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巍专栏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为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重要战略部署。疫情是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契机，也是全社会培养公民道德素质的机遇。病毒使我们更具 人类命运共同体 意识，面对新冠病毒带来的健康威胁，中国人民正在谱写人类公共健康史上的壮丽篇章。
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讲话指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任务。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这一讲话对正在进行的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重要战略部署。
保护公共健康是 绝对命令
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一生致力于为伦理道德寻找一个普遍必然性，并提出 善良意志 意志自律 和 绝对命令 等伦理概念。善良意志是指源于理性的意志自身的绝对的和无条件的善，它是一切善的根源，这里的绝对和无条件指的是人们在做人行事时，要为义务而尽义务，为遵守法律而遵守法律，此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和企图。这种善良意志也具有一种能力，它能给自己出命令，定法律。拥有自律性的意志给自己制定的规则也具有一种强制性，那就是 我应当 和 我必须 ，这是一种绝对命令，没有任何条件。康德以这种意志命令的绝对性超越了道德的先验和经验来源，使伦理道德具有一种理性的普遍性和为了义务而义务的绝对性。
疫情中重温康德这些思想，获得一些新感悟：一是公共健康是出于善良意志和普遍理性的绝对命令，从政治生活层面，它是国家相关部门的规定，甚至是带有强制性的法律，但这些规定和法律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来自每个公民的善良意志和理性。如果说道德是一种自律而法律是一种他律，那么面对疫情，道德自律体现出一种更具有道德本质的自愿与自觉，这种约束作为一种防患于未然的行为，更能广泛和深入地阻断病毒的传播和疾病的蔓延。二是如果说关怀和仁爱是更高层次的美德要求，那么疫情中保护公共健康就是每一个公民的底线义务，因为每一个公民在获得保健权利时也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
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但可以想象，目前在世界各地旅途中的国人最渴望的事情一定是回家！我们渴望回家，我们能回家是因为我们有家，家和祖国才是我们的温暖港湾。这样说来，康德所说的为义务而义务也并不能理解成没有任何目的，因为义务的形成本身便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积淀。如果我们在疫情中的义务也有目的，那就是 我应当 和 我必须 保护公共健康。这种 应当 和 必须 构成一道绝对的道德命令，不仅针对政府各个部门发出，也是对每一个公民的道德要求。疫情不仅是 从体制机制上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能力水平 的契机，也是全社会提升道德水准，培养公民道德素质，尤其是公共健康美德的一个历史机遇。
疫情中公共健康是最正当的伦理选择
两天前，我接到美国朋友、女性主义哲学史专家玛丽 艾伦 维特的一封来信。她写道： 在美国，我们确实知道正在威胁中国人民的新型冠状病毒。在这种严峻的局面下，只有中国政府才能实施隔离，以防止患病的人使更多的人患病。
玛丽的话让我沉思良久，作为一个美国人，她比我更理解美国社会的价值观，而如今在美国生命伦理领域占据主流地位的价值观依旧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集中讨论病人的权利，医患关系，医疗保健制度的改革，个人对于治疗、健康和生命选择的自主权，知情权，保密和对人的尊重等问题。然而在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的紧要关头，如果我们把伦理选择的重点置于个体的 权利 自由 与 尊严 上，便无法想象把一座上千万人口的城市 武汉封锁起来，因为一定会有人以个体权利、自由和尊严为由拒绝被隔离。这或许就是玛丽教授和无数国际友人为什么会由衷地称赞中国政府对公共健康负责的理由。
我又设想：如果这场疫情发生在其他国家，让每个到过疫区，或者与疫区有过接触的人，抑或健康人都自觉隔离起来是否容易？其他国家的医生会不会如同中国的白衣天使一样奋不顾身地冲上前线？尽管我知道自己无法回答这些假设中的问题，但却再次为中华民族和伟大的中国人民感动。
病毒使我们更具 人类命运共同体 意识
公共健康历来都是全球性的， 公共卫生事件 也不会专属于某个国家，无论从来源和传播意义上说，病毒都没有国界。病毒科学家可以通过研究阐明一种病毒最初在何时何地 发现 ，但却难以说清它的 故里 ，因为它总如闲云野鹤般地四海为家。
2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举行新闻通报会，将这次由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疾病正式命名为：COVID-19。依我看来，这一命名具有深刻的伦理含义。最初，当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出现在武汉时，人们对这种病症的称呼各不相同，但都带上了 武汉（Wuhan） 这一地名。1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造成肺炎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 新型冠状病毒 （-nCoV），并未提及 武汉 。
世界卫生组织这两次命名中传达的伦理意义是 这是一种需要全球应对的新型冠状病毒，无论它出现在哪个国家和地区，都是全人类共同的公共健康危机和灾难。由此，我们也应当摒弃那些地域性的称呼 武汉肺炎 湖北肺炎 或 中国肺炎 ，从全球健康和人道主义层面认知这次疫情，不是把它视为武汉、湖北或中国的战役，而是整个人类与病毒的生死较量！
冠状病毒是一个大型病毒家族，迄今为止科学家已发现大约有15种不同的冠状病毒毒株，它们能够感染多种哺乳动物和鸟类，有些可以使人类发病。人类目前对于冠状病毒的认知和应对手段还相当有限，也正因为如此，面对这次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才反复强调要 汇聚全球力量，协调应对 。新冠病毒感染者之所以需要世界人民的理解和关怀，是因为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自己的地区和国家不会成为下一个被感染者和疫区。公共健康就是全球健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是一场为了全球健康的阻击战。
病毒和疾病使我们更具 人类命运共同体 意识，当新冠病毒已经对全球健康造成威胁时，当中国人民，尤其是武汉人民已经用血肉之躯铸成一道长城抵挡病毒的蔓延和传播时，当医护人员逆行而上奋不顾身挽救一个又一个生命时，中国人民就已经在谱写人类公共健康史上的壮丽篇章，每一个正直善良的中国人都应当为此而自豪和骄傲！
（作者为清华大学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