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有时很奇妙，看似充满了各种巧合，但在种种偶然的背后，却又存在着必然。
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开启了浩浩荡荡的辛亥革命，革命党们华丽地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追溯这场革命源头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最初的革命者们，其实都具这么一个相同的身份背景。
他们基本都是中国留日生。
晚清末年，中国掀起了出国留学的高潮，相比较遥远的欧美，与中国一衣带水，却在甲午战争中后来居上的日本，成为了当时留学生们的首选。
尤其是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留日潮更加汹涌澎湃。中华之衰亡已经迫在眉睫，寻找一条真正能强国富民而不受列强欺负的道路，成为了当时国人的时代主题。
相比较留学欧美，中国人留学日本晚了数十年，但在人数上，且超过了留学欧美各国人数的总和，中国人日本留学可以说是在哪个时代是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留学出洋活动。
那为什么中国学子们都选择日本留学呢？
用梁启超的话来说，是因为“中、东（东瀛）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
戊戌变法效仿的就是日本，虽然惨遭失败，但当时的国人们认识到的是清政府的无可救药，既然单纯效仿不行，那就要去学习，学习世界上最先进“洋才”，如日中天的日本比邻而居，何必舍近求远？
同时，在当时支持中国革新的国家中，日本也是最为突出的。
同盟会是孙中山在日本期间结识了宫崎寅藏、犬养毅等人，并联合了中国留日圣德精神领袖黄兴才宣告成立的。
日本政府虽然也配合清政府围剿“革命党”，搞过“取缔令”，但以犬养毅等为代表的护宪派，对孙中山在日的同盟会，还是采取了纵容的态度。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留日中国学生成为了“辛亥革命”的火种。
那么，这些留学生在日本学到了啥？
从“断指将军”黄兴到鉴湖女侠秋瑾，这些革命先辈无一不受到了日本的影响，特别是武士道精神。
他们骨子里流淌着的“铁血”，汲取的就是日本的尚武精神，立志以武力推翻专制的封建清王朝。
也是他们把当时刚刚萌芽的革命理念，从“秀才造反”的水平提高了一个层次。换一个角度而言，清政府之所以垮台，中国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确是这些留日的中国学生们“学以致用”的原因。
他们把日本明治维新的种子散播到中国，而作为革命团体骨干，其行事作风有深受日本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之下，中国的革命团体才得以形成。
孙中山很早就在檀香山创立了兴中会，但兴中会实质上没有什么具体手段，还停留在“秀才造反”的舆论宣传层次，直到他来到日本，和日本留学生们一起创建了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同盟会，中国革命这才形成了真正的“气候”。
说起“秀才造反”，那就不得不提中国秀才们的特点。
戊戌变法是效仿日本却不及时代，因为变法主流人群，理论囫囵吞枣，却又偏偏喜欢打嘴炮而不讲实干，戊戌新党们毫无政治经验，生搬硬套日本变法制度的产物，最后狗急跳墙又天真地靠“三寸不烂之舌”说动袁世凯等发动政变。
这样的知识分子，虽然具有国家意识，也多满腹经纶，但他们却只有头脑，却没有手脚，比较日本精英，他们在戊戌变法中失败很大的因素就是动手的能力。
明治维新的成功、戊戌变法的失败，这一正一反的两个结果，给当时 中国留日生的启示，概括起来便是“君子动口亦动手”。
革命不能只停留在政治宣传上，更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动起义，武装夺权上。
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开始，革命党们发起了一次次的武装起义，他们在失败中不断前进，最终在1910月10日，于偶然中爆发的武昌起义，彻底点燃了辛亥革命的烈火，焚毁了清王朝这座腐朽不堪的大厦。
倘若没有留日生们给中国革命注入“铁血”，那么中国革命的前路依然会停留在摸索的阶段，正是留日生们敢于牺牲奉献的精神，发起一次次置生死于度外的武装起义，才有了武昌大胜，辛亥之功。
当然们除了走上武装起义的道路，还有相当一部分走上了教育兴国的道路。
在辛亥革命的前十年，中国公派和自费留日生合计4万人左右，他们中的许多人回国后，或兴办学校，或担任各类学校的教师，向学生们传播文化知识、科学技术的同时，还宣传民主革命思想。
他们融革命宣传于授课之中，寓革命精神于课程之内，使学生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比如安徽旅湘公学，就是留日生创办的，其教师比如陈独秀、柏文蔚、陶成章、苏曼殊要么是留日生，要么就是同盟会、光复会的会员。该校后来加入同盟会的就有80多人，而校址所在地芜湖则成了当时安徽革命的策源地。
可以这样说，中国留日生在建立同盟会、发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发挥 了骨干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
孙中山后来在回顾革命时，曾深刻体会地说：“本党从前在日本组织同盟会，所得的会员不过一万多学生，他们回国之后，到各省去宣传，所以辛亥武昌起义，登高一呼，全国响应，不到半年，就收到全国统一的大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