的造价。
但日军急追而至，不能把这座桥留给日军。
1937年12月23日，刚刚通车89天的钱塘江大桥就要炸毁，茅以升亲自参与炸桥。这是他耗尽心血建起的大桥，是儿时的梦想，但国难当头，国事为重。
为此，茅以升早早就在靠近萧山的14号桥墩预留了一个方洞，别人并不知道这是做什么的，因为方案上并没有这个，只有茅以升知道，这是用来填塞炸药的，就是为了防止这座大桥落于敌手。
随着一声巨响，茅以升亲手炸断了自己建造的大桥，而且炸在最难修复的部分。
“斗地风云突变色，炸桥挥泪断通途，五行缺火真来火，不复原桥不丈夫。”茅以升留下了自己的誓言。
在大桥炸毁之前，有一群普通又不普通的人从桥上撤到了后方。
他们是浙江大学的师生。
彼时，浙江大学刚刚恢复元气。
1936年，浙大空降的校长郭任远因为没有处理好事务，黯然离校。
此时的浙大处在风浪之中，谁能够接任浙大的校长？
上层想到了竺可桢。
竺可桢本不愿意接任：“我不善侍候官长，亦不屑为之；战事在即，不免悬心；不愿长做校长，而半年之内难见成绩。”
不屑为之，不愿为之的竺可桢在屡次拒绝未果后之，还是上任了。因为“但若于浙大有所补益，亦愿全力以赴。”
毕竟这是家乡的大学。
既然是全力以赴，就不能等闲视之，上任之初，他就打了招呼，要满足他三个条件：财源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上层之干涉；而时间则以半年为限。
苦于无人接手的上层全盘答应。
于是，竺可桢走马上任，原本只想接任半年，稳定浙大，但没想到一干就是十三年。
十三年前，他还是世界顶尖的气象学家，拥有研究全球最全地貌气象的黄金条件，十三年后，他万分感慨：“十年校长，已成落伍之气象学家矣！”
与之相反的是，在他的领导下，一个只有文理、农、工3个学院16个系的地方性大学，一跃成为有文、理、农、工、法、医、师范7个学院27个系的综合性大学，是为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从地方二流变成了英国人李约瑟盛誉的“东方剑桥”。
办学刚有成就，日军来袭，竺可桢只好带着学生转移。
1938年，敌骑入赣，竺可桢率校再迁广西宜山，途中倡立“求是”校训。
1939年冬，敌骑犯桂，12月竺可桢率校迁黔北。
1940年初定居遵义、湄潭。
在这样的动荡中，浙江大学不但没有受到削弱，反而越来越强大，学风也越来越正。
当1944年，李约瑟来到贵州的深山，看到的是这样的浙大：
“物理系‘一台靠汽车发动机带动的小发电机是唯一的电源，无钱也无处购买新的放射源，仅仅有十几毫克镭，没有什么探测器，只有一台自制的小云室’；
化学系曾以破庙为实验室，用木炭炉代替酒精灯，以两个煤油桶上下担水作为冷凝用水，将电动油泵改为手摇以作减压蒸馏及真空过滤等；
电机系情况同样如此，系主任王国松在紧靠着老城墙外的湘江之滨建立起数百平方米的一群群草顶、泥墙、土地坪的电机化工机械实验室。
由于西迁办学中的浙大师生弦歌不缀，坚持教学科研，取得了众多高水平的科研成果。
比如王淦昌的中微子研究，束星北的相对论，贝时璋的细胞重建研究，罗宗洛的植物生理学中微量元素研究，谈家桢的遗传学研究等，都属于当时科学前沿的重大成果。
王淦昌《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一文于1942年刊登在国际著名杂志《物理评论》第61卷97期，在国际学术界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成果……”
李约瑟不由赞叹，这是东方的剑桥！
而在当时的的浙大中有一位学生叫李政道。
1944年，李政道从在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转学到昆明的西南联大学习。西南联大的物理老师叫叶企孙，一个启蒙了一代中国物理学家的大师。
叶企孙发现李政道上课时从来不讲听，只是埋头看书，问他问题，却又很快能回答上来。
叶企孙一看，李政道看的书比自己讲的课要深，就对他说，我的课你以后不要来听了，来听也是浪费时间。
“不过，实验课要上来！”
结果，李政道理论课得满分（60），实验课却只得了25（满分四十），叶企孙批卷：58+25=83分
因为实验课成绩不好，理论课不能给他满分，要多扣两分。
而不久后，西南联大获得了两个去美国深造的名额，条件必须是助教及以上的老师。
叶企孙力主推荐当时只是大二学生的李政道。
很多年以后，李政道回到国内，看到了叶企孙珍藏了半个世纪的卷子，上面写着是叶企孙的字迹：李政道，电磁学，58+25=83分。
还是娃娃脸的李政道被叶企孙破格送到美国。在哪里，他碰到了自己的师兄杨振宁。
两人开始了合作，向物理界的难题发起了挑战，力图证明，弱相互作用中,互为镜像的物质的运动不对称。
要解释这个事情，通俗来讲，就是上帝是怎么创造这个世界的。
大家的共识，上帝一定是遵循一个简单而美的原则创造这个世界的，比如对称。
人的左右手是对称。
现在杨振宁要证明，上帝在关注对称时，也往往搞一点不对称。
这引起了完美主义者、物理大神费曼的挑战，费曼是对称的忠实粉丝，他拿出五十美元跟人对赌镜像不可能不对称。
而在这场对赌中充当裁判的是人称物理女皇的吴健雄。
她用一个巧妙的实验验证了“宇称不守恒”，完美的将杨振宁跟李政道的理论进行了验证，将杨振宁和李政道助推上诺奖的领奖台。
通常来讲，一项理论的提出，需要数十年，甚至百年的验证，这也是很多科学家没有拿到诺奖的原因。因为当他们的理论被证实时，往往已经不在人间。
比如从爱因斯坦提出引力波到被发现就用了一百年。
杨振宁与李政道是幸运的，他们的理论被迅速证实了。1956年，他们发表论文，1957年拿到了诺贝尔奖。
1971年，杨振宁看到了回国的希望，第一时间访问中国。是美籍知名学者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回到美国后，杨振宁在美国好几个城市举行演讲，许多美国人，因为受他的影响，开始对中国持友好态度，并愿意同中国亲近；一些美籍华人学者，纷纷回国探访，为祖国的科技教育事业献计献策。
1975年，杨振宁再次回国，国家向他问了一个问题，怎么提高中国普通工程师的科学素养。
杨振宁大力推荐了《科学美国人》
这个杂志是《自然》杂志的科普版，为它写稿的都是当今世界一流的科学家，从创刊起，一共有一百五十二个诺贝尔获得者给他写过稿子。
可以说，这是世界第一流的科普杂志。
《美国科学人》引进到中国，名为《环球科学》，这本杂志的引进，对一位正在创造科幻小说中的工程师来说不晋于雪中送炭。
这位工程师叫刘慈欣。
1989年，在山西娘子关电厂工作的刘慈欣萌生了写作的想法。
关于这个想法，也许是源于小时候的热爱，但也有人说，这位工程师下班时喜欢搓两把麻将，但牌艺不佳，手风略欠，输多赢少，工资又颇为微薄，为了补偿家用，决定写点小说赚点稿费。至少写小说不会赔钱。
可科幻小说是以科学为基础的。从哪里获得最新的科学知识呢？
当时中国并没有互联网，查找资料极为困难。图书馆里的书又极为老旧，完全不能了解到最新的科技知识。
当时中国科幻作家们写的写的科幻小说99.9%存在科学硬伤。
科幻如果没有科学，那就是幻想小说了。
恰好，《科学美国人》引进到中国了。
正是通过这份杂志，刘慈欣了解了最新的科技，他才知道了超弦理论、宇宙学、分形与非线性数学……
这些最新科技知识的输入，让刘慈欣的小说充满幻想之余，又拥有硬核的科学知识。
而在刘慈欣最为著名的小说《三体》，有一个虚构的人物叫智子。
智子是三体文明拍到地球的一个虚构智慧体，其目标就是锁死人类科技的进步。
而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有网友将打开中国普通工程师科学大门的杨振宁称呼为智子。
一切要从中国开始筹建大型对撞机开始。
对撞机，一种高能物理的实验设备。据说可以解开宇宙的奥秘，至少突破物理认知的边界。
美国曾经想造，但花了三十亿美元后，发现它的花费还遥遥无期，最终三十亿投资不要，也要弃掉这个项目。
美国人不造，谁来造？
世界上的物理学家把目光投向了经济日益增长的中国。
诺贝尔奖获得者David Gross说道：“中国在世界舞台上雄心勃勃，这主要取决于中国的GDP总量，而不是人均GDP。尽管人均GDP不高，但这阻止不了中国把目光投向月球，也阻止不了中国建成三峡大坝这样的伟大工程。启动大科学工程和中国的雄心壮志是非常吻合的。”
是的，中国可以建造三峡，可以开启登月工程，为什么不能再花一个建三峡的钱，去建一个高能对撞机呢？
而David Gross还为中国建造对撞机的前景进行了描述：
“更重要的是，我坚信一条经过历史考验的真理，那就是在科学前沿的长期投资可以推动技术的发展。正是这种技术进步，可以将发展中国家提升为经济超级大国。”
“CEPC还会从另一个方面促进中国科学的发展，即变成吸引国际上物理和工程人才的“磁石”，从而创造和夯实一个能促进中国其他技术领域发展的人才环境。”
研究前沿科技，使中国成为一个物理研究中心，是所有支持在中国建对撞机的中心观点。
但是，杨振宁旗帜鲜明的反对建造对撞机。
他甚至列出了七条理由，原因综合起来，一是太费钱，而中国需要用钱的科研项目还很多，另外，中国一线物理学家并不多，造好了也是为外国科学家所用。第三就是目前这些研究，对人类的改变在短时间内并不大，不如把钱投入到生命科学等领域，比如在重大疾病治疗上的突破。
而且这个方向没有前途，在四十年前，杨振宁在一个会议上谈起大型对撞机，他讲了一句话：“The party is over.”
高能对撞机的盛宴已经结束了。
当然，要不要建，可以辩论，毕竟一千亿的工程，多讨论总是没错的。就像马云说的，一个事情，要是公司里人都说好，那可能有问题。要是有人反对，说不定还真可以做。
可就是因为反对建对撞机，网友给杨振宁起了一个智子的外号。认为杨振宁意图锁死中国的科技发展。
他们大概不知道，要不是杨振宁，可能这个世界不一定有《三体》，也不一定有智子这个词的存在。
如果刘慈欣知道网友用自己书中的角色来嘲讽杨振宁，只怕他会哭笑不得。因为他最清楚，杨振宁是中国的科学执剑人，而不是三体的智子。
而引进《科学美国人》后，《环球科学》杂志社又引进了少儿版的科普书。这本杂志在美国叫《How it works》。
在美国，成年人就看《美国科学人》，孩子就看《How it works》。
而去年，中国引进了《How it works》，名字就叫《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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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也讲了未来的对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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