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在央视这么多年,最大感触是什么?我也想做记者和主持人,有什么秘籍可以传授吗?”
……
小记者们的平均年龄十岁左右,面对他们的“专业”问题,已经60岁、在央视工作了27年之久的敬一丹连连称赞,“后继有人”。
敬一丹回顾了自己的职业生涯。10岁开始与话筒结缘,并与话筒相伴30多年的她对于话筒与“声音”有着独特的理解。
小学三年级时,学校选小广播员,敬一丹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做话筒。后来,她成为哈尔滨市第44中学毛泽东思想广播站的小广播员。做知青时,又相继到工地、林场做广播员。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大干快上,护林防火”、“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林批孔”;“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万元户”……
不同年代敬一丹在话筒前所发出的声音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迹,从一个侧面记录了变化着的时代。
在做《焦点访谈》栏目的时候,敬一丹每天要面对从四面八方寄来的观众来信。
“信封上的地址越长,越说明它是角落。”敬一丹说,例如,给他们写信的地址多是这样的,某省某市某县某镇某村某村民小组。“这说明什么呢?到底了。”
敬一丹说,信经过千山万水走到了他们编辑部,而打开信以后,经常是一串签名,一张纸都是红手印。
“每一封观众来信,反映的都是底层草根、最缺少沟通渠道的人群的声音。”敬一丹说,日复一日天天面对这样的观众来信,让她产生一种难以承受的沉重感。
让她感到郁闷的是,一年才365期节目,这些信件并非都能变成节目线索。
在她哀声叹气时,有同事提醒她,“他们给你写信,不就希望你能传播吗?就算不能变成节目,也可以把信变成一本书啊。”
1999年,敬一丹从成千上万的观众来信里选择了150多封信编辑成书,覆盖了1998年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腐败、环境污染、教育、贫困、国有企业改革、下岗再就业,都是当时的热词。”
在编辑《声音》一书的过程中,敬一丹觉得自己好像听到众声喧哗,“这些声音都是很不容易才发出来的,也只是因为在《焦点访谈》主持人的位置上我才能听到。”她说,听到这样的声音,并不是目的,如果到她这,声音没有传播出去,就辜负了这些发出声音的人们的期待。
“每个生命都有权利发声”,敬一丹想替这些人表达。
敬一丹说,《声音》没有产生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恰恰在《焦点访谈》初具锋芒的年代出版。“一个社会中我们能够听到不同的声音,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态。”
“越是底层的人,他们的声音越不容易被听到,媒体人不但要去听,而且要用我们的传播优势去传播放大。”敬一丹说,编辑《声音》让她慢慢形成一种职业自觉,倾听“角落里的声音”,传播和放大弱者的声音。
“今天舆论监督的主战场,已经从当年的《焦点访谈》变成遍地开花,有很多转移到了网络世界。”敬一丹对日新月异的媒体变革有很深体会,她说,自媒体出现以后,人人可以发声,谁都可以是记者,这也给电视人带来很大改变,曾经在舆论监督高地的《焦点访谈》也面对着巨大考验。
敬一丹觉得,退休后她写作的新书《我遇到你》既是对一个电视人职业生涯的回顾,更像是二三十年来人们共同经历的时代变化的一种记录。
敬一丹感慨地说,小学四年级她赶上文革,后来在小兴安岭度过五年知青岁月,之后又赶上工农兵学员,很幸运地是她后来遇到了话筒。“越是变化着的时代媒体人就越有作为的空间,我恰恰赶上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