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家训堪称是先人留下的为人处世宝典,在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历代帝王将相对此都很注重,民间更是如此。周公教育侄子成王要言而有信,保持君王威严,首开了帝王家训与仕宦家训的先河,把训诫子侄提到帝王家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直到后来,以“耕读传家”为核心内容的家训蔚然成风之后,类似于“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感悟与耕读相关的建筑、匾额、石碑、家书、生活方式、家族传承方法一起成为对中国文化影响最深刻的家训类型。
一、 耕读传家的定义(一)据百度百科资料及各种通行的理论认为:“耕读传家指的是既学做人,又学谋生。耕田可以事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命。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
此定义解释了耕田与读书的意义,但未触及“传家”这个“耕读”的目标指向,从而忽略了这个词语的由来与提出者的根本目的,即未在整体上、关键点上进行阐述,因此这个定义至少是不准确、不严谨、不完整的。
(二)笔者给耕读传家下的定义:“耕读传家”指的是通过在大自然中劳作并在劳作之余读书学习、创作研究、体悟安身立命为人处世之道,以此建立与传承良好家风,使家族基础扎实至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家族传承方法与文化现象,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思想终极目标的缩影与实现的路径。
理解耕读传家定义的前提是对“耕”、“读”、“传”、“家”四个字的来源与语境分析。
耕,是“耒”与“井”二字组合的会意字,“耒”是汉字部首之一,从“耒”的字,与原始农具或耕作有关,由“丿”与“未”联合起来表示“不柔嫩的树枝”,原指用较为老成坚韧的树枝制作而成的一种二分叉形、上有曲柄,下面是犁头的翻土工具,用以松土,可看作犁的前身(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井”,这里指的是田,由于我国周朝初年已盛行具有一定规划、道路和水渠纵横交错的形状像“井”字方块田的井田制土地制度,此处指的即是田地。因此,“耕”的本义为犁田,以犁翻松田土,泛指耕种、农耕之事,这是狭义之耕。
笔者认为,“耕读传家”语境之“耕”,应回到其情景语境与文化语境中来,才能对此达到正确的理解,应为包括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在内的第一产业里对外输出劳动量或劳动价值的人类脑力与体力运动,这是广义之耕。至于指代写作、以口谋生、读书、求道的“笔耕、舌耕、目耕、道耕”等“耕”的使用可归为耕读文化范畴,与具体的“耕读传家”情景语境不符,显得过于泛滥,宜弃之。
原指读书,“耕读传家”语境里,不能等同于诵读抄写诸如《论语》《三字经》《弟子规》儒家经典著作、唐诗宋词、《章氏家训》或《曾家藩家书》之类书本的知识搬运层面,而是人们在阅读、学习、创作与研究等过程中与知识相关活动的总称。
这里的“读”与“知识”,同样不可等同于现在人人皆知的国学,更不能等同儒学,当前国人潜意识里对国学的认识,在经典方面停留于儒家四书五经,在人物方面止步于孔孟朱熹王阳明以及其他廖廖数人,实在是一大误区,可见中国文化在常识普及程度上的脆弱。关于国学的定义,除基本定义外,在具体的定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尚未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一般来说“国学”又称“汉学”或“中国学”,泛指传统的中华文化与学术。
为传授、传递、传承之意,是某种物体、动作、状态或精神的转移、延续。
家的甲骨文图形是三面及顶上围着的“豕”。“豕”,象形,“猪”的意思,从造字本意来看,“豕居之圈曰家”,是非常温馨的一幕场景:可避免风雨日晒的地方之内蓄养着动物,是屋顶下之人与可视为财产的蓄养众生的共存。“耕读传家”之家则不仅仅是家、家庭,指向的是多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联结起来的家庭的集合:家族。
二、耕读传家产生的时间
据考古学考证,中国的先民在距今大约1.4万年前进入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期,结束于大约5000年前的这一时间里已出现稻谷种植等原始农业。我国是稻作历史最悠久、水稻遗传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浙江河姆渡、湖南罗家角、河南贾湖出土的炭化稻谷证实,中国的稻作栽培至少已有7000年以上的历史,是世界栽培稻起源地之一,根据这些发现,表明了此时“耕”已产生。在中国,“读”则是夏代初期即公元前2000年左右文字产生以后,距今4000年左右。
由于目前尚无边耕边读的“耕读”生活模式产生于上述时期某一具体时间点的记录,因此,耕读产生的具体时期不可考,可以确定的是,在社会分工简单的4000年前的社会里,可以读取、辨识当时文字的人当中,必然会有较高比例的是先耕后读、亦耕亦读的人群。
2500年之后,开系统家训先河的《颜氏家训》成书于隋代,提出“要当穑而食,桑麻而衣”,意为颜氏家族后代应当参与耕作,所吃粮食应来自收割得到的谷物,所穿衣裳应来自亲手或指挥种植的桑麻等农作物。结合此句在《颜氏家训》中的语境与语意,这位颜氏先祖想要提醒与要求子孙后代必须要做的事就是耕作。
在后面我们即将要分析的《颜氏家训》里,会轻易地发觉,要求后代读书才是该家训最核心的内容。耕作读书一旦落进以训诫传承为目标的这篇家训里面,得出《颜氏家训》含有“耕读传家”、“唯耕读方可更有保障地传家”的结论,应是正确的推导。
隋存在的年代是公元581年—6之间,著述《颜氏家训》的颜之推在世上活动的年份是公元531—约591年, 二者重合的时间段是581—约591年。
因此,笔者的观点是,家训之耕读传家最早产生于隋初公元585年左右。
三、家风、家训、家规与耕读传家的逻辑关系 (一)家风、家训、家规的概念
从“耕读传家”创设的本意、使用语境与目的出发,则我们不得不考察分析家风、家训、家规等相关名词。
笔者认为,"家风"指的是家庭或家族言传身教、累经较长时间之后给予外界关于价值准则、行为模式、文化氛围的整体印象与判断;家训是指家庭或家族长辈对其后代提出并要求严格执行的为人处世、安家立命的期望、价值观与行为准则;家规则是家庭或家族中制订的针对全体成员带有强制性甚至惩罚性的具体行为规范。为了研究与表述上的统一与便利,以下将“家庭或家族”统称“家族”。
(二)家风、家训、家规与耕读传家的逻辑关系
家风包含了家训、家规、耕读传家,后三者与该家族子孙后代在具体行为与价值观的外化表现的集中性趋同,共同构成家风。前者与后三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如果某个家族在形成家训之外,制订家规及明确以“耕读”为传家之宝的训诫的话;在制订家规的家族中,家规包含在家训里面,家规是家训中的行为准则的具体化、规范化;然而,实际情形是,大多数家族并未在家训之外专门制订家规,因此,家训与家规可以互相替代使用,此时二者属于并列结构。
由以上定义,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1、 非强制性模式:家训 -- 耕读传家
2、 强制性模式:家训 -- 家规 -- 耕读传家
由于尚未发现有家族将耕读传家作为强制性家规的例子,没有对违反
家训的后果及处理方式进行明示,均为引导性、期望式教导训诫,因此,我们只需要对第一种情形展开研究与论述。
(三)耕、读与传家之间的内部逻辑关系
回到“耕”、“读”与“传家”的本身逻辑关系,原本作为动词的“耕”与“读”在这里变成了对某种状态的表述从而成为名词,“耕”为劳力,“读”为劳心,从这个角度,耕读传家可以解释为:以耕读为路径的劳力劳心方法达至有效传承家族的目标。
耕读在实际行为过程中,耕为安身立命,读为人生升华,从而产生先耕后读的递进关系。递进关系是指复句中后一分句须以前一分句为基点、并在程度或范围上比前一分句有更进一层的语义关系。
此时,“耕读传家”的逻辑关系应理解为:
耕 --- 读 --- 传家
此递进式结论如成立,耕读传家就是先耕后读而后以此社会分工较为明确的做法传给往后纵向的家族成员,因为耕读,所以传家,耕读与传家则是因果关系,并非原先我们所理解的并列结构之“且耕且读”、“半耕半读”、“耕读结合”,这样,更符合约在一千年前儒家学说居绝对上风的创设此词的当时语境。
四、耕读传家所属文化系统:家训的由来、成因与发展(一)“家训”的产生与成型1、 萌芽阶段
关于家训的生成沿革,当前较为通行的观点是:家训萌芽于三皇五帝,
产生于西周,成形于两汉,成熟于隋唐,繁荣于宋元,明清达到鼎盛[ ],其后衰落。
上述观点不严谨。原因如下:
(1)长辈对晚辈的教导训诫,为了工作与生活的便利以及对后代的期望,自有人类家庭组成以来即至少在人类进入原始社会之始就必然存在,语言产生之后,使用的工具是语言,文字产生之后,便多了文字作为工具,简言之,人类社会产生家庭之后,出于人类的本性,家训就已存在,当有家训性质的语言交流开始多点出现,就已是家训进入萌芽阶段。
中国的原始社会,起自大约170万年前的元谋人,止于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的建立,传说中的伏羲、神农、轩辕等三皇与少昊、颛顼、喾、尧、舜等五帝生活的年代大约是公元前1.5万年—公元前2225年,在考古学上,正是中石器时代的开始至新石器时代即将终结的夏王朝,“家庭是随着原始社会财产私有制出现而出现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财产私有制在母系社会里已经出现,此时,已出现了家庭与家族,例如,“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期,仍处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的云南永宁纳西族中,每一个母系亲族中都有一个达布(族长)。达布一般由德高望重的女性长者担任。由她们负责规划生产、劳动分工和管理财物、安排生活以及宗教祭祀等活动。”[ ],由此可见,家训的萌芽时间远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之前;
(2)中国历史上的三皇五帝并非真正的帝王,三皇与五帝的时间跨度很大,指的是原始社会中后期出现的为人类作出卓越贡献的部落首领或部落联盟首领,后人追尊他们为“皇”或“帝”,这个时代其实是一个神话传说中横跨很长时间的时代,又称“上古时代”、 “远古时代”或“神话时代”,在没有确凿的甲骨文记载或其他证据足以证实之前,无法确认家训就在时间跨度以千年为单位的具体时期内萌牙;(3)“产生于西周,成形于两汉”,产生即存在,成形即轮廊全貌已具备,然而,深入考察之后,我们可以发现,教导训诫的内容,历来多有,上古典籍所见有教导训诫内容的材料,但言事止于当前,言人止于子弟,教导训诫内容的发出者与接收者均体现为由个体至个体或仅限于当时的个体的集合,零散不成系统,更重要的是,当这种教导训诫并非有意为家族垂训,则不应归为“家训”。例如《朱子家礼》、《宗法条目》之类,规范礼仪,无关训诫,不收入“家训”。
最早成系统的“家训”雏型之作,当推东汉学者班昭的《女诫》,她的父亲为史学家班彪,两位兄长,分别是史学家班固、外交家班超,生长于这样的家庭,她也因自己的学问而受到尊重。晚年之时,她为家里的“诸女”写了这样一部《女诫》。书分“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叔妹”等部分,告诫行将嫁人的女儿们,要谦让、恭敬、隐忍,敬顺夫君,善待舅姑、叔妹。这就是后世备受批判的“四德”了。平心而论,将这“四德”放回到它的时代背景,并不显得苛刻;甚至大部分仍然切合当今社会对女性的一般期待,比动辄以“女汉子”“吃货”自居的歪风,不知雅正多少。妇女解放不等于妇女放纵,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女士不妨看看《女诫》,择其善者而从之。根据近世木桶理论,家庭教育的短板常见的情况是女性,母系氏族社会以来,女性对家风的养成,作用恐怕多于男性。
班昭的《女诫》仅专门针对家族中的女性提出期望、指导训诫,并未适用于男性,亦即并非对全体家族成员、后代子孙的价值观、为人处世、安身立命作出系统的教诲,因此,仍非学术意义上的家训。
2、家训的正式成型
家训的成型是以第一部标志性著作的面世、流传为标识,这部著作就是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涵盖面广、体系完整的家训,同时也是一部学术著作。其内容涉及许多领域,强调教育体系应以儒学为核心,尤其注重对孩子的早期教育,并对儒学、文学、历史、文字、民俗、社会、伦理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作者颜之推,是南北朝入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该书成书于隋文帝灭陈国以后,隋炀帝即位之前(约公元6世纪末)。是颜之推记述个人经历、思想、学识以告诫子孙的著作。共有七卷,二十篇。作为传统社会的典范教材,《颜氏家训》直接开后世家训先河,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理论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
颜之推并无赫赫之功,也未列显官之位,却因一部《颜氏家训》而享千秋盛名,由此可见其家训的影响深远。被南宋目录学家陈振孙誉为"古今家训之祖"的《颜氏家训》,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部重要典籍,这不仅表现在该书“质而明,详而要,平而不诡”的文章风格上,以及“兼论字画音训,并考正典故,品第文艺”的内容方面,而且还表现在该书“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的现世精神上。因此,历代统治者、学者对该书推崇备至,视之为垂训子孙以及家庭教育的典范,被后世广为征引,反复刊刻,虽历经千余年而不佚,可见《颜氏家训》影响之大。纵观历史,颜氏子孙在操守与才学方面都有惊世表现,光以唐朝而言,像注解《汉书》的颜师古,书法为世楷模、笼罩千年的颜真卿,凛然大节震烁千古、以身殉国的颜杲卿等人,都令人对颜家有不同凡响的深刻印象,更足证其祖所立家训之效用彰著。即使到了宋元两朝,颜氏族人也仍然入仕不断,令以后明清之人钦羡不已。
《颜氏家训》之后,家训一词开始正式使用,家训之说盛行。尽管此前大量的家诫、家范与诫子书等文体也是标准的家训文献;此后,司马光的《家范》、李世民的《帝范》等,虽然不是以家训为名,却都是标准的家训作品,甚至像成册成卷的家书、家信,只要有教育意义,也一概被称之为家训。
《颜氏家训》对后世的重要影响,主要是在宋代以后,宋代朱熹之《小学》,清代陈宏谋之《养正遗规》,都曾取材于《颜氏家训》。不唯朱陈二人,唐代以后出现的大多数家训,包括被毛泽东、蒋介石极为推祟的清代曾国藩的家训,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颜氏家训》的影响。以下是该家训著作三个方面的重点内容:
(1)把读书做人作为家训的核心。颜之推把圣贤之书的主旨归纳为“诚孝、慎言、检迹”六字,认为读书问学的目的,是为了“开心明目,利于行耳”,“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他认为无论年龄大小,都应该读书学习,“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2)选择正确的人生偶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选择怎样的偶像,就会有怎样的人生。北齐时,一些人教孩子学鲜卑语、弹琵琶,希冀通过服侍鲜卑公卿来获取富贵。颜之推对此非常不屑,认为这样会迷失人生方向,即使能到卿相之位,亦不可为之。他要求子女“慕贤”,将大贤大德之人作为自己的人生偶像,并且“心醉魂迷”地向慕与仿效他们,在他们的影响下成长。(3)确立家庭教育的各项准则。家长要成为子女的楷模:“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要在践行“箕帚匕箸,咳唾唯诺,执烛沃盥”等细小的生活礼仪中树立“士大夫风操”。持家要“去奢”“行俭”“不吝”。在婚姻问题上,做到“勿贪势家”,反对“贪荣求利”。务实求真,不求虚名,摒弃“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的行为,“名之与实,犹形之与影也。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
(二)家训产生的文化原因1、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
人类自诞生以来,都在自然而然地追求着温饱及温饱等生理需求之外的安
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甚至还会有自我超越的需求,这个理论被命名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在1943年的《人类激励理论》中提出,是行为科学的理论之一。
家训从其本质而言,就是一种家族中的祖先或类似于族长地位拥有较大话语权与决策权的人在世时对家族子弟及后代子孙的激励方法与措施。对于拟订家训的当事人,家训既是对与己息息相关的家族当代及后代事务趋利避害的天性发挥,也是努力实现自己及家族未来的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需求的一种努力,是对自我超越的需求的预设。
例如,《世说新语》记载,东晋政治家,军事家谢安曾经教训子侄,却又反问说:“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意思是说:后生子弟关自己什么事,为什么要教育他们,让他们更好?诸人莫有言者。侄子谢玄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谢安对这个回答很满意。
2、宗法制度的必然要求
宗法制度是由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是王族贵族按血缘关系分配国家权力,以便建立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其特点是宗族组织和国家组织合二为一,宗法等级和政治等级完全一致。宗法制度的本质就是家族制度政治化。在中国古代,家天下自周代确立,一直延续到清代,可以说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家族史。家族制度长盛不衰,家族是中国社会结构中最基本的单位。每个社会成员依据与生俱来的血缘关系确定其在宗族中的位置。
中国古代,“扩展的家庭”长期而普遍地存在,有时还形成数百上千人聚居一处的情况,古文献上称“族”,也称“宗族”、“家族”,据东汉经学名著《白虎通》记载:“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上凑高祖,下至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宗族以一定的法度而维持,这种制度,就是宗法制度。
如前述谢安与子侄对话之例。在我国传统文化当中,“使子弟佳”即使子弟更好更优秀,这绝非只是满足“芝兰玉树”长在“自家庭阶”这样的虚荣心与贪欲。首先,“香烟不绝”乃是一古老的宗教心理,祖先死而不灭,须有后人供香火;而后人对祖先“慎终追远”,可保身家福祉。其次,人类未明心见性前,会有将子孙后代当作自己私有财产的观念,如较为通透世事、境界超然者,也会顺其自然,将自己的人生阅历与追求、希冀在可以影响的范围内进行教诲。所以,尽管到了后来,宗教观念淡者,“子孙繁盛、家世绵长”,仍是人类常见的文化和伦理的观念。这几种观念交织在一起,成为我国独特的人口观、家世观,从古至今,一直深刻影响着我国的人口生育、婚姻观念、家庭教育等的各个方面。
欲使人口繁盛、家世绵长,必须“使子弟佳”,从而趋福避祸。我国古代的士人阶层,或置产、或传学、或立德、或垂训,为“使子弟佳”大费苦心,形诸文字,便形成了一笔丰厚的“家训”遗产。这既是传统文化的体现,又形成了独特的“家训”文化。因此,“家训”之作,横则求家室和谐,纵则求家世绵长。后世著名的曾国藩家书与各种家训著作,概莫能外。
(三)家训成型之后的发展
自宋代开始,与我们原先所普遍认知的“积贫积弱”所不同的是,由于统治疆域范围内迎来相对长时期的社会稳定、经济发达、两宋的文化繁荣程度达至中国社会的顶峰,强化了伦理纲常的理学于此时期出现与渐趋成熟,家训于是顺理成章成为当时士大夫阶层与半耕半读的平民阶层所普遍需要面对与确立或继承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盛行之后,经历了仅仅九十八年的元代,明清两代撰写家训的风气更浓盛,家训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以往,内容也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领域更为扩大。既有一般的家训,也有专门训诫商贾的家训;作者既有帝王显宦、学究宿儒,也有普通民众;形式上既有长篇鸿作,也有箴言、歌诀、训词、铭文、碑刻;方式上既有循循善诱的说理激励,也有家规族法的惩罚条文,可考者有60余种。中国家训内容之丰富、涉及面之广博、影响之深刻,是世界各国文化所不具备的。
然而从清代后期家训文化开始衰落,不过也出现过局部开新的情况。例如洋务派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一批能够睁眼看世界的人。他们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新思想、新观念,表现在对子弟家人的教育指导上,从而为中国传统家训文化带来一股 “新风”。
近代以来,宗法制度、家族传承被看成是一种桎梏,加上受西方思想和现代文化的冲击,家训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直到近年,国家倡导文化复兴,对传统文化重新重视,家训慢慢地又得到人们的关注。
五、耕读传家成为主流家训的文化土壤及其定型分析。(一) 中国古代农耕文明土壤中的耕读文化1、什么是耕读文化
西北农业大学教授邹德秀认为:中国古代一些知识分子以半耕半读为合理
的生活方式,以“耕读传家”、耕读结合为价值取向,形成了一种"耕读文化"。[ ]
笔者则认为,不妨给耕读文化下这样的定义:自远古有农业与知识载体以来,在中国古代一些农民、乡绅、隐士与士大夫当中存在的半耕半读生活状态及其蕴含着的谋生立德、置身世外或寄望以耕读结合使家族得以传之久远的人生追求,经长时间积累、创造所形成的一种文化类型。
2、耕读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耕读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类型,更多的情况下,只能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至今未能成为一个可建构的文化系统,至今仍是面目模糊、零零散散,众多学者仍需努力;另一方面,耕读文化却对中国的农业、宗法制度、民族整体价值观与文化艺术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多次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1)对于中国农业的影响
关于耕读关系的认识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把学稼学圃当作平民的事,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孟子主张劳心劳力分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时人与后人对于孔孟二人的“看不起劳动人民”之类的批评,本人极不认同。孔孟的观点,应作其在两千多年前的农耕文明时代已有了清醒的社会分工意识,只是希望与引导更多人学习诗礼以令社会更加美好,若进行指责,应是曲解了孔、孟原话本意。
中国耕读文化孕育了众多的农学家,产生了大量的古农书。中国古农书,其数量之多,水平之高是其他国家少有的。古代的农书大都出自有过耕读生活的知识分子之手。他们熟悉古代典籍,有写作能力,又参加农业生产,有农业生产知识,具备写作农书的条件。东汉官至尚书的崔寔出自名门望族,少年熟读经吏,青年时经营自己的田庄。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写成了《四民月令》这一部月令体农书,叙述田庄从正月直到十二月中的农业活动,对古时谷类、瓜菜的种植时令和栽种方法有所详述,亦有篇章介绍当时的纺绩、织染和酿造、制药等手工业。对中国古代汉族农学的发展产生颇有影响。中国历史上动乱时期,反而出现较多的农书。因为在动乱时不少知识分子失去做官的机会,或不愿在动乱时做官,于是在乡间务农。其中有些人将自己的心得写出来,就成了农书。明清时代,地方性专业性农书开始大量出现,因为这时读书人比较多了,一部分没有做官的知识分子成了经营地主,他们根据自己所处地域和经营内容,写出了地方性专业性农书。
(2)对宗法制度的影响
在耕读文化定义里,笔者提到,乡绅的半耕半读生活状态及其对家族传之久远的寄望,这一节里,我们讨论的将是乡绅们对于宗法制度的实施所起到的正面作用,从而希望可以进一步窥探家、家族、宗法制度、耕读传家之间的内在联系。
①乡贤文化
乡贤,指的是民间基层本土、本乡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而深为当地民众所尊重的人,唐朝《史通杂述》记载:"郡书赤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明朝,朱元璋第16子朱曾撰《宁夏志》列举“乡贤”人物,开始建乡贤祠。凡进入乡贤祠的人既要有“惠政”,又要体现地方民众的意志;清代,不但建有乡贤祠,还把乡贤列入当地志书。
乡绅无疑是乡贤中的一种人群,是乡里的管理者与读书人。当时的读书人当然并非现代通指的读过一些书取得某种学位的人士,而是既腹有诗书又有德行的人。
乡绅阶层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特有的阶层,主要由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当地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一批在乡村社会有影响的人物构成。他们近似于官而异于官,近似于民又在民之上。尽管他们中有些人曾经掌柄过有限的权印,极少数人可能升迁官衙,但从整体而言,他们始终处在农耕社会的清议派和统治集团的在野派位置。他们获得的各种社会地位是封建统治结构在其乡村社会组织运作中的典型体现。这种乡绅中的一部分,亲自实践着半耕半读的生活,一部分直接或间接组织、指挥着耕种以期获得日常所需生活资料,在那个年代,几乎无例外地,都处于“读”的状态。
②乡绅阶层
在以“士农工商”简单社会分工为基础的中国农耕社会里,技术知识及其进步并非最为重要。社会秩序的维系和延续依赖于"伦理知识"。因此,无论社会怎样动荡变乱,无论王朝如何起落兴废,维系封建社会文明的纲常伦理中心却不曾变更。然而,居于这个社会文明中心位置的却恰恰是乡绅阶层。
这一阶层,是唯一享有教育和文化特权的社会集团。“其绅士居乡者,必当维持风化,其耆老望重者,亦当感劝闾阎,果能家喻户晓,礼让风行,自然百事吉祥,年丰人寿矣。” 如何使一个幅员广大而又彼此隔绝的传统社会在统一的儒学教化下,获得“整合”,使基层社会及民众不致“离轨”,是任何一个王朝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清王朝在乡村社会中,每半月一次“宣讲由十六条政治—道德准则组成的圣谕的目的,是向民众灌输官方思想”。然而,这一带有”宗教”形式却毫无宗教内容或宗教情感的活动仅仅依靠地方官却根本无法实行。乡绅们事实上承担着宣讲圣谕的职责。“十六条圣谕”以“重人伦”、“重农桑”、“端士习”、“厚风俗”为主旨,成为农耕时代浸透着浓郁的东方伦理道德色彩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一个古老民族文化在那个生存方式中的基本需求:“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弥盗贼,解仇愤以重身命。”反复向村民宣讲这一规范的是乡绅。他们拥有文化,拥有知识,成为农耕时代一个文明得以延续发展、社会秩序得以稳定的重要角色。
分析至此,如果我们对耕读文化的乡绅关于家、家族即宗族、宗法制度的意义仍未有透彻的认识,那么,这种现象将使这个问题显而易见:乡绅还对乡村社会长期存在的族权、神权拥有某种控制力,对乡村社会的治安拥有管理与裁判权。通常情况下,族长由乡绅综合宗族意见推举产生,或者得到乡绅的合作认可。有的乡绅本人就是族长,对一族拥有道德上名义上的首席权。神权的柄杖也大体如此,由于乡绅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其政治和文化地位的结合,产生了神权上执行、解释的可信度。此外,乡绅出资办地方治安队或团练,大多还自任头领,对乡村社会治安进行控制、操纵,特别是在边远乡村,乡绅的军事控制权尤其明显。
乡绅阶层始终是儒家文化最可靠的信徒,特别是在朝代更替,皇权易主的年代,乡绅捍卫儒学的决心和勇气更胜官吏一筹。这种对儒学长期不变的情有独钟,奠定了乡绅阶层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文化地位。乡绅阶层的文化地位还与自身组成成分有关。乡绅中的一部分人是通过科举考试、退任或已在乡村休闲的官员。这些人一生中曾经有过的高官厚禄、荣华富贵,都与对儒学的虔诚和追求紧密相连。他们从科举制度中得到的不仅是入仕之途,同时也以此作用于儒学的发展,而由于这些乡绅中的大部分人立于土地之上又因耕种与土地密不可分,乡绅们对于土地的依赖及将超越自我的心理需求与耕读可以传家之间的感召与维系,在中国农耕社会的后期之明清,必然无形中影响着周围的人的文化价值观乃至社会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又逐步确立了自身在乡村社会中的文化主导者地位。
这样,耕读文化中乡绅们的实质与表现,就是被个别学者称为“超稳定结构”的宗法制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3)对中国哲学及民族整体价值观的影响
中国的耕读文化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天地人相统一的宇宙观和知行统一的知识论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
古代学者常常从农耕实践中提炼哲学思想,《吕氏春秋·审时》:“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淮南子》:“上因天时,下尽地才,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贾思勰“顺天时量地力,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过耕读生活的知识分子有理论修养,有农业生产经验,有条件完成从农业到农学思想到哲学思想的提升。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农业文化》序言中说:“中国古代的哲学理论、价值观念、科学思维及艺术传统,大都受到农业文化的影响。例如中国古代哲学有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天人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事实上这是农活的反映。古代哲人宣扬‘参天地、赞化育’,‘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可以说是一种崇高的理想原则,事实上根源于农业生产的实践,也只是在农业生产的活动中有所表现”。
如果可以复原古代的耕读生活,我们将会发现,除了为生计而耕读之外,这种生活状态会是非常的悠然自得。如果遇上国泰民安的顺年,哪怕是与世相对隔绝的盆地,恰好又是土地肥美风景怡人,这里一代接着一代生活着的民众,不难养成对土地的依恋、非不得已不离乡背景的土地情结。“仓禀实而知礼节”,仓禀不实亦不愿轻易离开生养自己的土地,如陕西关中平原,作为秦岭北麓渭河冲积平原的一个地点,亦称渭河平原,它南倚秦岭,北界北山,西起宝鸡峡,东至潼关,东西长约360公里,约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19%,自古以来,这里风调雨顺,土地肥沃,农业发达,为秦国文明的兴起奠定了强大基础,所以号称"八百里秦川",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里的风土人情就是如此。
在考察曾经相继辉煌均超过200年的徽商、晋商的轨迹的时候,不能忽略这些成为巨富的商人在功成名就之后在家乡置办广厦田园的情况,诸如当今已为众人所知的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建于土地之上,心里才踏实,人生价值更可体现,此时,拥有良田大宅方为传家之物,而耕读则为传家之神。
(4)对文化艺术的影响
耕读文化影响了文学艺术,中国古代的田园诗就是耕读文化的产物。
晋代陶渊明是典型的田园诗人。他"既耕亦己种,时还读我书"。从41岁辞官,过了20多年的耕读生活。他根据自己的体验,写了《归去来辞》、《归田园居》等诗篇。宋代辛弃疾在被迫退休的内居住在江西农村,以其耕读体验,写出了不少反映田园生活的诗词;同在宋代的范成大,晚年退居石湖,自号石湖居士,他自己可能没参加多少农业劳动,但生活在农村,60首《四时田园杂兴》,富于乡土气息。
农耕文明社会里,无数景物入诗入画,闲来种花种草亦属于耕,仅唐代,山水田园诗人杰出者就有王维、孟浩然、范成大、祖咏、储光羲、常建、裴迪、綦毋潜等;宋代诗人林逋孤山种梅,在其《山园小梅》诗中留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千古咏梅佳句。类似这样的例子,在清代以前,所在多有。
(5)对中国社会文明进程的影响
古人有将研读父祖遗藏之书,称为“耕不税之田”的。清代藏书家张大鉴就在《闲居录》一书的跋语中,有“余承先泽,耕不税之田,一编一帙,罔 敢失坠”之说。因此,晚清叶昌炽在《藏书纪事诗》 卷六中咏道: “三世同耕不税田,后贤功可及先贤。 谁为有福谁无福,此语可为知者传。 ”总之,“耕”为“读”喻,给后世文坛学界留下了一种重要的精神滋养,其思想影响力是久远的。
千百年来,汉语中还形成了“舌耕”、“目耕”、 “砚田”、“耕耘”、 “心织笔耕”等与华夏耕读文化思想息息相关的语词,更有“耕读轩”(元末画家、诗 人王冕)、“乐耕亭”(邱浚后裔邱郊)、 “目耕楼”(明 末刻书家毛晋)、“耕读山房”(清代藏书家李士 芬)、“慕耕草堂”(清代诗人黎庶焘)、 “耕礼堂”(近 代学者赵晋臣)、“耕读旧人家”(近代南社诗人王毓岱)、“耕堂”(当代作家孙犁)等书房画室之名, 它们无不表明了历代文人学士在思想感情上,对耕读文化境界的一种怀恋,一种寄托。 “教子孙两行正路,惟读惟耕” “皆有歆艳意,相与赋`稼轩 之诗”,道出了农耕文明土壤中出产的中国人心中多么隐秘的一个情结: “稼轩”生涯,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躬行,即自我实践。《论语·述而》曰:“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躬行践履,亲自实行、亲自去做,才能体现重视实践、深入实践的精神;躬行不言,默而成事。时代更迭,作为建立在小农经济和科举制度基础上的旧说词,耕读的意义在或深或浅的转变。从最初的“耕以致富,读可荣身”,到后来的“耕以养身,读以明道”,再到后来的“以耕喻读”,精神被无限升华,耕的原始作用越来越被淡化,耕山水、读天下的情怀却愈发凸显。
耕读文化是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之交的“理学真儒”张履祥在《训子语》里曾经说过,“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仪遂亡”,成为提倡“耕读传家”的典型代表。
中国古代士大夫或农村中的绅士阶层,门户上往往贴着这样一副对联:“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可见,耕作、书卷、田地,曾是古人的奋斗目标。
耕读精神和耕读文化融入中国传统文人生活方式,不仅反映了他们的人生情操和旨趣,而且对其人生理想和治学思想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也在更高的层面上影响到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程。
与欧洲中世纪及文艺复兴后的大部分时期不同,中国社会早在春秋之时即因为孔子所开创的民间教育的兴起,促进了民间讲学的繁荣。即使在偏远的乡村,也有读书人或避乱隐居,或世代生活于湖边乡下。他们一边劳作,一边读书,或方塘半亩、或草屋几间,或耕作稻粟、或渔樵桑麻,或为佃户只能夜半读书为文,或略有家产可以凭几吟诵寒梅诗札,耕读也因之成为中国的一种乡村文化特色。在那个没有公共图书馆的社会里,不少地区的藏书楼、书院都起到了文化聚集与扩散的功能,并在物质和精神上支持着耕读文化的发展。事实上,读圣贤书不是某一个阶级的特权,而是整个社会对所有人的一种道德要求,体现了知识分子对于文化传承和扩散的社会使命感。
耕读是“耕”与“读”在精神上的高度结合。有“读”之“耕”体现了读书是为了做到明心见性和安身立命,有“耕”之“读”才能保证做到格物致知、洞察世事,修身、齐家、治国,而不是为了区区稻粱之谋。正因为耕读的精神已经内化在中国文化的精髓之中,融入中国人的血液,因此,所谓的耕读才不是皓首青灯伴古卷,而是意味着通过读书与圣贤对话的一种情趣和责任,耕读历来不是他们一种带有矛盾心态的选择,因为对耕与读的任何选择,并不意味着对另一种选择的放弃。
耕读正是士大夫借以养其浩然之气、保持人生气节的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种“子孙相约事耕耘”(李商隐《子初郊墅》)的生活方式中,形成了自己践行忠孝仁义、坚守读书人气节、报国入世等人生抱负,体现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抱负。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陶渊明种豆于南山、王夫之隐于湘乡山中等,都是这种思想的体现。直到民国时期,一些老派文人仍然对此种人生方式依依不舍。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耕读文化对中国传统文人的治学理念和方法有着重要的影响。明代学者陈白沙的教学方法即是带上弟子去游山。所以,耕读文化可以铸造真正的学术,在中国文化中,很多传世名著成于耕读之中。徐霞客跋涉于荒山野岭,顾炎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等等,正是耕读文化的自然延伸。
(二) 耕读传家作为普遍性家训的产生与定型1、耕读文化形成的过程就是耕读传家文化土壤不断肥沃化的过程
早在“耕读传家”的观念形成以前, 已经先有“耕学”一说为之鸣锣开道。
汉代,就已经有人以耕为喻,于是“耕”也就成为人们奋力于某一领域的代词。扬雄就在 《法言·学行》中说: “耕道而得道,猎德而得德。 ” 《后汉书·袁闳传》更说: “(闳)服阕,累征聘举召, 皆不应。居处逼仄,以耕学为业。”所谓“耕学”,就是说像农夫致力于田地耕作一般地敬业于学问。 晋代葛洪在《抱朴子·守嵴》中说: “造远者莫能兼通于歧路,有为者莫能并举于耕学。” 《晋书·隐逸 传·朱冲》也说: “好学而贫,常以耕艺为事。 ” 以“耕”喻“学(读) ”,是说一个人读书治学也应当像农夫耕田那样,深耕细耘,不违四时,务求好的收成。从来农夫们都是披星戴月,寒耕暑耘, 通过面对黄土背朝天的“力耕”方式来养家糊口, 然而士人却可以另辟蹊径,通过如“力耕”一般的 “力学”,获得藉助笔耕、舌耕等工作的报酬。这给予了人们多方面的启迪,对中国崇文慕学之风的形成,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由“负樵读书”(朱买臣)、“带经而锄” (倪宽)、“书窗灯课”(都穆)这种种劝学励志的典故,足以说明先哲们其实很早就对耕读生活表示了赞许。随着颜之推《家训》等的流传,耕读对于维系家业的现实功利意义家喻户晓,耕读传家的观念更是深入了小康农家之心。 在江西,《铜鼓卢氏家训》订立的十二款“治家 之本”中,第七款即为“重耕田”,第八款为“重读书”。将此两款比较对照,多少可以窥知中国小康农家勉力追求“耕读传家”的真实心声: 重耕田,为工为商,亦是求财之路,终不如在家种田,上不抛离父母,下能照顾妻子, 且其业子孙世守,永远无弊。 重读书,读书变化气质,顽者可以使灵, 邪者可以反正,俗者可以还雅,此其大要。至日常应用文字,万不可少。慎择良师,读一年 有一年之用,读十年有十年之用。欲光大门 庭,通晓世事,舍读书无他择。这说明,亦耕亦读的思想文化传统,同汉民族根深蒂固的聚族而居、安土重迁、春种秋收等等追求团圆、追求功利、追求实惠的种种农业文明心态是完全相适应的。
我国历史上的世家大族,往往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耕读传统的实践者和倡导者,因此通过家训族谱、地方史志作文献研究,将是研究此课题的必然途径之一。 在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里,“耕读传 家”既是小康农家,也是众多仕宦之家的精神追求。 《孟子·尽心上》说: “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 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所谓“穷则独善其身”,就是选择一种脱离现实政治, 归隐田园,农耕种地与吟诗作文并行不悖的,可以从容进退的生活方式。而保持“耕读传家”的传统,进则可以出仕荣身,兼济天下;退则居家耕读, 尚有独善自身的地步。尽管这一种所谓的“亦耕亦读”,基本上是姿态性的,象征意义上的。 陶渊明《归田园居》诗云: “少无适俗韵,性本 爱丘山。误落尘网中, 一去三十年”,“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读山海经》诗: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 《和郭主簿》诗: “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 ”凡此种种,似已预制了一幅幅“独善其身”的乡居图景,为后世文人学士选择亦耕亦读的生活方式,输送着源头活水般的精神养分。
后世形成两种传统,一种追求“书香门第”、“诗书传家”、“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近人多认为这是岐视体力劳动,笔者持不同观点,强调读书高,是一种引导式的价值判断,是一种基于社会分工然后侧重读书的人生选择;另一种提倡“耕读传家”,以耕而读、耕且读为荣,且作为对子孙后代的期望。
这两种传统,“读”是它们的共同点,书是读的对象,耕作中的大自然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更为恢宏大气的读的对象?
2、当耕读文化达到足够影响力与社会认同感,耕读人士的自我超越需求及对家族传承的责任,直接催生了耕读传家家训。
战国时期,农家学派许行率先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600多年后的东汉末年,诸葛亮在《前出师表》自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晚清,南阳方城拐河镇民众在沣河淤沙中发现一块晋代诗画石,上半部刻有《诸葛武侯躬耕歌》,下半部刻有诸葛亮画像。可见,晋代已有诗画石称颂诸葛亮躬耕南阳。该诗画石现保存在拐河镇高中院内。唐裴度著文称颂诸葛亮躬耕南阳之陇亩。裴度是唐中期名相,博学多才,功勋卓著。他在《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碑文中说:“公是时也,躬耕南阳,自比管乐……,时称卧龙”,因刘备“三顾而许以驱驰”,于是“翼扶刘氏,缵承旧服,结吴抗魏,拥蜀称汉”。这是迄今肯定诸葛亮躬耕南阳最早的石刻记载之一。元大德二年(1298年),南阳监郡马哈马主持修葺武侯祠时,置田地、屋舍,重修卧龙岗躬耕田。同为元代,翰林学士程钜夫撰写的《敕修南阳诸葛书院碑》称:“臣瑾按,南阳城西七里,有岗阜然隆起,曰卧龙岗,有井渊然渟深,曰诸葛井,相传汉丞相忠武侯故居,民岁祀之。”民岁祀之,说的是民众每年一批又一批自发到南阳的躬耕地祭祀诸葛亮。
南宋反映江南农业的《农书》作者陈旉隐居扬州,过耕读生活,他自己说“躬耕西山,心知其故”,“确乎能其事,乃敢著其说以示人”。著述《补农书》的张履祥在家既教书又务农,他说“予学稼数年,咨访得失,颇知其端”,“因以身所经历之处与老农所尝论列者,笔其概”。辛弃疾把上饶带湖的新居名之日“稼轩”,自号稼轩居士,“意他日释位后归,必躬耕于是,故凭高作屋下临之,是为稼轩。田边立亭日植杖。若将真秉耒之为者”。辛弃疾很重视农业,他说“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
南北朝以后出现的家教一类书终于多数都有耕读结合的劝导。如前所述,《颜氏家训》提出“要当穑而食,桑麻而衣”;明末清初著名理学家张履祥在《训子语》里说“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仪遂亡”。这里的训子则将耕读结合对于安身立命、教养、行为规范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3、耕读传家正式明确为家训的里程碑式著作及与其他家训著作之比较
第一部正式将耕读传家列为家训的是原名《太傅仔钧公家训》的《章氏家训》,这是我国著名家训,可列入中国十大家训,笔者甚至认为应列为中国十大家训之首,可惜的是长期以来为人忽略。
作者是五代十国时的章仔钧,世称其为太傅公,宋庆历五年(1045年),追赠琅琊王。故《西关章氏族谱》称《章氏家训》为《唐太傅宋追封琅琊王章忠宪王家训》。《章氏家训》历来备受推崇,国学大师章太炎、当代贾平凹、钱文忠等学者都十分赞赏。
章仔钧(868年―941年),字仲举,号彰良,汉族,出生于官僚世家,其祖章及,字鹏之,仕唐为康州刺史,其父章修,仕唐为福州军事判官。浦城(今属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人。浦城章氏发迹始于这位太傅公,其生于晚唐,长于五代乱世,文韬武略,扼守闽北咽喉要冲20多年,西挡南唐、北拒吴越,保一方安定,威震闽越,其夫人练氏侠肝义胆,勇救建瓯10万军民,被建瓯百姓尊为国母。章仔钧941年去世,赠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武宁郡开国伯。夫妻二人皆为忠义典范。其中最宝贵的遗产,就是这短短196字的家训。他们15个儿子又74个孙子,在中原乱世时,偏安闽越一隅,得以喘息,枝繁叶茂。北宋达到了章氏最辉煌的时期,从这儿诞生了福建第一位宰相章得象,浦城第一个状元章衡,北宋末期还出了一位宰相章惇。
现在章氏位于浦城的祖祠,本为唐代修建的南峰寺,北宋初年太傅公玄孙章得象官至宰相,因感念自己年轻时在南峰寺苦读而中进士,加上当时宗祠文化兴起,达官贵人都要在自己家乡兴建宗祠。章得象求得仁宗皇帝恩赐,改南峰寺为章氏祖宗功德院(祠堂),香火历经宋元明清而绵延不绝。这里因此成为章氏先祖的发祥地,他们以勤俭、宽仁家训为文化根基,从这里走向浙赣、走向中原、走向异域,子子孙孙生生不息,历经千余年,达270多万人口。
迄今800多年前,福建浦城章仔钧后裔中的一支,跋山涉水,于宋徽宗宣和二年,定居现安徽省南部绩溪登源河之畔。历经沧桑,章氏后裔崇本敬祖,薪火相传33代,形成“瀛洲章”、“西关章”、“湖村章”等章姓繁衍地。他们世代耕读,恪守家规,《章氏家训》一直被绩溪章氏家族奉为传家之宝,“十户之村,不废诵读”,“邦无尤民,民无尤行,刑罚设而不犯,风俗美而不流。”
《章氏家训》 原文:
“传家两字耕与读,兴家两字俭与勤。安家两字让与忍,防家两字盗与贼。 亡家两字嫖与贱,败家两字暴与凶。 休存猜忌之心,休听离间之语,休作生忿之事,休专公共之利。吃系在尽本求实,切要在潜消未形。子孙不患少而患不才,产业不患贫而患非正,门户不患衰而患无志,交游不患寡而患从邪。不肖子孙眼底无几句诗书,胸中无一段道理,神昏如醉,礼懈如痴,意纵如狂,行畀如丐,败祖宗之成业,辱父母之家声,乡党为之羞,妻妾为之泣,岂可立于世而名人类乎哉?格言具在,朝夕诵思。”
如无相反证据出现,上述看似简单的文字,就是第一部正式明确将耕读传家列为家训的著作,从这部著作开始,逐步奠定了中国耕读传家的主流家训的局面,与众多后来的家训一起,成为了中国耕读文化里的灿烂星辰。
《章氏家训》的核心内容是耕读传家,教育子孙后代要勤于劳动,要读书明理,否则无法很好地安身立命,无法很好地传承家族;《章氏家训》是章氏先祖章仔钧留给子孙后代的最重要的文化遗产。
《章氏家训》的特点是,结合家族具体情况对传统上尤其《颜氏家训》首创的家训体例需要涉及对家族的期望、对子孙后代价值观与行为准则几个方面较为周全便有主有次地进行了具体化,有如今天所说的注重细节,各项规范要求明确,简明扼要、好懂好记、易学易行,体现出大道至简的智慧。
《章氏家训》远胜此前及后世很多家训,在中国的耕读文化与家训史上,此家训应可与《颜氏家训》、诸葛亮的《诫子书》、《朱子治家格言》、《曾国藩家训》等著名家训媲美,实际上有过之而无不及,从家训目的、行为规范、落实的可能性、作为家训著作结构的完整性,应为首位,算得上是《颜氏家训》的浓缩版与改良版。说是浓缩版,是因为这两篇家训所说的都未离开安身立命、为人处世、传家兴家这几个所有家训都会有的几个方面,看起来,《颜氏家训》洋洋洒洒更加全面,实际上,《章氏家训》走的是一语中的、言简意骇的道路,却也是全面;说是改良版,是由于《章氏家训》制定者在叙述上分清了主次、找准了认为切实可行的传家兴家之法,事实上,章仔钧对“耕读传家”对于其家族传家的重大意义及从其后一千多年来的实施效果来看,子孙很争气,效果很好,可见太傅公章仔钧对家族的未来的把脉与开出的处方非常正确、有效,相较而言,《颜氏家训》对此有所欠缺,后世颇负盛名的曾国藩家训亦比不比。
在历史上享有盛名的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的家训著作则相形见绌。
“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者,恭也。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矜己之长。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报之,随所遇而安之。人有小过,含容而忍之;人有大过,以理而谕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人有恶,则掩之;人有善,则扬之。处世无私仇,治家无私法。勿损人而利己,勿妒贤而嫉能。勿称忿而报横逆,勿非礼而害物命。见不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则从。诗书不可不读,礼义不可不知。子孙不可不教,童仆不可不恤。斯文不可不敬,患难不可不扶。守我之分者,礼也;听我之命者,天也。人能如是,天必相之。此乃日用常行之道,若衣服之于身体,饮食之于口腹,不可一日无也,可不慎哉。”
这就是朱熹的《朱子家训》。如长者的谆谆教诲,道理是没错的,为了教育子孙,甚至不惜请出早于其900多年的刘备的名句“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三国志·蜀志传》),除了没有新意之外,我们将会发现,朱子所要引导的就是为人方面的立德,关于传家兴家的具体方法与方向几乎没有指引,也没有要求子孙后代“朝夕诵思”地去执行,以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及所见所闻可以得知,这样教导的结果,很容易出现“意见接受,做法照旧”的期望值落差。诚然,人生在世,积德行善,家必有余庆,德厚可以流布深广,德厚可以载物,只是作为家训著作而言,朱子的苦心与训导,却掩盖不了内容的平庸无奇,只是延续了孔子的“诗礼传家”的家训类型,并无新的发展,当“耕读传家”已大行其道的当时,朱子采取的是无视或忽视或认为已没必要再重复提及的态度。
王阳明则以《示宪儿》三字诗作为其家训,后世称《王阳明家训》,作于明正德十三年(1518),收录于《王阳明全集·外集二·赣州诗》。如下:
“幼儿曹,听教诲:勤读书,要孝悌;学谦恭,循礼仪;节饮食,戒游戏;毋说谎,毋贪利;毋任情,毋斗气;毋责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 能容人,是大器。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恶,是凶类。譬树果,心是蒂;蒂若坏,果必坠。吾教汝,全在是。汝谛听,勿轻弃。”
“幼儿曹”中的“曹”字是“等、辈”之意。“幼儿曹”意为:孩子们。后面所有话语均通俗易懂,完全是向幼儿说话的口气。诗的对象宪儿是王阳明养子王正宪。
正德十年(1515)正月,王阳明四十四岁,但是王阳明及弟守俭、守文、守章俱未有子,父亲王华即选择三弟王兖的儿子王守信的第五子王正宪来过继,作为王阳明嗣子,是年,正宪八岁。三年后的正德十三年(1518)正月,征三浰,三月袭平大帽、浰头诸寇,四月班师。六月,王阳明先后平息赣南山区多处山民暴乱事件,因功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阳明功成名就,萌生出归乡隐居之念,故在诗中有“何时却返阳明洞”之句。此时正是朝廷需要王阳明效力之时,岂能让他回家清闲。但是,家中有儿,年已十一,正是切须教训之时,趁叔父回家之便,随带一纸“家训》”以教训儿子,于是便有了这则《示宪儿》的《王阳明家训》。他希望家人对王正宪严加教训,读书学礼,从“心地”开始,以德行着手,将儿子培养成为“良士”。
《王阳明家训》无论是“三字经”形式,还是“心学”内容都适合作为现代家庭教育的范本。作为蒙学教材,其“三字经”形式适合小孩子诵读,音调和谐押韵,读来朗朗上口,即使儿童不一定字字都懂得很透,也有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对于《三字经》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历代说法不一,但是大多数学者的意见倾向于“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经》,以课家塾”。王应麟晚年教育本族子弟读书的时候,编写了一本融会经史子集的三字歌诀,据传就是《三字经》。一说是宋代人区适子。明末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十一中记载:“童蒙所诵三字经乃宋末区适子所撰。适子,顺德登洲人,字正叔,入元抗节不仕”,认为广东顺德人区适子才是《三字经》的真正作者;一说是明代人黎贞。清代邵晋涵诗:“读得贞黎三字训”,自注:“《三字经》,南海黎贞撰。”即以为明代黎贞撰。
宁波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如安在《北京大学学报》第二期上发表了《历史上最早记载〈三字经〉的文献——〈三字经〉成书于南宋中期新说》一文,判断《三字经》应成书于南宋绍熙(1190年-1194年)至嘉定(1208年-1224年)年间,其时代要早于王应麟(12-1296年)和区适子,而宁波是目前已知的《三字经》最早流传的地区。
王阳明生活的年代是(1472年—1529年),处于明朝中叶,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此余姚正是现今的宁波余姚。即使《三字经》为由元入明的黎贞所创,也是明初之事,早于王阳明,其时《三字经》已在其家乡广为流传,甚至王阳明幼儿时期是在私塾里面读着三字经长大。因此,从王阳明用《三字经》形式写作《三字诗》训儿,可见应是受了这段教育经历的影响,也主张用诗教作为蒙学的主要教育手段之一。
但是,作为家训著作,尽管颇有新意,由于训导的对象是少年儿童,内容不宜过多,少儿离成家立业尚远,可不涉及传家兴家,所以走的路线是两千多年来所有家长都会做得到的简单的劝读劝善,与简明扼要、张驰有度、重点突出、可资执行的《章氏家训》相比,不免过于单薄。
《周公家训》、诸葛亮《诫子书》、唐太宗《帝范》、柳玭《柳氏叙训》、司马光《家范》、朱柏庐《朱子家训》(《治家格言》)、袁采《袁氏世范》,陆游《放翁家训》、庞尚鹏 《庞氏家训》、袁黄《训子言》、姚舜牧《药言》、杨继盛《杨忠愍公集》、曾国藩《家书》等,尽管对后世各具影响力,比起《章氏家训》仍有诸多不如。三国时期的嵇康、杜预的《家诫》,东晋陶渊明的《责子》,也属于家训内容,但影响不大。历史上,韩愈、柳宗元、司马光、范仲淹、苏轼、郑板桥、林则徐等人也有成文家训,均无法与《章氏家训》媲美。
4、为耕读传家定型推波助澜的政策因素
为“耕读传家”观念推波助澜达至成型的是北宋仁宗( 1023~1063)时,颁布的一项影响深远的劝耕劝读政策。
据今人胡念望考证,撰文《读可荣身耕以致富: 耕读文化》指出: 到了宋代,耕读文化由于科举制度的演进而得到改造与加强。北宋仁宗皇帝的几条科举政策有力地推动了耕读文化的发展: 一是规定士子必须在本乡读书应试,使各地普设各类学校; 二是在各科进士榜的人数上,给南方各省规定了优惠的最低配额; 三是规定工商业者和他们的子弟都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只准许士、农子弟参加。这大大地激发了 普通人家对科举入仕的兴趣,连农家子弟也 看到了读书入仕、光耀门楣的希望。自仁宗朝始,鼓励士人、农家出身的子弟参加科举考试,且只能在本乡本土读书应试的政策导向十分明确。如此便将“暮登天子堂”的科举前景,同“朝为田舍郎”的乡土背景紧密地维系到了一起。北宋天圣五年( 1027) ,晏殊知应天府(今河南 商丘) ,延范仲淹为师教授生徒,这是五代世乱以来,政府首次恢复学校教学活动。1034年,又明确政策,各州立学者皆赐“学田”及“九经”。十年后,再次下诏各州、县皆立学,士子“须在学三百日,乃听预秋试”。 至南宋时的江南,在京城杭州以外,“乡校、家 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 往往相闻。 ”陆游也有诗纪其实云: “儿童冬学闹比 邻,据案愚蠢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着 面看人。 ”当日农家,每到农历十月便遣童子入学, 称为“冬学”; 以《百家姓》等为教材,是谓“村书”。
5、耕读传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与行为准则定型的时间及其发展
在此《训子语》之前、《颜氏家训》之后的两宋时期(公元960年―1279年,其中北宋存在的时间是公元960年—1127年),家训开始大行其道,大面积流行的结果,是家训体系的日益完善,就在这被当今很多学者认为“史上最好”时期的宋代,从史上第一部体系完整且含着耕读传家教诲的家训著作《颜氏家训》至此已历经400余年,从第一部开篇明义提出“传家两字耕与读”的《章氏家训》至北宋中后期已100多年,加之仁宗朝“规定工商业者和他们的子弟都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只准许士、农子弟参加”等几条科举政策有力地推动了耕读文化的发展,仁宗在位41年,时在公元1023~1063年间,广泛散落于朝野的士农人家,或出于应试考虑,或出于家族传承,“耕读传家”家训或明言或意含,至此蔚然成普遍现象,基本成型,但事物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此时仍需数十年时间的成长与相互学习、仿效,因此,我认为耕读传家基本可以确定于北宋仁宗之后微宗之前即公元1064元至公元1100元前后定型。
定型的依据如下:
(1)成文家训即家训著作已在社会上大行其道。诞生于隋代的《颜氏家训》诞生后以其广泛影响力、带动作用,自宋代起,一些家族不再满足于用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优良的家风,家训著作开始大量出现。(2)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耕读传家家训著作已出现。五代十国时期,约在公元900—940年间成书的《章氏家训》,是中国第一部在开篇即明确“传家两字耕与读”的以耕读传家为核心内容的家训著作。(3)按内容划分,以耕读传家为核心内容的家训著作成为家训中的一种重要类型,而不仅仅是一家一族之训导。初唐至安史之乱前近百年及入宋后统治疆域内亦是长达百年的文化灿烂、歌舞升平的盛世华年,北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文化最繁荣的时代。儒学得以复兴,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政治开明,经济文化繁荣。咸平三年(1000年)的GDP为265.5亿美元 ,占据世界比重的22.7%,人均GDP为450美元,超过当时西欧人均的400美元。因推广占城稻人口从太平兴国五年(980年)的3710万迅速增至宣和六年(1124年)的12600万。可以推断,先民传统上的土地情结及家族意识、宗法制度对千秋万代的传承渴望,价值观与现实需求的高度集中趋向性,必然导致无数家族已经意识到耕读传家的重要性与可行性,这点必不以中晚唐、五代十国时期的动荡而停止,自隋至宋初,时日尚短。仁宗时的士农子弟方可参加科举应试的政策恰好给原先准备好的耕读传家家训加了一股劲,再经数十年,公元1100年前后,耕读传家的正式定型遂水到渠成,我们现已可从不少记载与实物,看到南宋以来“耕读传家”碑刻、门匾、著述在民间的大面积呈现。(4)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二月,追赠第一部明确耕读传家为家训核心内容的《章氏家训》作者章仔钧为琅琊王,目前尚未找到仁宗追赠原因的文字资料,因为章仔钧只是前朝带领军民捍卫了一座城池安全的官员,今天看来,除了写作一部家训之外并无其他突出事迹,正常不可能惊动皇帝进行追赠。但是,结合仁宗规定士农子弟方可参加科举的几条政策及当时的民众安居乐业、统治者对良好风气进一步倡导有利于社会稳定的需要,不难发现,首次明确提出耕读传家且家风良好的前朝章仔钧及其家族非常适合表彰为好家风的典型。
为解决此问题 ,检索资料发现仁宗时的宰相章得象是章仔钧后人,宝元元年(1038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式出任宰相,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仁宗连日催促副宰相范仲淹等人,拿出措施,改变局面,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其中三条为“精贡举,均公田,厚农桑”。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为了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首先应该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认为,供给不均,怎能要求官员尽职办事呢?他建议朝廷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责他们廉洁为政;厚农桑,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讲穷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
由此考证可知,追赠章仔钧时,正是仁宗重用范仲淹与章氏后人章得象之时,正是仁宗与范仲淹认识到并实践了两年“读可荣身耕可富”的国泰民安政策,正是仁宗推行向士农子弟一边倒的科举政策之时,章仔钧的《章氏家训》倡导的“耕读传家”正好符合了国家的需要,无疑,追赠此家训的创立者以及引导更多家族都来“耕读传家”,正是配合国家政策推行的一项有力举措。
此举直接导致了耕读传家家训的大面积推广,再一次印证了孔子“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的观点。
宋以后,晚清的中兴名臣曾国藩、左宗棠家训,将“耕读传家”家训带至新一轮高潮,是对耕读传家的一大贡献。此时,“耕读传家”成熟,达至鼎盛,生于1873年的著名学者梁启超,也在一篇文章中自述家世时说: “启超故贫,濒海乡居,世代耕 且读。数亩薄田,举家躬耘以为恒。”
宋代以后的江南人家,亦耕亦读,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方面同步得到积累,相辅相成,最终实现耕读传家的理想生活图景,成为小康之家一种实惠的持家方略。于是,山清水秀的温州成为耕读社会的理想境地,士风日盛,人才之美一时甲于东南。而一些世家大族,如“南渡”前为赵宋宗室, 后自南宋到清初先后流寓浙江绍兴、归安、上虞和杭州一带的赵氏,江苏常熟的钱氏,以及山东新城 (今桓台) 的王氏等,也均以此为保持家族文化、经济和社会名望的秘诀。“诗书之泽,衣冠之望,非积之不可。 ” 有“耕读传家”的传统在,才有书香世家诞生的可能。
千百年来,许多家庭的门楣,会经常出现“耕读传家”、“耕读当为”、“晴耕雨读”、“耕读世业”、“耕读人家”、“耕读家风”这样的匾额,人们以“耕”为生存之本,以“读”为升迁之路。如果我们流连于皖南黟县这一徽商产地的古民居之中,依然能够随时领略到耕读文化精神对当地的影响。这在当地老房子的楹联中可以见 出,如: “二字箴言,惟勤惟俭:两条正路,曰耕曰读”,“传家无别法,非耕即读;裕后有良图,惟俭与勤。”也有将形而下的耕田读书行为,延伸到形而上的哲学层面上的,如: “光前须种书中粟;裕后还耕心上田”、“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心田存一点,子种孙耕。”。
六、当下青少年应清醒认识:中国历史上名门望族的命运与“耕读传家”的内在联系
此处所述的名门望族,是指历史上帝王家族之外历史悠久而地位较高、颇有声望的家族,之所以将帝王家的兴衰不列入其与耕读传家关联程度的考察,是因为帝王家的兴衰更多的是受着非常复杂的价值观、政治文化设计、治理执行、社会与自然环境、宇宙运行规律等内外部因素影响,历史上的耕读传家之“耕、读”分别是古代农耕文明时期的耕种与读书两种工作与生活状态,“读”仍然可以且应该是帝王家的生活状态,“耕”则离帝王家子孙后代的实际生活很远,除非对“耕”字进行广义上的外延与解读,赋予其更深更广的内涵,这恰恰是我们将要逐步展开研究与呈现的内容。
家族兴盛,是指一个家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才辈出并以家族整体在社会上享有一定程度的名声与威望,其中显著者为名门望族。从“耕读传家”家训与家族兴衰内在联系的角度,我们不妨将历史上的名门望族分为四种类型:独一无二型、持久兴盛型、骤兴骤衰型、未兴已衰型。独一无二型是指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原因以致无法仿效无法复制的一种型态;持久兴盛型,是指家族中出现了一位标志性人物之后,将家族带往一个较高的高度,之后若干年内,家族人才辈出,家族持续保持较高声望;骤兴骤衰型,是指家族出现突如其来的兴盛,在其后短时间内又突然停止了这种显著的兴盛状态,转向平谈甚至彻底沉寂;未兴已衰型,是指家族中出现了一位在历史上有一定影响的人物,但与作为一个家族整体出现于历史舞台仍有区别,其后,并未形成家族式的影响力。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有家族类型的划分,只是为了分析研究的需要,家族类型的变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非试图作出定论。为了更好了解以上种种情况,下面以“耕读传家”家训为探究家族兴衰规律的工具,展开事例分析。
(一) 独一无二型:孔子家族——特殊的耕读传家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名丘,字仲尼,儒家学说创始人,我国古
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孔子家族是指孔子的所有后裔总称,孔子后裔有曲阜孔氏、阙里孔氏、真孔、
内孔,内院孔等,经过2500多年,现已繁衍至第80代。孔氏谱系完善,被尊为“天下第一家”,以其家族世系对中国文化上的影响力及与诗书的关联程度,则是典型的“诗礼世家”、“书香世家”。
如上两章的论证,有“耕读传家”的传统在,才有书香世家诞生的可能。
孔子被后世众多帝王尊为“万世师表”,他的家族也随着他身后地位的升起而不断上升。孔子去世三百年后,汉高祖刘邦路过山东,以牛羊太牢的最高级别进行祭奠孔子,这是国家最高统治者表现出的对孔子的第一次礼遇。唐玄宗第一次封孔子为王,为“文宣王”;西夏仁宗时孔子一度被尊为皇帝,成为“文宣帝”;到元代元成宗又改封孔子为王,称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清代最终将其定为“大成至圣先师”。其子孙享受的特殊待遇:西汉,平帝为了张扬礼教,封孔子后裔为褒侯,这是孔子后裔第一次得到封侯;北宋,仁宗提“侯”为“公”,封孔子后代为衍圣公,之后其后代一直沿袭这个封号直到清末。自此,开启了孔子嫡长后裔历经四个朝代,长达874年,传承31代的衍圣公岁月。
孔子所开创的孔氏家族盛况,在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是超越帝王家族的存在,时间上,2500年相对比有据可查的迄今人类史上最长王族周朝800年的姬氏,犹如拳击界的轻量级选手与重量级选手,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是历代统治者与民众共同选择的结果。
孔子的家训是诗礼传家,2500年来,孔子一脉并无明确组合成词的“诗礼传家”家训,这四字是孔氏后人与研究者根据孔子的庭训及其后演变归纳得出的结论。
现在我们来看看,诗礼传家与耕读传家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孔子教子《庭训》散见于《论语》,据《论语》记载,有一天孔子独立庭院中静默沉思,其子孔鲤快步从他身边走过,孔子突然叫住孔鲤问:“学《诗》乎?”孔鲤回答:“未也”,孔子教导他:“不学《诗》,无以言”,孔鲤退而学《诗》。又有一天,孔子又“独立”庭院中,孔鲤快步过其侧,孔子又叫住他,问:“学《礼》乎?”孔鲤对曰:“未也”,孔子教育他:“不学《礼》,无以立”,孔鲤退而学《礼》。孔子对孔氏后人的要求,简单地说,就是既要有文化,又要守规矩。从人的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来说,就是内在守规矩,外在讲礼仪。守规矩是对人的内在要求,讲礼仪是对人的外在要求。
从春秋时代孔子的“诗礼庭训”,到明代孔尚贤制定的《孔氏祖训箴规》,再到清代中叶,第72代孙孔宪珍的“64字家训”,孔氏家族目前在世的200多万人,无不严格遵守,64字家训里面有这样的明确规定“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居身简朴,辛勤劳杵;一丝一缕,恒念力扬;忠厚传家,苦读诗书”。
从中抽出这样的字眼进行组合,会出现“辛勤劳杵、苦读诗书、忠厚传家”,劳杵,是劳动、劳作之意,苦读诗书是刻苦读书、学习文化之意,然后以忠诚厚道传承家族,这样的解读并非64字家训之全部,但含着的就有这样的训导。
此前,我们知道,两千多年来,凡批判儒家,必说“儒学歧视体力劳动、尊崇脑力劳动”,有所谓“劳心治人,劳力治于人”的说法,这是岐视农民等劳动人民。根据是《论语·子路·第十三》: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笔者研究文化学多年,从文化史上多种文化类型兴与衰、吸收或被吸收、种种文化现象的内在异同、各种文化冲突之后的演变中,发现文化学应该存在这么一种原理:文化无高低之分,但文化是有位阶的,体现在:一,文化覆盖的范围内,文化设计者会按重要性将其编排位置顺序,一旦获得文化使用者高度趋同性的认可,则形成位置阶梯秩序,持续发挥着位阶的影响力且不易改变,如中国持续至少两千多年的“士农工商”位阶,“士”为最高,“农”次之,“工”再次之,“商”为最低,这深深造成了中国人的官本位思想与读书至上价值观,直至近年,人们内心追求的变化,最末之“商”一跃成为最高;二、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一旦近距离接触,价值高、对比后更符合族群中多数人内在需求的文化类型将在一定时间内会吸收另一种文化类型,或者将其驱逐甚至可以使之逐渐消亡,如史上著名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如满清取明代之,实行汉化,至20世纪初期,满族作为一个民族,从风俗习惯、穿衣打扮、语言运用到方方面面已完全融入汉族,如当下少数民族青少年中的一部分,在深入接触汉地文化、欧美文化之后亦有以上种种变化,以往,我们会用民族大融合或者“中国文化具有强大包容性”来解释这一文化现象。当然,这些都对,都是好的方面,文化本来就不是一成不变,文化一直在变化中前进,包括传统文化在内,当下无数人特别是青少年,一提及传统文化,下意识中已认为古老的、很多年以前存在的才是传统文化,却没意识到,现在所认为的传统在发生当时却是新潮,这种文化上的误区不仅存在于青少年当中。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对于以上种种,用“大融合”、“包容性”来解释或贴上“中国文化优越性”标签,不仅显得无力,而且无法解决欧美文化同样存在的“包容性”问题,也许“文化位阶论”是一把很好的钥匙,尽管在当下未必会得到广泛的认同。
“农”的文化位阶仅次于“士”的确立,除了农耕文明时期人类对于第一产业的高度依赖之外,与以儒家思想与行动为重要内容的耕读文化有关。
作为儒家文化开创者的孔子,对于“请学稼”的回答“不如老农”,对于“请学为圃”的回答“不如老圃”,不仅不是不尊重,而是相反,既是谦虚也是事实,儒家的文化设计里面,已包含着明显的“社会需要分工”的规划,孟子的“劳心治人,劳力治于人”正是这种设计与倡导的延续。认为孔孟儒学岐视农民的人,还有一个重大误解,以为“小人”是骂人的话语,其实在当时的儒家语境里,“小人”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中的“小人”,是普通民众之意,只是为了区分社会地位与道德均高于多数人的“君子”而使用,描述的是君子的表率作用,绝不是后世所指的道德败坏之人。孔子曾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也曾整理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诗经·小雅·鹤鸣》)的诗句。
因此,深入孔子的思想,我们应该不难发觉,孔子并无岐视“农业”、“农民”、“劳动人民”的意思——关于劳动人民一词的使用,我看未来应有待商榷,当然,不在本文论述之列。
孔氏后人提出的“辛勤劳杵、苦读诗书”,不仅没歪曲其老祖宗的本意,相反是很好地得到了继承。
清代中叶的第72代孙孔宪珍提出“64字家训”之时,清楚知悉家族体系已很庞大、家族成员众多,这种情况下,难免有些族人会以农业耕种为生,或以“舌耕”“笔耕”为主,如果我们将“耕”从狭义的耕种中进行外延,可否理解为,孔宪珍期望族人后代在这种种辛勤劳动之余苦读诗书、忠厚传家,归根结底,包含了不违反“诗礼传家”祖训前提下倡导的耕读传家?甚至,远溯其祖孔子当时在庭训孔鲤时,只是强调其在辛勤劳动之余,勿忘学习践行诗与礼。
(二)持久兴盛型——以耕读传家为家训1、以官宦人家为主要特征的家族 (1)曾国藩家族
曾国藩(18-1872年),汉族,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孔子亲传弟子、宗圣曾子的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的人之一,被后世看作“圣人”、“千古第一完人”,理由是他立德立功立言,为师为将为相,却得以全身而退。
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及其后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其所创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乃湖湘文化的重要代表,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他文风影响。所著甚丰,不下百数十卷,收录于《曾文正公全集》,传于世。
其父曾麟书,号竹亭。竹亭公撰有两副对联,一副是:“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读,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另一副对联与之相似:“清茶淡饭粗布衣,这等福老子享了;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事儿曹当之。”这两副对联表现出了一种相当洒脱的高人逸士姿态,不是常人所能达到的。其中所蕴藏的丰富内涵也非一言而可尽。这两副对联的上联均表示自己对生活的要求不高,半耕半读,粗茶淡饭已足够;两联的下联又对儿孙们寄予厚望。这种希望与普通人要求子孙出人头地、升官发财截然不同,而是要将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子孙去做。这可称得上是一种深谋远虑。亦耕亦读,勤俭持家,敬祖睦邻,成为曾家持家立业的基本生活理念和世代相传的传统。曾国藩也始终都在秉持着这样的持家之道。
曾国藩五兄弟绵延至今已到第八代,后人有成就者大约240多位,如光禄大夫、建威将军曾纪官、曾广銮,清末翰林曾广钧,资政大夫曾广江,刑部员外郎曾广镕,女诗人曾广珊。
“半耕半读”的家风中,曾国藩深受其益,同时,他也结合自己治学、为官的人生经验,将新的见解融入其中,进一步发扬了耕读传家的传统。曾国藩分支在“和以治家”的宗旨下还特别强调“勤以持家”。这个勤以持家在曾国藩那有两层意思,一是家庭成员要克勤克俭,一是做家长的要勤以言传身教。曾国藩说的这些,他自己就能一丝不苟地带头去做,而且做得非常好。比如大儿子曾纪泽喜欢西方社会学,曾纪鸿喜欢数学和物理学,曾国藩虽然一窍不通,也能尽自己所能去了解,去努力学一点。这样的父亲,才不愧是一个真正“勤以持家”的父亲。在曾国藩的影响下,曾纪泽总是会亲自教孩子们学英语、数学、音乐,还教他们练书法、写诗文、讲解经史典章,不论再忙,每日总要抽出时间来陪孩子、陪家人,这就是最好的家庭教育。所以,曾国藩子孙、曾孙,甚至玄孙里,有很多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在曾国藩的家书中,有许多内容都是教导弟妹子侄要谨守家传耕读文化传统的。在写给弟弟的一封信中,他一再强调:“家中兄弟子侄,总宜以勤敬二字为
法。”“诸弟在家,总宜教子侄守勤敬。”“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在曾国藩看来,只有耕读勤勉,才能使家庭更兴旺。
曾国藩有段著名的评论,说家庭兴旺的规律是,天下官宦之家,一般只传一代就萧条了,因为大多是纨绔子弟;商贾之家,也就是民营企业家的家庭,一般可传三代;耕读之家,也就是以治农与读书为根本的家庭,一般可兴旺五、六代;而孝友之家,就是讲究孝悌的、以和治家的家庭,往往可以绵延十代八代。
(2)左宗棠家族
左宗棠(1812-1885年),湖南湘阴人,字季高,号湘上农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湘军著名将领,洋务运动代表人物。官历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管理兵部事务兼总理衙门行走、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追赠太傅,谥号文襄。著有《楚军营制》,其奏稿、文牍等辑为《左文襄公全集》。在洋务运动、收复新疆等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中做出重大贡献,后世对他评价比较高,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先生称他为“五百年以来的第一伟人”,美国政治家亨利·阿加德·华莱士这样说:“左宗棠是近百年史上世界伟大人物之一,他将中国人的视线扩展到俄罗斯,到整个世界……我对他抱有崇高的敬意。”
左宗棠波澜壮阔的一生充满传奇:本是清王朝体制外人员,却自40岁开始靠事功进入体制内,官拜宰相;他是地道的书生,做过私塾先生,写得一手锦绣文章,却以军功传世,年近七旬抬棺西征,收复新疆,保住中国六分之一国土,73岁组织“恪靖援台军”抗击法寇渡海作战,被誉为中国历史上四个打不败的将军之一--另三位是韩信、李靖、岳飞。
“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这幅楹联,随着李嘉诚办公室的频频曝光而为世人所知,其实这是由左宗棠题于无锡梅园的一幅对联。
湘阴左家至左宗棠父亲这一代已是7代秀才,家境并不宽裕。左宗棠早年在城南书院读书,之后与曾国藩、毛泽东一样,也有在岳麓书院受教育的经历。20岁那年乡试中举后,后面的考试一次也没中过,虽然很不甘心,但生活还要继续,于是返回家中从事农耕生产,闲暇时间教书育人,研读儒家经典,涉猎孙子兵法等军事书籍。但左宗棠的志向和才干,得到了当时许多名流显宦的赏识和推崇,于1836年受邀出任湖南醴陵渌江书院山长(相当于校长),此前的左宗棠曾“从此绝意仕进”,打算“长为农夫没世”,写下“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自勉联。
左宗棠在世时对书院情有独钟且受益于书院,如果没有在书院担任山长的经历,就可能没有历史上叱咤风云的左宗棠,正是在渌江书院山长任上以诗文得到朝廷重臣陶澍的赏识,出任两江总督府四品幕僚,其后曾国藩对左宗棠多有提携与相助之恩,从此改变人生轨迹。如此经历,必然加重了他浓郁的教育情结,因此,后来的左宗棠到处抢救典籍,编印书刊,兴教劝学,修建书院,包括曾数次将为他而建的生祠改作书院。
左宗棠与书院密不可分的缘份,成就的是中国书院史上一段佳话。
为继承传统文化、弘扬左公精神,进入21世纪的湖南湘阴县依托纪念左宗棠的左文襄公祠,精心建造为书院,11月10日,左宗棠诞辰205周年纪念日,左宗棠书院正式开山。也许,前来书院学习的莘莘学子最需要学习的,是左宗棠的家训。
左宗棠家训主要包括左宗棠家书和其题写的楹联匾额以及留下的警示劝诫名言等。现流传下来的左宗棠家书有163封,是他在戎马倥偬、政务繁忙之际写给夫人、仲兄、儿女和侄儿们的信札。他在家书中倡导“耕读为本,自立自强”,
以“当代诸葛亮”的智慧,左宗棠对自己从哪里来,此生应该做什么,又将到哪里去,想得清清楚楚。他的思考根据也许是:从左氏祖先繁衍时起,已历数十代人,人数成千上万,湘阴左氏只是其中一个分支。左宗棠是湘阴左氏这代人中的一个。个人的繁衍,家族的兴衰,此生的尊卑荣辱,当时看上去很了不起,其实真看清楚了,也只是历史中的一段。左宗棠曾说:中国姓氏、宗族万千,为什么有些家族崛起,有些家族衰落?世上没有谁可以无缘无故地崛起,也没有谁会无缘无故地衰落。崛起还是衰落,祖宗那里可以找到原因:祖宗如果做了很多有益于社会的好事,则个人的成长环境从小健康积极,这样的人走进社会,社会上帮助他的人就多;反之,祖宗如果做了许多恶事,则历代累积下来,家族文化扭曲,社会关系紧张,后人从小的成长环境负面消极,人格不健全,社会上厌恶、拒绝帮助他的人也多。
左宗棠传家之训:“耕田读书,勿使子孙蜕化为纨绔子弟”“好子弟,唯读书与耕田不可辜负。”
同治五年,他的四个儿子陪母亲去闽省亲,时左宗棠奉命移节西征,促儿侍母归乡。儿辈求训甚切,左宗棠书联以勉:“要大门闾,积德累善;是好子弟,耕田读书。”并嘱咐说:“慎交游,勤耕读,笃根本,去浮华。”他还给左氏家庙题写了一副对联:“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要守六百年家法,有善策还是耕田。”嘱咐儿子孝威刊悬祠中,以示族中子弟。
左宗棠家规家训主要包括左宗棠家书和其题写的楹联匾额以及留下的警示劝诫名言等。现流传下来的左宗棠家书有163封,是他在戎马倥偬、政务繁忙之际写给夫人、仲兄、儿女和侄儿们的信札。他在家书中倡导“耕读为本,自立自强”,要求“勤俭持家”,提出“惟崇俭乃能广惠”,并在湘阴左氏宗祠的大门写下一副对联:“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要守六百年家法,有善策还是耕田。”在他的严厉教导下,左氏家风端肃。时人称赞他:“立身不苟,家教甚严。入门虽三尺之童,见客均彬彬有礼。虽盛暑男女无袒褐者。烟赌诸具不使入门。虽两世官致通显,又值风俗竞尚繁华,谨守荆布之素,从未沾染习气。”
左宗棠一生钟爱读书,多次强调耕读传家。他家书中多有教子读书做人的内容。他给长子孝威信中说:“尔年已渐长,读书最为要事。所贵读书者,为能明白事理。学作圣贤,不在科名一路,如果是品端学优之君子,即不得科第亦自尊贵……尔父二十七岁以后即不赴会试,只想读书课子以绵世泽,守此耕读家风,作一个好人,留些榜样与后辈看而已。”
左宗棠自号“湘上农人”,精通农事。如今新疆的桑蚕和棉花都是他当年引进的。同治四年(1865年),左宗棠在给孝威的信中指出,自己虽身居要职,但不想让子孙蜕化为纨绔子弟,而是要他们不忘家族寒素本色,保持平民耕读之风。同治六年(1867年),他写信叮嘱周夫人:“家下事一切以谨厚朴俭为主。秋收后还是移居柳庄,耕田读书,可远嚣杂,十数年前风景,想堪寻味也。”他担心孩子们在城市闲居太久沾染了不良习气,所以让他们仍然回柳庄去耕田读书。
左宗棠以其言传身教,延续了左家耕读传家、知行并重、勤俭忠厚的家风。
身居高位后,家乡赴京找他谋事的人很多,他一一回绝后自掏腰包送他们回乡,又担心老乡拿路费在京挥霍,于是将赠银分成几部分,沿途领取。左宗棠一生都践行着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抱负,无论任职何处,都大力筑路、植树,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并创办福州船政,为建立中国近代海军奠定了根基,创办了甘肃机器局、西安机器厂、兰州制造局和织呢局等。
积德累善,有益于社会的家族崛起;无德有恶,有害于社会的家族衰落。
左宗棠不聚财。他认为世上最大的悲剧是后人“蠢而多财”。从小捧着金饭碗长大,本事没学一点,嗜好滋生一堆,每天坐吃山空,人家觊觎你的财富,自己又没本事守得住。父亲一死,首先倾家荡产,最后断绝子孙,这难道不是家族悲剧?左宗棠68岁时便立下遗嘱“我廉余不以肥家,有余辄随手散去。”他不仅教导子弟俭朴度日,自己也过着俭朴的生活。当了督抚以后,他把多余的钱随手散去,除救济灾民和贫苦族人外,做了许多公益事业,如修城墙,办书局、书院,资助西征军粮饷,左宗棠常以“不欲以一丝一粟自污素节”告诫自己。
后代“蠢而多财”与“贤而寡财”两大选项,历史上多数显贵选择了前者,左宗棠果断选择后者。他的理由是,后代“蠢而多财”,必然导致“蠢而寡财”,选择“贤而寡财”,就总有希望“贤而多财”。因为社会财富竞争,说白了是贤愚竞争、能力竞技。因此,“子孙强于我,留钱做什么?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家有万贯,不如薄技在身。”在世时散财行善,内可以正家风,外可以广人缘,这才是治家的良药,是真正的发家强族之道。
如今左宗棠已经逝去100多年,逝世的时候第十个孙子已经出生,他的四个儿子以及十个孙子将他的血脉给传承了下来,如今左宗棠的后人已经到了第七代,七代人中也出现了许许多多人才,从长沙市一医院到司马里,占了半条街,可见左家香火之旺盛。
由于自己为官,看到了为官的种种,所以左宗棠在家训中还提出“读书不为科名”,因此,尽管他的子孙大多很争气,后代学者和名医频出,进入仕途的反而不多,官位较为显赫的只有四儿子左孝同、第三代孙子左念恒和第五代孙女左焕琛。左孝同曾任江苏提法使、布政使;左念恒曾任余杭太守。学者与名医中,左景鉴是外科首屈一指的名家,是我国腐蚀与防护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左焕琮是医学界道高望重的名医,曾经还给蒋介石的孙儿蒋孝慈做手术;左坚是著名生物学家;当过上海市副市长的左焕琛则是影像医学及心血管病专家,对于左宗棠家族后代何以多出学者与名医,身为左氏后人的左焕琛归结为“爱国爱民与悲天悯人”情怀。
2、以经商为主要特征的家族(1)晋商家训与晋商望族
晋商,称雄商界三百年,纵横欧亚九千里,留下了至今仍被人们关注和研究的商业传奇。晋商之所以成功乃是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到商业经营、为人处世、治家育人中,在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商业文化和经营理念。这些商业文化、经营理念和家风建设,支撑着山西商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并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晋商的杰出代表是乔家与王家。
祁县乔氏家族是清末民初闻名全国的商业家族,是晋商的代表。乔氏家族最早可考的始祖是乔守纪,历经繁衍生息,传承至今已历15世,代表人物有乔贵发、乔致庸、乔映霞等。乔家祖居祁县乔家堡,从乔贵发创家业始,乔家由贫穷农户发展成富商巨贾,从单身一人繁衍为人口众多、人才辈出的望族。鼎盛时期,乔氏家族数百人口聚族而居,乔家产业遍布全国,独领风骚200多年。
乔家之所以家兴族旺,和乔家的家规家训关系密切。乔家家训主要是乔致庸借用明末清初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柏庐的《朱子家训》和自古流传民间的修身格言等,择其要,作为家训,如“有补于天地者曰功,有益于世教者曰名;有学问曰富,有廉耻曰贵,是谓功名富贵”,告诫子孙勤学养德,行善于世。乔家家训中有一句话:我不识何等为君子,但看每事肯吃亏的便是;我不识何等为小人,但看每事好便宜的便是。
家规正人,家风兴业,有了家规家训的约束和教化,乔氏一族才形成了优良的家风并传之后世,影响深远。“百年燕翼惟修德,万里鹏程在读书”“书田历世”“百年树人”“读书滋味长”,这些楹联、匾额,折射着乔家尊师重教的家风。乔家设私塾,让氏族子弟不分男女,不论亲疏,一律上学读书。乔家对任教的老师十分敬重,每位老师都配书童伺候,伙食与主人相同,还让老师坐上席。老师回家主人们要送到大门外,等老师上车以后才能返回。
乔家家训中有一句话:我不识何等为君子,但看每事肯吃亏的便是;我不识何等为小人,但看每事好便宜的便是。
乔家家训中,耕读传家是其主要内容。
书田,以耕田比喻读书,故称书为“书田”。还有旧时巨族大姓以公置田产中的地租所得,行为族中子弟读书的补贴,谓之“书田”。此外,亦有“晴耕雨读”之意,取自南阳诸葛“乐躬耕于陇中,吾爱吾庐;聊寄傲于琴书,以待天时”。历世,是历代、累世之意。
乔家大院中的“书田历世”匾额,是乔氏家族自况,也是乔氏先祖对后代的训导。
王家大院座落在中国北方浑厚的黄土高原上的山西灵石县静升村,有着近700年历史的文化,是中国民居建筑的典范,家族文化的表率,吉祥文化的标本,是中国耕读传家与官商经济的契合。王家是太原王氏的后裔,据说在元朝皇庆年间一位名叫王实的人定居静升。在事耕的同时,王实兼做豆腐,由于技高一筹,加之为人敦厚,生意渐兴,因此王实被尊为静升王姓始祖。王氏家族鼎盛于清朝康熙、乾隆、嘉庆年间,那时,除了大兴土木,营造室第、祠堂、坟莹和开设店肆、作坊外,在当地还办有义学,立有义仓,而且修桥筑路、蓄水开渠、赈灾济贫、捐修文庙学宫等等,善举不竭。在此时代,王家入宦者仅二品至五品官员就有12人,罗授、封、赠在内的各类年官员大夫达42人,还有二人分袂于康熙六十一年(17)和嘉庆元年(1796年)加入了朝廷举办的千叟宴。足以看出王家的显赫。到清中叶,王家便由原来的平民百姓发展成为居官、经商、事农综合型的名门望族。王家大院包括东大院、西大院和孝义祠,总面积34650平方米。
民国初年,王家店铺仍然覆盖晋、冀、京、津等省市。在卢沟桥事变之后,王家被迫举家南迁,大院人去楼空,王家人也漂浮异乡。 到了现代,王家大院作为我国优异的传统建筑文化遗产和民居建筑艺术珍品,开放几年来,在国内外发生了积极的影响,被广誉为“华夏民居第一宅”、“中国民间故宫”和“山西的紫禁城”。
王家大院祭祖堂联:
“追旧德为善最乐济乡里,修先业耕读传家望青云。”意即追念先人之美德,以行善为最快乐,帮助乡里做善事;修行先辈事业,传承耕读家风,才能平步青云,事业旺盛。[ ](柳永平,《晋商家训》)
修先祖为官为商兼慈善事业之余,还需以耕读传家方可追求青云直上。如果不是王氏历代先祖有着各种各样得益于耕读传家的经历,必无法得出这样的体会并将之形成家训教导子孙后代照做不误。
(2)徽商家训与徽商望族
徽商在南宋崛起之后,到明朝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商界和晋商并举的一支劲旅,到清朝中叶,徽商一跃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所谓“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尤其是在盐茶业贸易方面,徽商独执牛耳。康熙、乾隆年间,“钻天洞地遍地徽”,“无徽不成镇,无绩不成街”,徽商进入鼎盛时期,直到清末,徽商才开始走向没落。绩溪徽商的兴起比徽州其它县要晚一些,当徽属各县之徽商日趋没落之际,绩溪徽商却方兴未艾。
据史书记载,大约在明代中叶,绩溪徽商才兴起,到清末蔚成大观。绩溪徽商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红顶巨商胡雪岩、徽墨名家胡开文、茶商胡炳衡、徽商工业创始人胡练九。
宋代以来,家族修族谱之外,形成自己的家训是很普遍的现象,绩溪胡氏在中国商业史上取得过持续时间较长的辉煌,也一定会通过种种方式传导着胡氏家训,按理应很容易搜寻得到,然而,本文写作之时,所得到的资料零零星星、片言只语,因此,我的结论是:绩溪胡氏家族,在宋以来的家训大潮中,并未形成完整的家训。殊为可惜。
归结起来,“慎终追远”、“孝悌伦常”、“勤俭持家”和“耕读传家”可以说是徽商治家的四大核心理念。
其中,以安徽绩溪章氏家族最为典型,尽管这个家族在徽商当中尚未出现如胡雪岩这样的巨富,但在数百年的徽商群体中,一定也有较为突出者,只是尚未找到相关记载,之所以如此,从其家训并不着重教导后代子孙从事商业经营中找到蛛丝马迹,安安稳稳地传家兴家,不追求大起大落,未尝不是章氏先祖对家族传承的预设。
如前所述,中国第一部正式明确以耕读为传家之宝的家训著作就落在这个家族,这个绩溪章氏,是从福建浦城出发于宋徽宗宣和二年(公元11)到此定居的章仔钧后裔中的一支。
《章氏家训》把修身立德当作“为人之本”,把耕读和勤俭作为“传家兴家之本”,耕读传家,泽及后代。
绩溪章氏薪火相传至今33代,儒官儒商众多,即便是普通民众,也都明理好义。清朝《绩溪县志》上记录在案的章姓人士竟有63人之多,有的为官清廉,有的诗文传世,有的尚义孝亲,有的乐善好施,无论为官经商从教皆恪守家训,章氏后裔以耕读为立身之本,涌现了一个个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商界中的领袖,当代的社会精英。在取到了商业的成功和巨大财富之后,他们没有忘记耕读传家的根本,倾其力培养和造就下一代,一个个社会精英又从他们的家族中崛起,如五四时期才华横溢的进步作家章衣萍,如著名气象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章基嘉,他们无一例外都践行着章氏家训。
今天,在绩溪城乡章姓聚居地,家训影响根深蒂固、润物无声,知书达礼、崇文重教、孝老爱亲、邻里和谐蔚然成风。西关一带还有“儒耕堂”、“慎思堂”、“持敬堂”、“积厚堂”等众多古民居遗存,这些民居的堂号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关章氏子孙秉承家训、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历史传承。
(3)其他商帮
康氏家族,人称“康百万”,“康百万”不是特指某一个人,而是明清以来对以康应魁为代表的整个康氏家庭的统称,因慈禧太后的册封而名扬天下。
早在朱元璋时期,康氏家族先祖从山西移民到河南,最终在巩义安家落户,耕种为生,其后,从在河洛开小饭馆开始,发展成“康家店”客栈,第六代后开始了真正的大富大贵,历经400多年兴盛不衰,祖孙12代皆富豪,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常见现象。直到清朝末年,仍具雄厚财力,所在的镇现为康店镇,其庄园被称为康百万庄园或河洛康家,家族前后12代人都生活在这里,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与四川刘文彩庄园、山东牟二黑庄园合称全国三大庄园,与山西晋中乔家大院、河南安阳马氏庄园并称“中原三大官宅”,被誉为豫商精神家园,中原古建典范。
家族史上曾有康大勇、康道平、康鸿猷等十多人被称为“康百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清代中期的康应魁。清代中期的康百万富甲三省,主要做船运生意,土地总占有量18万亩,雄居全国之首。明清时期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头枕泾阳西安,脚踏临沂济南,马跑千里不吃别家草,人行千里尽是康家田。”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康氏家族的家产多么庞大,马跑出千里还是吃的康家的草,人走了千里周边还是康家的田。
康氏家族的辉煌是家族优良教育的结果。康家的家训是这样一句话,“志欲光前惟是读书教子,心存裕后莫如勤俭持家”。也就是说,如果想要兴盛家族就必须要教育好子孙,要子孙享福,就必须勤俭持家。漕运起家、官商发家、勤俭持家、耕读传家,显示了康家以农为本、亦农亦商的家传之宝。这在当前河南农业大省定位和全国中部崛起战略布局上有着特殊的意义。
康家庄园内大厅里悬挂一块被称为中华名匾之一的“留余”匾,此匾是康氏家族教育后代的家训匾,匾上题字“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其大意是说,不要把技巧使尽,以还给大自然,不要把俸禄用尽,以还给朝廷,不要把财物占尽,以与百姓分享,不要把富贵享尽,以留给后代子孙。匾文体现了儒家“财不可露尽,势不可使尽”的中庸思想,这种思想在康百万资助朝廷,修黄河大堤、建学堂、赈济灾民等方面都有体现。
凡事留有余地,当是康氏400年来先耕后商且读的感悟吧。
两百年来,苏州向有“富潘”一说。苏州富潘,指的是由徽入苏之后定居以潘麟兆为代表人物的潘氏家族,这一支,以迁到苏州的潘留孙为第一世。
曾称“江南第一豪宅”的潘氏“礼耕堂”,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匾额为清代书法家梁同书手迹。在苏州,徽商要融入传统士文化占上风的主流社会,就必须要读书做官。“礼耕堂”三个字,是“诗礼继世,耕读传家”潘氏家训的浓缩。
乾隆四十八年(1873),潘文起斥资30万两白银,历经十二载,翻建“礼耕堂”所在的卫道观宅地,扩至十三亩,7500平方米、坐北朝南、五路六进,巍峨气派,奠定了礼耕堂现在的建筑格局。这是一项耗时费资的庞大工程,据史料记载,康乾年间,一名江苏巡抚的年收入为130两白银,而纺织工作为当时最赚钱的职业,一名家庭纺织女工的月收入也仅一两白银,潘家修座宅子的花费便相当于一名江苏巡抚2300多年的年收入总和,而一名纺织女工则要持续工作25000年,由此可见“富潘”绝非虚名。至今老苏州们还流传着“苏州两个潘,占城一大半”的俗语。
“富潘”耕读为先,其次经商习艺。但家族科举也颇为不顺,到第九世潘麟兆索性改习商贾,每天打点至深夜,又极其节俭,家业好转,17,举家迁往卫道观,其后经历数代人的努力,富潘在鼎盛时拥有苏州观前街的大部分商号,如元大昌酒店、稻香村糕点、黄天源糕团、文昌眼镜店。潘氏家族主要经营药材、木材、丝绸等业,生意做到了天津、北京和郑州,就连北京的老绸缎庄“瑞蚨祥”也是潘家产业。
潘家与现在很多富商家族不同的是,在致富后历代不忘读书,但比起在商场上的战绩,颇有不如,除了第十六世孙潘灏芬以学部考试最优等而赐给法政科进士之外,并无大的建树。
3、其他以耕读传家为家训的家族①湖南张氏家族
张谷英(1335—1407年),元末明初人。据族谱记载张谷英原籍江西,曾任明指挥使,于明洪武年间放弃指挥使军职不做,由吴入楚,沿幕阜山西行,归隐于岳阳县渭洞笔架山麓,其子孙后代就在这里依山建起了延绵四里多的大屋场,这便是今天的张谷英村。
张谷英将“耕读继世、孝友传家”这八个字作为家训,此后,“耕读继世、孝友传家”的对联,高悬在张谷英村的当大门前,成为支撑张氏家族的精神支柱。
在张氏家族的家训族戒中,“勤耕读”是一个突出的主题。先祖深知耕读的重要性,告诫后人要“耕读为本,以俭朴为荣,兴书香门第,继百忍家风,尚礼仪而四邻和好,爱劳动而百业兴隆”,并留下“兴门第不如兴学第,振书声然后振家声”的祖训族规。谷英公后代们谨遵祖训,他们读诗书、勤百业,代有人才出。
② 四川钟氏家族
清代由广东迁至四川的钟氏家族,其《钟氏族谱》中有“祖训十二款”,他们认为祖训是“格言至论,可各抄出。贴在厅堂,以作箴铭,以训子弟。遵此家法,一以绳祖武,一以贻后昆,胜读劝世文也。”
在十二款中,“耕读为本”一款集中表达了要求得生存必须勤于耕稼、要求得发展必须读书仕进的思想基础:
“人有本务,不外耕读二事。盖勤耕则可以养身,勤读则可以荣身。苟或不耕,则仓廪空虚,此乞丐之徒。不读,则礼义不明,此蠢愚之辈。凡我子孙耕者成耕,读者成读。此本所当务也。”[ ]
(三)骤兴骤衰型——无明确而可系统执行的家训1、 西汉时期的霍光家族
霍光,字子孟,约生于汉武帝元光年间,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市)人。跟随汉武帝近30年,是武帝时期的重要谋臣。汉武帝死后,受命为汉昭帝的辅政大臣,执掌汉室最高权力近,为汉室的安定和中兴建立了功勋,成为西汉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政治人物,但在史上以“只知谋国不知谋家”著名,霍光在世时家族非常兴盛,在其去世三年后的公元前65年,家族就遭遇了被悉数灭绝之灾,属于典型的骤兴骤衰型。
霍光是西汉著名将领霍去病的同父异母之弟。其父霍仲孺先在平阳侯曹寿府中为吏,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二十一岁的霍去病以骠骑将军之职率兵出击匈奴,路过河东,方与其父相认,并为其购买了大片田地房产及奴婢。当时,霍光仅十多岁。霍去病得胜还京时,遂将霍光带至京都长安,将其安置于自己帐下,任郎官,后升为诸曹侍中,参谋军事。两年后,霍去病去世,霍光做了汉武帝的奉车都尉,享受光禄大夫待遇,负责保卫汉武帝的安全,所谓“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在跟随汉武帝时期,谨慎小心,受到汉武帝的极大信任,同时,他也从错综复杂的宫廷斗争中得到锻炼,为以后主持政务奠定了基础。
主持迎立宣帝,使霍光家族达至风光无限的境地。当时,霍光坐在宣帝的身边替他赶马车去祭拜祖庙,宣帝后来回忆说当时的感觉是“如芒在背”,等换了张安世驾车后,他才安心。其实,这一方面反映了霍光的权威之大,另一方面也为霍家的败亡埋下了伏笔。霍光去世后,宣帝等到时机成熟,立即派兵,凡霍氏宗族亲戚,一概拿办。霍山、霍云服毒自杀,霍显、霍禹被腰斩,霍氏女婿、外孙,尽数处死,诛灭不下千家。
霍家彻底败亡同,原因归结如下:
一是,霍光以其威望阻止宣帝立后,最后明为推荐实为安排自己继室霍显之
女为后;二是,霍光的儿子霍禹以及霍光哥哥的孙子霍云、霍山及外孙等,陆续获取了官职,在朝廷上渐成盘踞之势,引起了宣帝猜忌;三是霍光后院起火,继室霍显是个心狠手辣、极具贪欲、不知收敛、无视礼法的女人,霍显对于霍氏家族一门三侯的辉煌尚不满足,做了太夫人之后,竟擅自扩大霍光的故制,自己的生活更是纸醉金迷。民间甚至传闻霍家毒死了许皇后。她的这些做法引起了公愤,许多人上书弹劾;四是二十多年的执政结怨太多,且有许多越权之事;五是霍光子孙多为轻狂之人,多不奉公守法,易招嫉惹祸。
纵观霍光的一生,虽不能如周公辅佐成王那样尽善尽美,倒也确实能尽心尽
力,秉公治朝治国,许多处理不当的涉及个人的事,未必是霍光原意,且霍光本来也意识到位极人臣的危险,宣帝即位后两年,霍光见宣帝躬谨谦让,也还放心,就自请归政退休,皇帝偏不允许,并且还让众臣凡事先奏请霍光,然后再通报自己。
相比于后世曾国藩的激流勇退,霍光显得优柔寡断,使宣帝觉得不自在,霍光显然缺乏韬光养晦的智慧;不能有效教育与约束家族中人,则是其家族败亡的根本原因。
笔者遍寻资料,无法找到霍光为家族制订关于价值观关于行为准则之类带有家训性质的文字,遑论明确而可系统执行的家训?
班固在《汉书》中先是肯定了霍光的功绩:“霍光受襁褓之托,任汉室之寄,匡国家,安社稷,拥昭,立宣,虽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后又指出霍光的不足,“然光不学亡术,闇于大理;阴妻邪谋,立女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颠覆之祸,死财三年,宗族诛夷,哀哉!”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这样评论:“霍光之辅汉室,可谓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而光久专大柄,不知避去,多置亲党,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愤于上,吏民积怨于下,切齿侧目,待时而发,其得免于身幸矣,况子孙以骄侈趣之哉!”苏轼认为:“夫霍光者,才不足而节气有余。”
2、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家族
诸葛亮(181年-234年),字孔明,号卧龙,徐州琅琊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人,三国时期蜀汉丞相,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散文家、发明家。
公元197年,诸葛亮17岁,便开始了在南阳一带的“躬耕”生活。公元207年,诸葛亮27岁,这一年他遇到了生平最大的贵人——刘备“三顾茅庐”。后来诸葛亮在《出师表》提及这段往事:“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诸葛亮生诸葛瞻的时候,年四十五,诸葛瞻才1岁,诸葛亮又开始北伐中原,去世时,儿子诸葛瞻年仅八岁,可以用来教育的时间实在太短了,所以临终才写下至今仍被传颂的《诫子书》这封家书,成为后世历代学子修身立志的名篇。“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冶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此外,诸葛亮还留下了一封写给外甥的《诫外生书》,“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
他有两个姐姐,一个嫁给襄阳大名士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诸葛亮非常敬重庞德公,多次上门求教,甚至“独拜床下”,“跪率益恭”,后来,庞德公也十分器重诸葛亮,称之为“卧龙”,称其侄庞统为“凤雏”;另外一个嫁给中庐县(今湖北南漳县)蒯家大族蒯祺,他的这位姐夫在争战期间被蜀将孟达的部队所杀。诸葛亮的二姐所生子叫庞涣。诸葛亮的《戒外甥书》就是写给他的。诸葛亮在这封信中,教导他该如何立志、修身、成材。
诸葛亮早年无子,要了兄长、吴国重臣诸葛瑾的第二个儿子诸葛乔当养子,诸葛乔在二十五岁上去世。诸葛亮唯一的亲生儿子诸葛瞻,在绵竹关和长子诸葛尚一同战死,诸葛瞻的次子诸葛京活了下来。蜀汉灭亡后诸葛京迁徙到河东,被授予郿县县令的职位,后来做到了江州刺史的位置,之后史书就没了诸葛家的记载。
直至1992年,浙江兰溪诸葛村发现《高隆诸葛氏族宗谱》,诸葛亮的后裔才浮出水面。据家谱记载,自宋代以来诸葛亮后裔一直生活在浙江建德及兰溪一带,有八千余人,多是诸葛亮的第49代和第50代孙。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诸葛村,村中建筑格局按"八阵图"样式布列,一如千百年流传的"功盖三分国,名称八阵图"的名篇。而在白竹村和姜衙村,诸葛亮的后裔和姜维的后裔比邻而居,和睦共处几百年。诸葛亮后人把诸葛亮著作的《诫子书》作为家训,另有《诸葛氏集义堂家训(七条)》和《诸葛氏家规》作为指导。在严格的家族规定下,明清时期诸葛村出过进士5人、举人11人,正途出身的官吏50多人。其中,知县13人,京官及州(府、道)官10人。
诸葛亮教育外甥,外甥庞涣曾官至郡太守;诸葛亮教育儿子,儿子与长孙双双战死沙场,作为武侯诸葛亮唯一的嫡亲儿子,诸葛瞻在才能无法与其父相比,但是在气节上,以身许国,在蜀汉灭亡时留下悲壮的一笔,丝毫没有堕落武侯的名声。此前,诸葛亮和哥哥诸葛瑾通信,认为诸葛瞻比较聪明,但是怕过于早熟,成不了大器,幸好诸葛瞻也算争气,有一定书法绘画才能,17岁上成为驸马,随即踏入仕途,任羽林中郎将,先后担任射声校尉、侍中等。次孙诸葛京官至刺史,近年发现的《高隆诸葛氏族宗谱》中,明清两代诸葛氏也培养出了不少优秀人物。
但是,放在历史长河里,自诸葛亮至今已近两千年,第三代诸葛京之后,之所以史料再无其后人记载,原因是在历史上再未出现显赫名声之人才导致的记载中断,现从族谱发现的诸葛后人仍有不少以进士、举人入仕的例子,对于一个绵延了近两千年的家族来说,并不十分突出,仍可归入骤兴骤衰家族的范畴。
诸葛亮本来耕读出身,刘备三顾之地为其耕读之所,这段自17岁起的耕读经历,对其成长应有较大影响。《诫子书》《诫外生书》固然在家训史上享有名声,然而通读下来,只是侧重于方向上的修身之气节,对于如何处世如何传家并无具体的指引,这点与后世的诸多同样有耕读经历的名相重臣在家训中明确“耕读传家”然后指引了家族持续时间更长的辉煌颇有不同。一个家族,是否能出现长时间的辉煌,固然有着运气等诸多因素,家训的内容、传家的具体方法是否也是其一,则有待深入研究了。
3、宋代晏殊
晏殊(991-1055) 自幼聪慧过人,7岁能文,14岁以神童入试,赐进士出身,命为秘书省正字,迁太常寺奉礼郎、光禄寺丞、尚书户部员外郎、太子舍人、翰林学士、左庶子,仁宗即位迁右谏议大夫兼侍读学士加给事中,进礼部侍郎,拜枢密使、参加政事加尚书左丞,庆历中拜集贤殿学士、同平章事兼枢密使、礼部刑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兵部尚书,封临淄公,谥号元献,世称晏元献。
笔者认为,才华出众的晏殊一生全处于顺境,即使是最低潮时对于时人及后人也算是顺境,是中国历史上最幸运、最幸福的人之一。可惜,其身后,第七子晏几道虽颇有词史上名声,历任颍昌府许田镇监、乾宁军通判、开封府判官等,但性孤傲,中年家境中落,另一儿子晏崇让中了进士,资料显示,侄孙晏升卿 、曾孙晏绍休 、 晏敦复 、 晏敦临 、晏肃中进士,五世孙晏大正为嘉定元年(1208)进士,之后,晏氏后人突出者不多。
有研究认为,晏几道“中年家境中落”,“每天的生活就是跌宕歌词,纵横诗酒,斗鸡走马,乐享奢华,他的六位兄长先后步入仕途,而晏几道过的是逍遥自在的风流公子生活。”“晏几道自幼潜心六艺,旁及百家,尤喜乐府,文才出众,深得其父同僚之喜爱。他不受世俗约束,生性高傲,不慕势利,从不利用父势或借助其父门生故吏满天下的有利条件,谋取功名,因而仕途很不得意,一生只做过颖昌府许田镇监等小吏。”“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监颖昌许田镇。此时颍昌官场上,知府韩维是晏殊的弟子,有着这层特殊的关系,再加上对自己才气的自信,晏几道上任伊始,就大胆给韩维献上了自己的词作。韩维很快给予回复,说你的那些词作我都看了,‘盖才有余,而德不足者’,希望你能‘捐有馀之才,补不足之德’,不要辜负我作为一个‘门下老吏’的期望”。十八岁那年,父亲晏殊去世,“树倒猢狲散”,此后家道中落。神宗熙宁七年,晏几道因郑侠上《流民图》反对王安石变法受到牵连,身陷囹圄。出狱后境况日下,四十多岁时才做了小官,晚年甚至到了衣食不能自给的程度。 《研北杂志》记载说,苏轼曾对晏几道拒绝慢词、坚持小令的作法十分纳闷。一次,苏轼亲自来拜访晏几道,想和他谈谈心。晏几道从破旧的屋子里踱出来,冷冷地道:“当今朝廷高官,多半是我晏府当年的旧客门生,我连他们都无暇接见,更何况你!”掉头回屋。
“家道中落”、“晚年甚至到了衣食不能自给的程度”,足以证明晏殊身后的儿孙辈窘况,侄孙、曾孙辈起稍见起色后,作为一个曾经显赫得“当今朝廷高官,多半是我晏府当年旧客门生”的家族,终于慢慢沉寂于历史长河。
据现在得到的零星片断资料得知,晏殊对子辈的要求是要像自己一样“潜心六艺,玩思百家”,所以培养出了晏几道这样的大词人以及其后的几位进士。诚如前几章节所述,人类自有家庭便有家训,以晏殊这样的才气与太平宰相地位,家训必不可少,然而,家训史上并未留下完整的篇章,就连“潜心六艺,玩思百家”的家训,亦是千难万难者搜索得到。
若说晏殊的家训属于“身教重于言教型”,那么,第七子晏几道“每天的生活就是跌宕歌词,纵横诗酒,斗鸡走马,乐享奢华,.....过的是逍遥自在的风流公子生活。”晏殊不可能看不到,也不可能全然不知,只是仍不能免于常人的“溺爱”通病却苦无良法罢了。
(四)未兴已衰型——耕读而不以此传家1、陶渊明之后的陶氏家族
陶渊明(365年—427年),字元亮,又名潜,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伟大的诗人、辞赋家。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被称为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今存125首,多为五言诗。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有《陶渊明集》。
陶渊明曾祖陶侃是赫赫有名的东晋大司马,手握军队重权,都督八州军事,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父亲陶逸曾任安城太守,陶渊明的母亲是东晋名士孟嘉的女儿。出生于官宦世家的陶渊明,喜欢吟诗作赋,经常邀请气味相投的文友推杯换盏、吟诗对赋。如此竟养成嗜酒癖好。据说“陶醉”一词就是由 “陶(渊明)醉(酒)而来。
陶渊明有五个儿子,分别为陶舒俨、陶宣俟、陶雍份、陶端佚、陶通佟。在他眼里,五个儿子都不成气候。他在《责子》一诗中写道:“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大意即是他这几个孩子,老大懒惰,老二厌学,老三老四都十三岁了还不识数,老五马上就九岁了整天就知道玩梨和栗。
陶渊明的《责子》诗,不无戏谑成份。作为深深影响着中国文学史的大诗人,曾留下不少家训之语,从中可以看出对子孙的殷切期望。当年,陶渊明到彭泽当县令时,家里劳动力缺乏。为此,他请了一名劳力,帮助儿子料理砍柴挑水之类的杂务,同时给儿子写了一封简短的家书:“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意思是说,每天的生活开销,靠你一个人很难应付。现在我请一名劳力回家,让他帮你做些砍柴挑水的力气活。但他也是别人家父母养大的孩子,你要好好对待人家啊。另一封家书《与子俨等疏》则告诫子孙要和睦,“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要重德修身,以圣贤为榜样,“虽不能尔,至心尚之”。
从公元427年之后,陶渊明一脉后人,以千年家族横向比较,在历史上产生较大影响的人物确实不算多,“据《陶氏史记》记载,唐宋以来,浔阳陶氏考取进士者共75人,文武举人者约182人,他们继承先祖遗风,廉洁为官,谨守法度,赢得后人的景仰与赞誉。”[ ]
陶渊明后代随着时代迁徙,有的分支分布在湖南常德与益阳、江苏的南京。
明朝永乐二年,陶渊明长子的后代璋公与珙公,一同从江西迁徙来湖南,一个定居益阳安化,一个定居常德汉寿。自此以后,这一脉的陶氏后人就在湖南繁衍生息了。潜公好学问,但他的后人似乎在这一点上与他背道而驰,陶氏一族显少有文人墨客,却多武将。陶氏后人分布在全国各地,甚至海外侨胞中也有他们的身影,而其中较为有名的有原兰州军区副政委陶方桂(汉寿人)、原国军中将陶诚远(澧县人)。也是湖南澧县人,都属于常德陶氏一脉。[ ]
相反,陶渊明家族在传到陶渊明之前,颇为显赫。其曾祖陶侃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姓湛,她的故事被载入《晋书·列女传》。一个故事是“截发延宾”,说的是风雪之夜,来了客人,但家里一贫如洗,没有什么可以招待客人的,于是湛氏就铡碎睡觉用的草垫子,拿来喂客人的马,又暗中把头发剪下来,卖给乡人,置办菜肴,招待客人。另一个故事是“封坛退鲊”,她的儿子做小官时,分管渔业,有一次,儿子托人把一坛公家的腌鱼送给母亲。湛氏问明情况后,原封不动退回,并附上书信说:“你身为官吏,本应清正廉洁,却拿官家的东西送给我,这样不仅对我没好处,反而增加了我的忧愁啊。”
这位了不起的母亲湛氏,培养了一个了不起的儿子——东晋时期名将陶侃。
陶侃出身贫苦,少年丧父,在陶母的悉心教诲下,养成了好学、勤奋、清廉的优秀品质。陶侃从军30余年,多次平定战乱,为稳定东晋政权立下赫赫战功;精勤于吏职,不喜饮酒、赌博,为人所称道;治下的荆州,史称“路不拾遗”;“喜文辞,行文如流”,名篇有《逊位表》《祖国赋》,著有文集二卷行世。
陶母、陶侃以他们的言传身教成就了一个著名家族——浔阳陶氏,也造就了许多人才,其中最有名的当属陶侃的曾孙陶渊明。世人皆知陶渊明洒脱豁达,是大诗人,鲜为人知的是,陶渊明还十分注重教育子孙。陶母、陶侃、陶渊明等陶氏先祖的家教故事深深影响着陶氏后裔,也逐渐形成了系统的陶氏家训,共20条1300余字,包括诚修身、择交游、守廉洁、孝人子、正伦纪等内容。陶氏家训的特色在于以“贤”和“廉”为精髓,把陶母、陶侃、陶渊明等人的思想精神转化为家规家训的具体内容。“不学刁诈之术,不交无益之朋”,继承了陶母结交贤友的主张;“修身不可不诚”“法度不可不守”,继承了陶母“廉洁奉公、谨守法度”的教导“昔侃公为刺史时,尚惜分阴,则游惰辈,实不肖之尤”,则把陶侃珍惜光阴、勤勉努力的人生实践转化为对后世子孙的明确规劝。[ ]
陶侃之母被称为古代“中华四大贤母”之一,陶母的贤能智慧,陶侃的勤勉忠诚,陶渊明的仁义宽厚,共同构筑了陶氏家训的精神内核。上述引用“共1300余字的20条的陶氏家训”,笔者尚未找到完整版本,按现有资料综合分析,应是出自《光绪丙午浔阳陶氏俨公支派宗谱·祖训遗规》,这部家训还有这样的语句:“齐家本于修身……故必敬以持己,恕以及人,三畏儆心,四知接物,庶身端心诚,合族有所准则矣。”
以这部陶氏家训正式成文的时间而言,已是清末时期,自其先祖陶渊明至清末,时隔1500年左右,1500年中,陶氏家族曾出现过几十位进士,现代出现过两位将军,份属难得,更难得的是陶渊明之前的陶母、陶侃言传身教的良好家风。
然而,当我们深入分析,就会发觉,陶渊明的曾祖父为大司马,祖父、父亲做过太守,其本人也曾入仕为官,连续四代为官且均有清廉之名,且曾祖父与其均有诗文传世,虽比不上东汉末年袁绍家族“四世三公”的辉煌,却也有一定可比性,但是,自陶渊明之后,这种辉煌没有持续下去,尽管陶氏后代仍有进士、举人、将军出现,从千年家族的横向比较,在人才数量与影响力上仍不免留下了一丝遗憾;尽管从现在看来,自陶渊明高祖母开创的良好家风得到了较好的千年传承,但引发我们思考的是,家风是否属于“道”的层次,一个家族要得到更好的传承,是否还需要一定的传家之“法”?
探究耕读传家对于家族传承的影响,之所以选取陶渊明家族作为例子,是因为陶氏家族自陶渊明之后,确实出现了好家风得以传承但家族却近于沉寂的状况,这固然没打破凡事有盛必有衰的事物发展规律,固然有门阀世家自东汉兴起至隋唐实行科举制后没落的历史原因,固然有陶渊明生逢乱世的因素,固然与陶渊明追求超然世外的价值观有关,但矛盾之处在于,陶渊明确实不只一次向子孙提出了具家训性质的期望与教诲,传承了其高祖母、曾祖之风,如前所述,耕读文化深深影响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耕读传家对于子孙后代对于家族传承起着正面的效果彰显的作用,陶渊明更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耕读文化实践者之一,那么,为什么陶氏家族到了陶渊明本应更辉煌的这一代却呈现出了类似于分水岭的现象?
结论也许可以这样归纳。一是,陶渊明之后的500年,史上第一部明确以耕读为传家法宝的家训著作《章氏家训》才出现,在陶渊明年代,尚无耕读传家先例可循,包括其本人在内,尚无人有此感悟,于是开创中国田园诗派的典型耕读实践者,也只好遗憾地错过;二是,据笔者研究,古今中外,凡家训者,都离不开劝读劝善,或择其一,诚然,这对家风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的好处,但家族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整体而言,尚需入世的功名利禄支撑着才能较好地传承,这就需要在“道”的层面之下佐以传家之“技”,这点上,劝读劝善显得略为单薄了。
2、辛弃疾家族
辛弃疾(1140年-1207年),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号稼轩,山东东路
济南府历城县(今济南市历城区遥墙镇四凤闸村)人。南宋豪放派词人、将领,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著有《美芹十论》、《九议》,条陈战守之策。由于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弹劾落职,退隐山居。
辛弃疾是中国耕读文化绕不开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淳熙七年(1180年),四十一岁的辛弃疾再次任隆兴(南昌)知府兼江西安抚使时,拟在上饶建园林式的庄园,安置家人定居。淳熙八年(1181年)春,开工兴建带湖新居和庄园。他根据带湖四周的地形地势,亲自设计了“高处建舍,低处辟田”的庄园格局,并对家人说:“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因此,他把带湖庄园取名为“稼轩”,并以此自号“稼轩居士”。并且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果然,同年十一月,由于受弹劾,官职被罢,带湖新居正好落成,辛弃疾回到上饶,开始了他中年以后的闲居生活。此后二十年间,他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福建安抚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且耕且读。淳熙十五年(1188年)冬,其友陈亮从故乡浙江永康专程拜访辛弃疾,两人于铅山(yán shān)长歌互答,称第二次鹅湖之会——辛陈之晤;鹅湖之会后又陆续出山两次做官。绍熙五年(1194年)夏,辛弃疾又被罢官回上饶,住在瓢泉,动工建新居,经营瓢泉庄园,决意“便此地、结吾庐,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庆元二年(1196年)夏,带湖庄园失火,辛弃疾举家移居瓢泉。辛弃疾自此在瓢泉过着游山逛水、饮酒赋诗、闲云野鹤的村居生活。瓢泉田园的恬静和期思村民的质朴使辛弃疾深为所动,灵感翻飞而歌之,写下了大量描写瓢泉四时风光、世情民俗和园林风物、遣兴抒怀的诗词。《临江仙·戏为期思詹老寿》、《浣溪沙·父老争言雨水匀》、《玉楼春戏赋云山》等等,都是辛词中描写瓢泉村居生活的代表作。“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沁园春·再到期思卜筑》):“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贺新郎·邑中园亭》)。
辛弃疾是在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以文武双全著称的作家。辛弃疾在金统治区率领2千人加入义军耿京队伍。耿京派辛弃疾南下与宋政府联络,宋高宗接见了辛弃疾。辛弃疾带着南宋政府发给耿京的节度使印信回去复命,途中听说叛徒张安国杀死耿京投降金人,辛弃疾率领50名骑兵,直闯5万人金营,生擒张安国,交南宋政府处死(朱熹《朱子语类》),《练民兵守淮》、《美芹十论》、《九议》体现着辛弃疾卓越的军事思想,没有被采用,最终 “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
辛弃疾九子二女,见于清代辛启泰编的《辛稼轩年谱》,邓广铭先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亦作《辛稼轩年谱》,于辛弃疾后裔的记述,皆本之于辛启泰所编《年谱》,而稍有增益。,辛弃疾家世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一是发现了载有辛弃疾后裔的《菱湖辛氏族谱》,一是出土了辛弃疾的孙子辛鞬的墓志铭,即《有宋南雄太守朝奉辛公圹志》。辛弃疾第五子辛穰,辛启泰载为“仕至承务郎,《期思世系》载为:“九八公,稼轩公八子讳褎,字仲举,乙丑年生,黄朴榜及第。仕从仕郎、平江府司户。”
辛弃疾晚年为了恢复中原,曾在一定程度上支持韩侂胄对金用兵,但他又切实反对韩侂胄的浪战,并且又没有参与开禧北伐的决策和实施。所以,史弥远通过杀害韩侂胄取得对南宋政权的决断地位后,在清理韩侂胄党羽的过程中,也对辛弃疾进行了弹劾。臣僚们的弹章全文虽未保存下来,但弹劾者倪思的墓志铭却记载道:“公又言辛弃疾迎合开边,请追削爵秩,夺从官恤典。”宋廷大概是按照倪思的意见对辛弃疾实施了剥夺遗恩的惩处。所以,嘉定间,辛弃疾第五子辛穰才奔走呼吁,要为其父雪冤。… …但无论如何,辛弃疾卒后在倪思论列下,估计只是剥夺了特赠的四官及生前的龙图阁待制、历城县开国男职名爵位,其一子的荫补资格,并且在国史的本传及《韩侂胄传》中写入辛弃疾迎合开边的内容,不可能采取抄家或危及子女生存的举措。
辛弃疾在世时,受到当权者的排斥,被废置上饶农村长达二十年,因此其诸子的宦途受到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其长子次子,与其他诸子年龄相差太大,所受影响也就更为突出。当辛弃疾在光宗绍熙间出任闽帅时,其长次子即提出买田置地的要求,受到其父的斥责。辛弃疾特作《最高楼》词,在序中说:“吾拟乞归,犬子以田产未置止我,赋此骂之。”下片更写下了“千年田换八百主,一人口插几张匙?咄豚奴,悉产业,岂佳儿”的句子。绍熙五年,辛弃疾次子辛秬已年三十六岁,而其三子辛却仅有十四岁,显然,被辛弃疾所斥骂的犬子,只能是其长子和次子。辛弃疾去世后,其诸子荫补入仕的资格被剥夺,使其长次子更受打击,加以其三子以下,皆辛弃疾二娶和三娶的夫人范氏、林氏所生。范氏虽亡,而林氏尚在,诸子必因财产等矛盾不能解决,遂导致分裂,迫使其长子次子外迁,因激愤不已,乃产生易姓之事。这虽然全是推理得出的结论,但我想,在前二说既不能自圆的情况下,这恐怕是今日我们所能做出的惟一较为合理的解释了。[ ]
辛弃疾波澜壮阔的一生充满着离奇曲折、怀才不遇,“吾衰矣,须富贵何时?富贵是危机。暂忘设醴抽身去,未曾得米弃官归。”(《最高楼·吾衰矣》)拟请求辞官归隐,但儿子以田产还没置办为由不让辞官,于是写了这首词,顺便告诫儿子:“富贵是危机”。“历代官吏俸禄之厚莫过于宋朝,执行高薪养廉制度的就是宋朝。宋代官俸制度十分混乱,官员无实职者可以领俸,有实职者则可以另加钱。除正俸外,还有服装、禄粟、茶酒厨料、薪炭、盐、随从衣粮、马匹刍粟、添支(增给)、职钱、公使钱及恩赏等,地方官则配有大量职田。”如此优厚的待遇,足以使辛弃疾一家有条件过着奢侈的生活,何况还能分配到职田?因此,词中所说的“富贵是危机”不妨看作是对儿女的教育,此词可列为家训词。
关于辛弃疾后人的研究,直到晚清以来才有记载,才有新的突破,“五子辛穰仕至承务郎,八子讳褎,黄朴榜及第,仕从仕郎、平江府司户。”由此可知,辛弃疾一脉下来的辛氏家族,进入仕途、进士及第或文才出众的后代子孙在数量上与历史影响力不突出,尽管由于被当权者排斥及以及韩侂胄事件导致诸子仕途受到一定阻力,但阻力不大,主要影响在于长子荫补入仕资格被取消,五子八子照样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入仕、中了进士。
辛弃疾大半生在自己的庄园、田地上且耕且读,雇人耕种或偶尔下田,“待学渊明”(《洞仙歌·飞流万壑》),自号“稼轩”,虽是表明归隐心迹,终其一生,却是“身在乡野心在庙堂”的,与陶渊明的真正隐居却是不同。然而,以诗词创作影响中国文学史这一角度,均是中国耕读文化的受益者,亦是中国文学史之幸。而其家族后代却相当一致地低调得近于沉寂,不复乃祖显赫。
究其因,笔者仍认为,受耕读之益而始终未以“耕读”作为传家之方法应为其一。
七、秉承耕读传家对当下青少年的意义(一) 有利于对中国文化本质的认识,开阔视野、提升人文素养之余,增强自己的爱国情怀。 1、国人小农意识根深蒂固,推广与参与耕读传家实践,对小农意识转变为大局意识有正面作用,大局意识的最终指向是家国意识与爱国情怀。
一个民族长期对土地依赖,一方面,土地的沉实与基于土地之上的春华秋实固然可以浸染得这个族群务实——不务实将有损收成;另一方面,土地总是有其疆域与边界,完全基于土地的经济与人生,边界内外不免因为利益的不同而顺理成章产生了后人所称的小农意识。
“小农意识”就是目光短浅,过分在意蝇头小利,缺乏全局意识和公共意识。小农意识与平均主义、皇权至上、无政府主义、掠夺式占有欲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肖川:《都市家教月刊》 , 第9期)。心理素质上表现为求稳、怕变、盲目和狂热,从而形成很大的保守性,本能的排斥变革,缺乏主动进取精神;在价值观念上,自然经济使得人们形成以自足、患得患失、平均主义为特点的观念体系:在思维方式上自然经济的规模狭小导致人们的活动范围狭窄和认识水平低下,从而决定了人们的思想方式的经验性、直观性和不系统性。
具体表现为:一、小富即安。有小农意识的人,其追求相对较低,只要超过了旱涝保收,吃饱喝足略有结余的目标,就会产生富有的感觉。其结果一是没有了从前那种吃苦耐劳,不干活就要饿肚子的危机感;二是有了结余就开始琢磨着享受;二、缺乏自律。由于小农生产方式是典型的个体行为,自家的地、自家的犁、想下地就下地,想种什么就种什么。所以,没有规章,也不懂得什么是制度,不需要约束,没有自律习惯。有小农意识的人一般随心所欲,公私不分、上下不分、内外不分、轻重不分,不用说作为一个主官应肩负的责任,就连作为一个人与社会相处的标准分寸都谈不上;三、宗派亲族。个体经营,势单力薄,没有组织,没有协作,没有利益责权的共存,自然也就没有抗风险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风调雨顺的时候养尊处优,一旦出现了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叫天不应,求助无门。唯一可以依赖的就是宗派亲族,有小农意识的人只相信同姓同血缘的本家人。为了集合力量战胜灾难除了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恐怕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公元前1046年西周以来的“家天下”分封制社会结构形式,深深影响了中国三千年,尽管后来出现了郡县制,很多人意识内核仍然离不开“家天下”价值观,因此,“家天下”是小农意识的扩展化,本质上如出一辙。小农意识与宗法制度一旦结合,衍生的将是自私自利、小我至上的小圈子文化。如果世界上有大局意识,则需要在耕种实践基础上从所读之书里进行养成与突破,达至大格局。
家天下与家国情怀不同。家天下意识是“天下乃自己一家之天下”,家国情怀则是:国虽众人之国,由无数小家庭组成,然而,时时认识到家运与国运不可分,时时有为国家着想的思想与行动的胸怀。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两千多年前,这段论述在《大学》里的文字,将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串连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这种被称“家国情怀”的情感,奠定了国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理想和行为准则。
数千年来,无数英雄志士就是在这种情怀的熏陶和指引下,怀抱着保家卫国、济世安民的理想上下求索,慷慨以赴,从容适变。“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是霍去病的豪迈气概;“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是杜甫忧国思家的情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忧国忧民的胸怀;“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是陆游至死不渝的牵挂;“欲以性命归之朝廷,不图妻子一环泣耳”,是杨涟将身许国的赤诚。
相信读书而知书而达理,未尝不可,以儒家的行动主义原则,从对土地发出的种种行动包括耕种之余尚需更高层次的读圣贤及天下之书,则成为因耕读而成大局意识甚至超越了自我的受益者的家训,这就是耕读传家。
2、耕读传家的本质是教育,精髓是作为育者的长辈承担起人生第一位与终身导师的教者责任,形成行为主义上的言传与身教,传统的耕读传家教育,正好弥补了当今教育家庭为短板的弊病。
教育的成效从来就是家庭、学校与社会从三个方向共同发力的后果,缺一不可。改革开放前期的三十年,中国传统文化回归只是起步迈出第一只脚,由于国人根深蒂固将子女视为私有财产及“争当人上人”的观念、社会转型期分担着竞争谋生带来的部分压力疏于管教而形成的弥补心理、攀比心态,常见的情形是,对青少年成长方面的教育,走了两个极端。一是期望过高,早期采取溺爱的间接毁儿的方式,后期接受不了自己子女成不龙变不了凤的心理落差,却忘了自己也未必是人中龙凤,忘了丛林里既要有狮子,也可以有兔子的现实,从而棍棒教育之后是青少年自身的放任自流;一是自身啃咸菜也要让子女吃鲍鱼的“父母贫穷子女富裕”的奇观,或出现“父母与子女均财大气粗为富不仁”的情形,这些畸型现象的结果是,子女不但无法成才,反而呈现出自私偏激、薄情寡义、好吃懒做的“败家子”特征,更谈不上爱国爱家、传承家族这样宏大的使命了。
笔者对中国文化的本质进行过较为深入的探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文化
本质为阴阳文化。这阴阳文化简言之,是指汉代以来逐步形成的以阴阳一统、道
德与谋略并用、秩序与超脱共存、实用至上与家国情怀结合为主流价值的文化特性与外在表现而为中国所独有的文化系统。这套文化系统不是道家文化的本身或简单的变异融合,以河流为喻,是以儒释道为主干不断吸收、增减、断续、流变后在文化面貌上可塑性极强的文化系统。
文化自信的表现之一是一个民族能够坦然面对民族文化的弊端。文化有位阶,但无好坏。可惜的是阴阳文化在具体表现上,每多“说一套做一套”、“偏于权谋失之忠厚”、“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可悲现象。三千年来,中国的家庭与学校(私塾)教育有一个显著的通病,那就是言行不一、严于律人宽于律己,对子女或学生要求很多,在其面前通常承担着说教者的责任而不是本应有的言行一致的行动主义者本色。能突破此通病的,会有较好的教育结果,否则,处于青少年时期的子女一旦接触社会,发觉父母与老师的说教是假大空,增强逆反心理,其中部分人最终走向家长期待的对立面,能不成为社会之害虫已不错,遑论为家为国效力。
耕读传家之“传”,其实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安身立命为人处世准则的传递,譬如河流,上游如能够时时自我洁净,传至中下游才能成为清流。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古人中较为成功的教育理念。
传统上,人们以教育子女为人生要职,当时的家庭,既是一个生活单位,也是一个生产单位和教育单位。宋代程颐说:“人生之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明代方孝孺也说:“爱子而不教,犹为不爱也;教而不以善,犹为不教也。”归结起来是:重视齐家和治国的关系;注重立志教育;注重俭朴、廉洁教育;反对溺爱。这一切都是互相关联、互相影响的教育。
《礼记·大学》中写道:“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这说的是个人,家庭和国家的关系,治国应从治家始,治家应从教子始。从“齐家治国”这个目的出发,需要把家庭教育看作是“国之根本”,教育子女是父母的重要责任,养子必教,养而不教不仅危害自身,也危害他人,更危害国家。关于立志,环顾当下,现代的很多父母,恐怕要教子女立志要赚多少钱、从事什么职业。曾经的过去,人们是这样认为的,“人不立志,非人也。”教育儿女所立之志是:做个正直的人。颜子推说:“有志尚者,遂能磨砺以就素业,无履立者、自兹堕慢,便为凡人。”难能可贵的是,颜子推等人不仅认为立志重要,而且还提出立什么样的“志”最好。明代杨继盛说:“人须要立志……你发愤立志要做个君子。则不拘做官不做官,人人都敬重你,故我要你第一先立起志气来。”
(二) 有利于从家训之“耕读传家”中体会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从而树立为国家正在进行的文化复兴目标贡献自己力量的信念。1、 先贤对土地的体会与深情
据史料考证,新中国主要缔造者毛泽东主席所在的韶山毛氏家族于公元
1341年从始祖毛太华公发脉,传到毛泽东时为第20代。这里世代相传的是《韶山毛氏家训家戒》,其中毛氏家族《百字铭训》(见毛氏三修族谱卷六)将耕读列入了家训:“正大传耕读,公平作贾商。”[ ]
1946年秋冬之交,朱德在感谢各界代表庆祝其六十大寿的答词中说:“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 ]
中国传统文化上,士农工商的文化位阶,士基于农,士源于读。耕读传家之耕,首先是在土地上耕作,离不开土地。土地,家庭,国家,三者是由此及彼之关系。国家、家庭,首先是建立在土地之上。中国长期处在农耕文明社会,家、国、故乡等词语的创造与使用,无不与土地相关,家、国、故乡是一个文化上的概念,与其说大陆是地理上的概念,不如说是文化上的概念。台湾诗人余光中在《乡愁》里说,“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大陆,古代指高而平的土山,引伸为大片的土地,《诗经·小雅·天保》“如山如阜"”毛传:“高平曰陆,大陆曰阜。”余光中《乡愁》中的大陆,指的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因此,陆土,也就是土地。远游海外的人思念大陆,也就是思念土地。
2、读懂土地,才能读懂家族,才能读懂国家
土地承载着中国人的感情,远在海外的中国人,永远忘不了的是自己的故土,故土故乡故国,都与土地息息相关,土是生命的开始也是生命结束回归的地方。土地的联系只要不断,就是中国文化的根不断。国是执戈守卫的城池,城是由土所建。家是有东西遮盖下的由人蓄养的生命,生命是在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生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都是基于土地。人类所有的一切,餐桌上所有的一切都来源于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又生土,万物循环。
在土地上进行各种各样的耕种、读书,就是没离开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故土自己所属的文化体系。可以说,读懂土地,就是读懂了人生,读懂了家族,读懂了国家。
(三)有利于从古今中外的家族兴衰史中,思索自己所在家族的未来,从而为成为合格的家族继承人作好思想上、学识上、价值观上的准备。1、 深入了解《章氏家训》关于”耕读传家”的创立背景
章仔钧在《章氏家训》里教育后代:“传家二字,曰耕与读;兴家二字,曰俭与勤”。章仔钧出生在官僚世家,其祖章及,字鹏之,仕唐为康州刺史,其父章修,仕唐为福州军事判官,其本人被唐朝廷授为高州刺史,后在北宋庆历五年(1045年)被追封琅琊王。目前尚未找到章仔钧告老还乡回归田园的资料,据记载“审知已受梁命,加中书令,封闽王,升福州为大都督府,建安五郡尽为审知管辖,正在开府增置官属,得到仔钧的坚辞,遂没表奏。”推论,四十多岁进入仕途之后,从未离开过。
因此,耕读生活对于生在官僚世家的章仔钧而言,正常来说,不会有太多的亲身经历。作为生于唐末乱世以献“攻、守、御”三策入仕途的文官,其后守城有方,“扎西岩三十年间,屡挫江南之兵,使七闽得以保障”却是武将所为,可见是文武双全、阅世颇深之人。但从“唐代是均田制破产、土地私有再次主流化的重要历史时期”[ ]来看,身为官僚世家的章氏家族必然拥有不少数量的私有土地。
笔者据此认为,《章氏家训》作为第一篇正式确立耕读传家的家训著作,并非凭空而生,是其创立人多年亲身参与或组织指挥耕种以及在且耕且读生涯中有所感悟,出仕建功立业之后的肺腑之言。
在此之前的汉代,《汉书·疏广传》记载,有个叫疏广的官员告老还乡时,带回不少皇帝和太子赐赠的黄金。他用这笔钱每日宴请乡里亲友,当钱快花完时,疏广的子孙便私下托人劝疏广留点钱为子孙置些田产。疏广听了说,“我不是不考虑子孙后代,我想他们如果能够辛勤耕作,家中原有的田产是可以维持一般人的生活水平的,现在如果再多给他们钱财,岂不是教他们怠情吗?”相传清代林则徐有这么一句话:“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
这些事例都告诉我们,真正为子孙的长远利益着想,就应该喻之以义,遣之以义,而不遗之以利。小义是修身齐家,大义则是心怀社会、心系国家,哪怕是“身在田间”也要“心系庙堂”。
有研究认为,过耕读生活的知识分子主要有三类:一类是读过书的农庄主、较富裕的自耕农。他们经济条件好,有读书受教育的机会,又参加农业劳动;一类是隐士,有文化而不愿做官,或不能做官。他们“啸歌弃城市,归来事耕织”、“悠哉不自觉,退耕东皋田”,“借得茅斋岳麓西,拟将身世老锄犁”,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日入开我卷,日出把我锄”“西塾课儿孙,东皋艺黍稷”;一类是政府官员,他们中不少人有耕读生活经历,做官后仍关心农业生产,有农业生产知识和实践经验,热心农业技术推广。
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如章仔钧公。
又如。汉代的崔寔自幼读书,学识渊博,成年后经营田庄,40岁左右成为有名的农业经营家;清代的杨秀元早年在乡间执教,40岁后归耕,主张耕读兼营,半耕半读;清代的杨双山,幼年读私塾,青年时对八股文、科举没兴趣,开始读农业、医学等着重实用的书籍,认为“耕桑为治世首务”,在关中试种棉花,提倡蚕桑,他建立的养素园,既是他耕作和农业试验场所,又是他读书教书著书的地方,他的后半生就是在养素园里过着耕读生活;宋代的陈旉长期隐居扬州西山,读书、耕作,自称“隐居全真子”;明代的王象,30岁中举,40岁中进士,三年后弃官从农,家有田近百亩,除雇人耕种外,还亲自种植园圃,自称“明农隐士”;贾思勰任高阳太守,他《齐民要术》的写作原则是“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有着丰富的农业生产亲身体验;元代的王祯在作县令期间,鼓励农耕,亲自传授植棉、嫁接技术,在农具方面的知识更丰富;明代的徐光启19岁中秀才后,一边教书,一边下田劳动,43岁中进士后,有是在进行农业试验与研究,他在上海家里有小块试验地,在天津垦殖,种水稻;清代的包世臣,自幼跟父亲边劳动,边读书,每天很早起床读书,早饭后下地劳动,晚上读书到深夜。30岁中举,在官府当幕僚,仍然关心农业生产,亲自推广农业生产技术。
2、中国家训史上无数事例从正面印证了五代时章仔钧耕读可以作为传家之宝的断言
以耕读为日常生活方式的耕读人,从以上事例中,发觉他们一般会有着这样的价值观:一是,以耕读为荣,认为耕读结合是高尚的事情。南宋辛弃疾自号“稼轩”。清代杨秀元把自己的住宅命名为“半半山庄”,表明他把半耕半读作为世代相传的家风;二是,认为耕读结合的生活是合理的。张履祥在《补农书》总论中专门论述了耕读的关系,他说“人言耕读不能相兼,非也”。他批评了两种人,一种人“无所事事,闲荡过日,及妄求非分、营营朝夕,看得读书是人事外事”,另一种人“为文字章句之家,穷年累月,不得休息,故以耕为俗末劳苦不可堪之事,患其分心”。这两种人都不可取,而耕读结合才是合理的。从时间安排上也无问题,“农功有时,多则半年,谚云农夫半年闲,况此半年之中,一月未尝无几日之暇,一日未尝无几刻之息,以是开卷诵习,讲求义理,不己多乎。窃谓心逸日休,诫莫过此”;三是,耕读是治生的需要。贾思勰说“夫治生之道,不士则农”。以农业作为治生之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主动进行农业经营;一种是为生活所迫,以农业为谋生手段;四是,耕读是磨炼人的方式。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说,如果只读书,不了解农业,不参加农业劳动,“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五是,以农业为业余爱好,为消闲、陶冶性情、复归自然的手段。这些人多是不愁吃喝的隐士。
在耕读文化研究上,笔者还发现有这样的误区,有研究者提出“耕读之家”与“书香世家”不同之处在于,“在家庭财政上,大抵前者是衣食无虑的小康农家,后者则是席丰履厚的世家大族; 而在文教基础方面, 大概就是藏书的数量和质量之别。”
仍以章仔钧家族为例,至其任刺史时,已是祖孙三代为官,如前所述,章仔钧青少年时其家族必然已是席丰履厚、从事耕读的世家大族。
检阅中国家训史,会发现东汉时期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世家大族没有一个维持得了五世的。如袁绍所在的袁氏家族、杨修所在的杨氏家族。袁氏家族曾经四世三公、满朝多是门生故吏,“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势倾天下”《三国志·袁绍传》 ;杨氏家族曾经是“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与袁氏俱为东京名族云”自杨彪儿子杨修为曹操所杀后,风光不再。(《后汉书·杨震列传》),不过五世,正好与此前600多年儒家亚圣孟轲在《孟子·离娄章句下》所言“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亦五世而斩”吻合。
3、如何从古今中外的家族兴衰史中,思索自己所在家族的未来,是摆在当前中国已涌现出大量富豪、金领阶层等“新贵族”的二代、三代们急需破解的一道难题。 (1)四种家族传承类型之外的一个特例
前面我们已经花费大量篇幅分析过“独一无二型、持久兴盛型、骤兴骤衰型、未兴已衰型”四种家族的兴衰史,以史为鉴可知兴衰。
“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我们要正确理解,富贵传家之外,诗书传家、耕读传家其核心也是道德传家,因为“道德传家”之道德为形而上,看不见摸不着只可感受与意会,这同时也是所有传家之法的最终指向,真正有效的传家之法都是道德传家,但缺乏具体的可执行的路径的结果,是意义不大,因此需要细化。诗书传家其实就是诗礼传家,“贫者因书而富,富者因书而贵”,表达稍有出入而已,还有大家看到的一些类似于“清白传家”、“忠厚传家”之类的说法,一般可归入诗礼传家或耕读传家。
在家训史上,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特殊现象。那就是在最近100年间,先后出现了一位诺贝尔奖、两位外交家、三位科学家、四位国学大师、五名全国政协副主席、十八位两院院士的钱氏家族。这个堪称近代望族的江南世家是帝王家族的后代。前面我们对各世家大族分类考察时,由于帝王家族以“皇权天授”、国家机器维护其统治等特殊因素,因此并不专门归类。但是这个钱氏家族却是另外一种情况:身为帝王家族,三代以后沉寂千年,近100年来突然出现人才井喷现象,横跨各界各领域,除了世人熟知的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等自然科学界“钱氏三杰”外,诸如钱其琛、钱俊瑞、钱正英、钱复、钱基博、钱文钟等均系钱门。据统计,当代国内外仅科学院院士以上的钱氏名人就有一百多位,分布于世界五十多个国家,其中奥秘值得所有人挖掘与深思。
据考证他们都是吴越国王钱鏐(852——932)的后嗣。历史上著名的纳土归宋事件就发生在钱鏐的孙子钱弘俶身上。钱鏐在位四十年,战争很少,社会相对稳定,经济繁荣,民众安居乐业。其后的钱氏三代五王,都在祖上治世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变革,成了五代时期最为富有的国度。宋太祖赵匡胤吞并所有藩国,统一中原后,就把目光转到了吴越国上。钱弘俶遵循了祖训,带着全族三千余人赶赴开封,面见宋太祖,俯首称臣。这就是。富饶美丽的江南河山,避免了一次血雨腥风的践踏。钱弘俶委曲求全的举措,让赵匡胤轻而易举地实现了统一。钱氏家族也得以保全宗脉,江南百姓更得以免遭战争之苦,这无疑是出于钱鏐和钱弘俶的睿智选择,安宁了一方。由北宋编写的《百家姓》第一句就是“赵钱孙李”,由于赵氏为帝,所以将“赵”姓排在第一位;将“钱”姓排为第二,都是因为钱氏国王为和平统一中国所做的抉择。
钱氏立国,本因时逢乱世,民不聊生。钱鏐为保家园创立了吴越国。这位活了八十一岁的国王临终留下遗言:凡中国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要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君主,宜速归附,圣人云顺天者存。又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由此可见,钱弘俶的选择是遵循了祖上遗训,钱鏐高瞻远瞩,早就料到了这一天,告诫后人以民为贵,休为一家之社稷而动干戈。
现摘取《钱氏家训》(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鏐著)部分内容以供分析:“存心不可不宽厚。”“能文章则称述多,蓄道德则福报厚。”“子孙虽愚,诗书须读。家富提携宗族,置义塾与公田,岁饥赈济亲朋 ,筹仁浆与义粟。勤俭为本,自必丰亨,忠厚传家,乃能长久。”“恤寡矜孤,敬老怀幼。救灾周急,排难解纷。修桥路以利从行,造河船以济众渡。兴启蒙之义塾,设积谷之社仓。私见尽要铲除,公益概行提倡。不见利而起谋,不见才而生嫉。小人固当远,断不可显为仇敌。君子固当亲,亦不可曲为附和。”“上能吃苦一点,民沾万点之恩。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 ,利在万世者更谋之。富有四海,守之以谦。庙堂之上,以养正气为先。海宇之内,以养元气为本。务本节用则国富;进贤使能则国强;兴学育才则国盛;交邻有道则国安。”
钱氏先祖从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个方面对子孙后代作了详细的告诫。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有一个特点,就是每次新朝建立时,开国之君都重视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以家训教导子孙励精图治,不要重蹈覆辙。有些帝王的家训是亲自撰写的,如李世民的《帝范》,康熙的《庭训格言》、《圣谕十六条》,雍正的《圣谕广训》等。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总结了自己的诸多经历之后,写出了流传至今仍有重要教育意义的《手敕太子文》 ,这是刘邦临终前谕告太子刘盈的遗嘱,他还告诉太子要读书练字。一代枭雄曹操虽未称帝,但其家训中呈现出的帝王风范光彩夺目,他以法治家训子,对儿子要求严格,重视实践锻炼,教子任贤用法。著有《诸儿令》、《内戒令》、《遗令》。自周至清,光是帝王之家的家训就有十余种。
由钱氏家族的辉煌,我们发觉,千年家族传承不是靠财富,而是德行,厚德载物,纵然沉寂于一时,最后终是赢家。另外一个千年家族——孔子一脉的孔氏家族也是如此。
(2)国外名门望族与耕读传家相仿的家训
瑞典首富瓦伦堡家族:“遵守并重视世代相传的原则;弟弟接着穿哥哥穿过的衣服,从而养成俭朴的生活作风;如果想要成为继承人,必须首先具备一颗爱国心。”
名门世家盖茨家族:“如果留给孩子巨额资产,势必阻碍他成为创意性人才;富家子弟也不可娇生惯养;孩子们以言传身教的父母为学习榜样。”
学术世家法国居里家族:“即使不在学校里学习,也可能成为优秀的人才;在大自然中培育子女探求真理的心;父亲既是家庭教师,又是领导人;母亲的“启蒙教育”至关重要;让子女自觉培养自立意识;”
教育世家印度泰戈尔家族:“营造书香气息浓厚的家庭氛围;通过阅读,弥补在学校无法学到的知识;通过聘请家庭教师培养孩子的多种才能;成为富翁后积极支持文化艺术;通过与子女一同漫游大自然,从而培养子女的想象力;”
(四)有利于在传统的耕读传家模式上进行创新并参与实践,从小在人生格局、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等三观上进行培育与锻炼,从而开创更美好的人生。1、 家风、家训及耕读传家的家风培养方式是响应国家文化复兴的号召(1) 家风建设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当下的广大青少年,作为新一代,未来进入社会后将从事着各种各样的工作,其中部分必然是国家栋梁之才,很有必要在求学阶段就能了解到,家风建设对于自身、家庭、家族、国家的重要性。
11月8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十八大。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家风,以下内容引用自2月10日的《中国网》之《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说》: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亲情。家和万事兴、天伦之乐、尊老爱幼、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勤俭持家等,都体现了中国人的这种观念。“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游子吟》,生动表达了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在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2月17日)
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强调 科学统筹突出重点对准焦距让人民对改革有更多获得感》 2月27日 )
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加强党风政风、社风家风建设,特别是要让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在广大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习近平在会见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代表时强调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锲而不舍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2月28日)
领导干部要努力成为全社会的道德楷模,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带头注重家庭、家教、家风,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尊法守法。(《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2月9日)
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家庭之中。我们要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努力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成为人们梦想启航的地方。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们从牙牙学语起就开始接受家教,有什么样的家教,就有什么样的人。家庭教育涉及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是如何做人的教育。也就是古人说的“爱子,教之以义方”,“爱之不以道,适所以害之也”。青少年是家庭的未来和希望,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古人都知道,养不教,父之过。家长应该担负起教育后代的责任。家长特别是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很大,往往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身体力行、耳濡目染,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迈好人生的第一个台阶。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不只是人们身体的住处,更是人们心灵的归宿。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诸葛亮诫子格言、颜氏家训、朱子家训等,都是在倡导一种家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都高度重视家风。广大家庭都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抓好家风。《礼记·大学》中说:“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向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同志学习,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高尚道德情操和健康生活情趣,严格要求亲属子女,过好亲情关,教育他们树立遵纪守法、艰苦朴素、自食其力的良好观念,明白见利忘义、贪赃枉法都是不道德的事情,要为全社会做表率。(《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12月12日)
新华网于3月29日发表了《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这样谈“家风”》一文,部分内容摘引如下:
习近平为何如此重视家风?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国风之本在家风,“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习近平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
(2)家风建设被首次写入《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十八大以来,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一系列配套规章、措施相继出台:上海、北京、广东等地先后试点“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工作”;“廉洁齐家,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首次写入《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注重家庭、家教、家风,教育管理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禁止利用职权或影响力为家属亲友谋求特殊照顾”。领导干部有了好家风、好作风,才能带动社会风气的形成、大众生活情趣的培养。千千万万家庭培养传承好家风,才能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重视家庭、强调家风,已经深刻地烙印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习近平谈家风》,中国青年网,02月22日)
2、从耕读中培养优秀的人格、良好的习惯、宽阔的格局、高尚的品德、创造性思维与审美能力。(1)周朝“我求懿德”家训透出的耕读文化对于个人、家族、国家品格的滋养。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征伐商朝得胜归来,巡视各诸候国,路上向天许愿:“我求懿德”(《时迈》,《诗经·周颂》第八篇),全文如下:“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叠。怀柔百神,及河乔岳,允王维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意思是,我们谋求美好的品德。从此奠定了周朝数百年以德治国、宽以待人的历史。
此前大约3500年,尚在新石器时代,于今浙江省余姚县罗江公社河姆渡村这个地方,人类已大面积种植水稻,出土的稻谷和谷壳,换算出稻谷当在12吨以上,河姆渡因此被称为世界水稻故乡,河姆渡文化的发现,被《考古》杂志评为20世纪中国100项重要考古发现之一(袁隆平:“中国种植水稻的历史已有6500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被称为中国杂交水稻之父”,《国家品牌计划》,中央电视台,5月6日)。
以西周国都镐京即今西安至浙江余姚,在远古来说,直线距离1400公里非常遥远,但人类文明发生的特点是多点发生。至周武王时,千里之外的余姚尽管已存在3000多年的水稻种植历史,限于当时条件两地之间未必展开文化上的接触,但据记载,“从周文王开始沿渭河向东发展,翦除了商朝在关中的势力,迁都于丰(今西安市西南沣河西岸)。武王即位,为经营东方,又将国都东迁于沣河东岸的镐(今西安市西南斗门镇一带)。数年后灭殷,控制了商朝统治区。武王去世后,周公东征,相继征服了商朝残余势力和东方诸小国。周朝的疆土大于商朝,为了控制新取得的领土,即推行分封制,即将周朝王畿之外的地区分封给宗室、勋戚功臣、先圣后裔,建立统治据点,以拱卫周室。据记载,周初分封71国,以后仍陆续有所分封,多至数百国。其中主要的有东方的齐、鲁,北方的燕、晋等大国,此外,还有黄河下游的卫、管、陈、曹、蔡,汉江流域的“汉阳诸姬”,长江下游的宜和太湖流域的吴。”春秋时期余姚属越国,战国中期余姚成为楚国辖地,但从至今余姚方言为吴语推论,可见余姚属于吴越文化之地,可以推断周初属于吴国,史载吴国由周武王之父文王的两位伯父泰伯、仲雍借口采药的机会一起逃到了当时荒凉的江南梅里(今江苏无锡的梅村)所创,武王去世后,其弟周公东征、分封现浙江北部所在的吴国。由这些记载,不难推断出,在周武王征伐商朝得胜唱出“我求懿德”前,两地之间关于水稻种植等耕种方面的文化必然已有交流。
因此,我认为,我们现在的耕读文化起始的时间应该提前至3000年前的殷商末期。简牍始于何时已不可考,但至少春秋战国时期(前770—前221),简牍已大量使用,早期的文字刻在甲骨和钟鼎上,由于其材料的局限,难以广泛传播, 所以直至殷商时期,掌握文字的仍只有上层社会的少数人。在那个古老的年代,耕种与文字既已同时存在,由于生产力的低下、社会分工不严格,部分掌握文字的人也需要参与耕种劳作,在且耕且读的过程中,自然形成对自身、家族、部落、城邦未来的思考。
“我求懿德”应为耕读文化的成果之一。周武王姬发所在的姬氏宗族、封国并非游牧部落,封国国都先丰京、后镐京都属今西安,位处关中平原,又称渭河平原和关中盆地,适合耕种。果然,有学者认为,“周人本是活动于今陕甘一带以农业见长的部族。”平原大地的开阔、耕种蓄牧的平和,加上有感于殷商治理上的非“懿德”,得胜归来巡视各邦的一代明君周武王于是向天地与子孙发出“我求懿德”的肺腑之言,实际上这就是武王向子孙后代树立的姬氏家训,要求姬氏后代均以德治国,其弟周公姬旦是其忠实的家训执行者。
周公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尊为“元圣”和儒学先驱、奠基人。周公摄政七年,提出了各方面的带根本性典章制度,完善了宗法制度、分封制、嫡长子继承法和井田制。周公七年归政成王,正式确立了周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这些制度的最大特色是以宗法血缘为纽带,把家族和国家融合在一起,把政治和伦理融合在一起,这一制度的形成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为周朝八百年的统治奠定了基础。贾谊评价周公: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孔子一生最崇敬的古代圣 人之一 ,周公吐哺即说周公旦。自春秋以来,周公被历代统治者和学者视为圣人。孔子和周公在教育思想上存在着渊源关系,在教育实践上也存在着继承关系。周公生活于三千多年前,他对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曾经起过巨大作用。如果说孔子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伟大奠基人,那么周公则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伟大开创者。
我认为,中国文化实从周初始,周初以前的夏、商、三皇五帝只是周初以后的传说。中国孔子推崇周公,向往周公的事业,盛赞周公之才,赞叹“周公之才之美”,“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孟子首称周公为“古圣人”,将周公与孔子并论,足见尊崇之甚。荀子以周公为大儒,在《儒效》篇中赞颂了周公的德才。汉代刘歆、王莽将《周官》改名《周礼》,认为是周公所作,是其致西周于太平盛世之业绩,将周公的地位驾于孔子之上。唐代韩愈为辟佛老之说,大力宣扬儒家道统,提出尧、舜、、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统序。自此以后,人们常以周孔并称,在教育上则有“周孔之教”的概念。总之,言孔子必及周公,这是古代尊崇周公的情况。这种尊崇除了政治上的某种需要之外,其主要方面则反映了古人对西周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珍视,以及对周公这位伟人的真诚敬仰。这在历史上曾经为弘扬、继承、发展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教育起过积极作用。
(2)耕读传家对于青少年的潜移默化①从耕读中体会人与家族、社会、国家、自然界的内在关系,培养沉稳、务实、善良、感恩、爱国的价值观,突破国人传统上固有的小农意识,转变为宏大宽阔的人生格局。
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大自然都是我们优秀的老师。教育,是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分别从自己的方向进行的持之以恒的努力,哪一方向出了问题都会导致我们的教育出问题,这三个方向我们往往称之为三个方面,我将此称为教育的三块土壤。父母是我们人生第一老师,“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无论我们是否承认,终我们一生,都难免会有父母的某些方面在我们身上起作用:容貌、面相、神态、举止、谈吐,或者价值观、为人处世方法、思维方式。父母是树干,我们就是树枝,也就是分支,分支从上一层来源处汲取营养,这个比喻如果成立,最终的来源无疑是土地。
分支,指从总体或一个系统中分出的部分,语出韩愈 《寄崔二十六立之》诗:“异日期对举,当如合分支。”“土地——家族——家庭——自身,”这就是一个大的体现出总与分关系的系统。灵魂这个词因暂时存在较大争议可以搁置不提,人类以个体生命而言,最终的走向都是如基督教所说的“尘归尘,土归土”,这点上,人类社会终于显出绝对的平等,没有例外。因此,这个系统的全貌应该是“土地——家族——家庭——自身——土地。”人类因此得以循环往返、生生不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道德经》第二十五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四十二章)。这个“道”说的是天地之间看不见的规律、原理,类似于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道德情操论》中两次提及的“看不见的手”,这个“道”、“看不见的手”仍要以看得见的土地为载体。所以,道家创始人老子又说:“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人类寄存土地之上,得阳光雨露之助,得土地之恩,表面上,我们已从初民于土地中刨食的原始状态中进化,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无数人看起来与土地再无相关,尤其是生于城市长于城市的人,土地似乎遥不可及,土地似乎总是要与农民、灰尘、肮脏划等号,却忘了城市的“城”就是由“土”与“城”组合而成,却忘了中国神话传说中人是由女娲“以泥土仿照自己抟土所创造,并构建了人类社会”,“国”是执戈守卫的“城”。如此看来,无论我们如何试图逃避,土地都是如影随形地出现并滋养着我们的生命、家庭、家族、社会。人的属性分为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二者统一起来才称其为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里揭示了人的自然属性、自然界、社会之间的关系。“杜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的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劳动既是人的自然属性表现的手段,也是满足人的自然属性的手段,劳动不但直接生产了人的自然属性本身(在劳动中人的自然欲望会不断增长),而且还直接创造了自然属性的载体一人本身。[ ]
如果主要以儒家思想来指导我们的耕读,那么,不能忽略儒家的其中一个大原则是:行动主义。只有行动,才是务实的。梁氏家训“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梁焘《家庭谈训》)在任何时候都有警醒世人的意义。在且耕且读的劳动中,我们会见到或听到类似于“羊羔跪乳”的情形或故事,以人的根器而言,耳闻目睹才会对《增广贤文》“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感同身受;只有亲身参与耕读实践,认识到包含土地在内的自然界是人的本源、国的本源,家族与父母是自身的本源,才能不忘本,才能感念来自各方的恩德,才能体会到“祖国”之“祖”、“大地母亲”之“母亲”的文化内涵,才能以“十指连心”善良看待与指导自己的为人处世、安身立命。
②从耕读中培养平等温和、勤奋俭朴、吃苦耐劳、敬天悯人、尊重规则的品质。
耕读之耕,一般所指的是与耕田种植相关一系列行为。耕读文化里的“耕”笔者认为可以延伸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四业“渔樵耕读”之渔、樵、耕,即通俗所讲的捕鱼、砍柴、耕种,在中国古代,“渔樵耕读”既是四种不同的职业,又是可以同时兼顾的工作,对于不少读书人、隐士、商人、官宦人家,甚至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们已然无法通过人们曾经构想的时间隧道穿越回过往的年代,但是,以日常生活经验而论,不难推断出这样比比皆是的生活场景:在耕与读之余,不免砍些柴火取暖,甚至背负或驮运木柴去卖,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众人聚居之处,森林、柴火是取之不尽的资源;不免在江边垂钓,如唐柳宗元谪居湖南永州时,仍属仕途,写下千古绝句《江雪》“千山鸟飞绝, 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 独钓寒江雪。”和柳宗元约略同时的诗人张志和作《渔歌子》说,“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按此逻辑关系,反之亦然。陶渊明、辛弃疾等人,何尝不是如此。这种渔、樵、耕、读,除去必须以此四业中的某一业为主要谋生手段,在实际生活中,必将是混同的。甚至还可以采取指挥他人去实施,偶尔自己也会亲自动手,将此变成一种生活情趣。
渔樵耕读都属于第一产业。第一产业,是指以利用生物的自然生长和自我繁殖的特性,人为控制其生长和繁殖过程,生产出人类所需要的不必经过深度加工就可消费的产品或工业原料的一类行业。其范围在各国不尽相同,一般包括农业、林业、渔业、畜牧业和采集业,有的国家还包括采矿业。根据我国国家统计局对三次产业的划分规定,第一产业指农业、林业、牧业、渔业。第二产业是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第三产业是指除第一、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古代圣贤的养成与行为表现。传说中的中华民族共同的先祖之神农氏、舜,就是长期处在第一产业与耕种相关的生活中。神农氏即炎帝,“三皇”之一,是我国原始社会时期一位勤劳、勇敢、睿智的部落首领,亲尝百草,以辨别药物作用,撰写了人类最早的著作《神农本草经》、教人种植五谷、豢养家畜,使中国农业社会结构完成,神农氏的出现结束了一个时代,后世尊为中华民族之祖、农业之祖、医药之祖、商贸之祖、音乐之祖等,对中华文明有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关于舜耕种的传说,可用“象耕鸟耘”的成语概括。故老相传,上古舜帝为民时,曾躬耕于历山之下,因称舜耕山。据考证,历山位于山东济南市南郊,即今日千佛山。舜一日在田间垦荒,疲倦了就在地头休息。忽然听见了"扑哧,扑哧"的鼻息声。抬头看时,只见一只大象从对面山上一步一步走向历山,一直走到舜垦荒的地方,用鼻子卷起一块巨大而尖利的石块,开始一下一下用力地刨地。象力大无穷,一个时辰不到就刨了一大片地。之后象天天到历山帮舜刨地,久而久之,舜就与象建立了感情,就开始训练大象耕地。舜有了大象帮助,耕地多了,种上庄稼后,地里杂草丛生,一个人忙不过来,正自发愁,地里出现了一群一群的小鸟,蹦蹦跳跳地帮助啄去地里的杂草和害虫。舜历山垦荒象帮耕鸟帮耘的故事也就成了千古美谈,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又一例证。
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主角都是道德完人,如前面所述的炎、舜,平等温和、勤奋俭朴、吃苦耐劳、敬天悯人,因此能得上天之助,因此才可以有象耕鸟耘故事的出现。这点与西方文化源头之古希腊神话传说不同。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并非道德完人,希腊诸神和人一样,人性与神性共存,有喜怒哀乐,也有人的七情六欲等需要,有正直勇敢的,也有奸诈狡猾的。因此,希腊诸神具有强烈的世俗性特征与人本主义色彩。如狄俄尼索斯(罗马又称巴克斯Bacchus)Dionysus,酒神与狂飮欢乐之神,这在中国神话传说中是无法想像的。与神农氏炎帝的道德与风格较为接近的是,得墨忒耳(Demeter)是地上万物最高统治者宙斯的姐姐,掌管农业的女神,给予大地生机,教授人类耕种,同时也是正义女神;狄蜜忒(罗马又称席瑞斯Ceres)Demeter,是和土地有紧密关联的女神,谷物之神,豊收女神。
近代不少学者批评中国的神话传说时,基本上都是说中国的神话人物是不可能达得到的标准,遥不可及的结果是造成现实的失落。对此,笔者持不同意见。
佛教里,佛可理解为“觉者、觉悟了的人”之意。阿弥陀佛发了四十八大愿,再历经许多劫的漫长时间的修行才功德圆满成就极乐佛国、接引众生。修行的过程,从文化角度讲,其实就是完善自我道德的过程,佛的大爱与道德修为,远远不是人世间所说的“道德完人”所能概括的,遑论“平等温和、勤奋俭朴、吃苦耐劳、敬天悯人”。
耕读是一种修行。以佛教禅宗为例。
禅宗是务实的,生活化的它抛弃了印度佛教不务劳作的作法,师徒共同耕种、割麦舂米。鸟歌虫鸣、日月山河等各种自然现象,洗碗做饭、采茶锄地等各种劳动现象,都是禅师们随机点拨、启悟学人的题材。为了给学人提供更多的即事而悟的机缘,禅师们鼓励并要求学人“行脚”。这是禅宗教学中的重要手段 , 其在教育上的重要意义和价值,连执守儒家道统的朱子都衷心承认,他在晚年告诫弟子 : “今也须如僧家行脚,交接四方贤士,观察山川形势,考测古今治乱之迹,经风霜雨露之苦,于学问必有得益。”[ ]
禅宗农业是寺院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禅者的生活和修行方式促进了禅宗农业的形成与发展。长期开垦荒地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是禅宗农业的最大特点。同时,具有一定规模的禅宗农业对禅宗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并形成了“农禅并重”文化传统。禅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其肇始于南北朝时,成宗于唐世,北宋年间达到鼎盛,晚明以降趋于沉寂。禅者把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勤劳、节俭的美德与其禅修思想和行为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农禅并重的禅修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发展出了具有特色的丛林农业。荷兰学者许理和说,佛教在中国并不是一种思想模式或哲学体系,而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高度纪律化的行为方式。
禅者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总是特立独行、听松观云,其实很早即与农业有着密切的关系。长期以来,由于忽略了禅宗丛林生活和修行方式的诸多特征,因此对“禅宗经济”的研究则被笼统地包涵于“寺院经济”的范畴之中;而研究禅宗的学者往往重视的是禅宗学派思想或禅修方式的演变,对其世俗经济的一面关注较少。禅宗农业的形成佛教徒耕种农田在中国最早始于东晋。如在中国佛教史上居于重要地位的僧人释道安初入释门时即常“赍经入田,因息就览。”考虑到东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时就有人就指责沙门“或垦殖田圃,与农夫齐流”,想必当时寺院农业已有相当规模。如果说定居是禅宗农业形成的前提,那么大规模地聚居则使其农业耕种成为现实。这以禅宗四祖道信(580-651)和五祖弘忍(602-675)广聚徒众为主要标志。随着僧团人数的扩大,且许多禅寺又位于深山偏远之处,若无农业生产而仅靠乞食和信众的施舍显然是难以为生的,这使禅宗的农业生产得以形成。同时,在生产工具落后的农业社会,人口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只有禅者人数不等的定居和聚居才可以使劳动生产有着规模化的效应,提高禅者的物质供应能力。禅者的独居使其得以成为独立的经济主体。禅者之初住于律寺,唯别院而居。以马祖道一禅师(709-788)于唐大历年间开丛林安禅侣为标志,禅者从律寺中独立出来而使禅宗农业以独立的角色得到发展,既能得到社会和信众的土地供养,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农业生产。唐德宗兴元元年(784)怀海禅师(720-814)入百丈山(今江西省奉新县)开山建寺、大扬禅风,折衷大小乘戒律而制“禅苑清规”。在清规中提出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口号,并成为禅者的生活信念和行为方式,使禅者的农业耕种建立在符合戒律和伦理的诠释之上。“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意义在于它从宗教伦理和善恶的本质意义上肯定了劳动的道德性和合律性,也是对中国文化传统中重视劳动、反对乞食和不劳而获的融合。正所谓“垦土诛茅、运薪汲水、竖拳竖指之类皆自性天真之道用也。”“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要求每一个僧尼都要参加劳动和寺院建设,这即是禅门中的“普请”(俗称“出坡”)劳动原则,意思是普请大众,上下合力,共同劳动。其后禅门高僧如黄檗开田择菜,沩山摘茶合酱,石霜筛米,云严作鞋,临济栽松锄地,仰山牧牛开荒,洞山锄茶园,雪峰斫槽蒸饭,云门担米,玄沙砍柴等等都是这种价值认同的具体表现。百丈开创的“禅苑清规”不久即行于全国,“天下禅宗,如风偃草。”这不仅标志禅宗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也促进了禅宗农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
“不作不食”,是禅宗引进中国之后慢慢形成的规则,这清规的创立者百丈禅师的观点是:“人生在世,若不亲自劳动,岂不成了废人?”有一次,弟子们考虑到禅师年迈但仍阻止不了其服务的决心,只好将禅师所用的扁担、锄头等工具藏起来,不让他下地耕种。百丈禅师无奈,只好用不吃饭的绝食行为抗议。 弟子们十分焦急,问禅师为何不饮不食。百丈禅师道:“既然没有工作,又怎么好吃饭呢?”
相对比起来,当今社会上无数“二世祖”“啃老族”、游手好闲的负面“二代”,“不作不食”正是需要好好遵守的天地间潜在、已在的规则。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过耕种,体验过劳动之苦、享受过收获之乐,怎么可能对唐代李绅在《悯农》所言“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有切肤之痛,没有切肤之痛,何来勤俭?
笔者因各种机缘经常到寺院,在斋堂用餐时,桌上的饭粒,哪怕只是一颗,僧众及在家居士只要见到,必不嫌弃捡起来就吃,一问,说是浪费与奢侈均有损福报。正与中国大多数传统家训道理相通。
朱柏庐《朱子家训》说:“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姚氏家训:“咬得菜根,百事可做。骄养太过的,好看不中用(姚舜牧《药言》)。”吕氏家训:“传家两字,曰读与耕。兴家两字,曰俭与勤。安家两字,曰让与忍(吕坤《孝睦房训辞》)。”清代《睢阳尚书袁氏(袁可立)家谱》则明确指出:“九世桂,字茂云,别号捷阳,三应乡饮正宾。忠厚古朴,耕读传家,详载州志。”
耕读与勤俭存在什么内在关系?耕读成为生活方式之后,还会习惯性地尊重起哪些规则?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有过农村生活经验的人可能会知道“自留地、自留山和自留草场”这几个概念。自留耕地以外,农民还可以获得划拨适当数量的自留山,以鼓励植树造林,在牧区,集体牧民可划拨小片自留草场,用于饲养一定数量的自留畜。改革开放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取消自留地,融合在承包地里。
笔者出生于七十年代,10岁才随母亲离开属于平原的农村到父亲所在的城市生活。因此,八十年代在农村亲眼见到过热火朝天的农田耕种收割等各种劳动场景,也曾以小孩的形式参与其中,也因而见到农田的构成、设置与使用情况。农村里,这些农田根据每户劳动力与村集体可分配的总耕地数量等因素分到每家的面积都不一样,但总算是成规则的一格格方块,各家农田集中起来蔚为几乎一望无际的大片田野,空中俯看,形同井字,田野中阡陌与水渠纵横通至家家户户的农田里。各自耕种各自的田地,阡陌与水渠必须共用,若有拦截、堵塞,就必须重新填上、开通,否则就会有村委会或其他机构出面干预以维持秩序,农民平时在耕种时会互帮互助,当然多数是家族血缘关系之间的帮助,这就是农田耕种在长期劳作中自动形成的规则。规则里,有分有总,有协助,也难免出现纠纷。
这种规则放于个人与集体、家族与国家的关系上,是相通的。如众人在耕种实践中养成规则意识、习惯于尊重规则,则一切井然有序、事情顺畅,和谐美好气氛随处可见。井然有序一词最早见于清代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外编》:“以制产、重农、救荒分三事……井然有序。”然而,我们从古时的井田制可以看出“整整齐齐、有条理有秩序”的这种因耕种产生的规则早已有之。
“井田”一词 ,最早见于《谷梁传·宣公十五年》:“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制出现于商朝,到西周时已发展很成熟。到春秋时期,由于铁制农具的和牛耕的普及等诸多原因井田制逐渐瓦解,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秦孝公废除了井田制度。井田制在长期实行过程中,从内容到形式均有发展和变化。西周时期,把耕地划分为多块一定面积的方田,耕地阡陌纵横,形同井字,周围有经界,中间有水沟,阡陌纵横,在井田的田与田、里与里、成与成、同与同之间,分别有大小不同的灌溉渠道,叫遂、沟、洫、浍;与渠道平行,还有纵横的通行道,叫径、畛、途、道。各种渠道的大小、深浅和通道的宽窄,都有一定的规格。这些情形,与上文述及的当下农田规划何其相似!
后来,起源于商代的牛耕得到了普及,例证:甲骨文有“犁”字,牛拉犁启土;《国语·晋语》上提到,范氏、中行氏将宗庙的牺牲用来耕田;孔丘的弟子司马耕字子牛,冉伯牛名耕,晋国有个大力士叫牛耕,牛与耕相连,用作人的名字,反映出牛耕方法在春秋时期得到普遍推广。尽管当前主流观点认为,由于商鞅推行土地私有以及铁器、牛耕的推广导致井田制消失,但三千年前的井田制养成的“千耦其耕”、“十千维耦”规则,何尝不是“家是小小国,国是千万家”的另一种表现?
尽管农田自耕一方面养成小农意识,要突破小农意识,再辅以“读”,则格局因“诗礼”因眼界因追求而宽大;但另一方面却非常可取,三千年来,那就是农田自耕的长期延续,使中国农民成为最紧密跟从国家方向、遵守规则的群体。自古以来,只要告诉这个群体规则是什么以及遵守规则的重要性,执行方面就会如同三千年来阡陌纵横的井田一样水到渠成。
③从耕读中培养对大自然的好奇之心、创造性思维,从大自然获得创作灵感,以形成惯性的创造性思维应对人生各项挑战。
关于好奇心与创造性思维的心理学解释有很多,却大多不得要领。我认为,好奇心是指人在面对万事万物时因未知而产生的希望将未知变为已知的心理活动的统称;创造性思维,则是指能在客观事物的表象与中善于突破性地思索、寻找其内外联系,进而可以创造出新颖的成果的一种思维模式。
过往的研究表明,好奇心越重的人或动物,生存能力越强,因为它们不断探索各种物质的属性,获取了更多的知识来应对周边的环境;好奇心是个体学习的内在动机之一、个体寻求知识的动力,是创造性人才的重要特征,具体而言,好奇心是人类的天性,对于青少年来说,一旦面临新奇的、神秘的、自相矛盾的事物,就会产生感官探究、动作探究、言语探究等三种形式的探究行为,正是通过这些探究行为,青少年有选择性地了解周围事物,并积累大量生活经验,个体在其好奇心的驱使下表现出来的观察、提问、操作、选择性坚持、积极情绪等有助于学习活动的有效进行,而古往今来的著名科学家都可以说是具有好奇心的人,例如:牛顿对苹果从树上产生好奇因而发现了万有引力、瓦特对烧水壶上冒出的蒸汽十分好奇最后改良了蒸汽机、爱因斯坦从小对罗盘有很强的好奇心、伽利略看到吊灯摇晃而好奇发现了单摆、爱迪生小时候看母鸡孵鸡蛋自己也尝试孵了一天、中国数学家周海中在农村当“下乡知青”时因对梅森素数产生好奇心而潜心研究这一数学难题最终其研究成果被国际上命名为“周氏猜测”。
因此,我们经常会听到类似于这样的声音。美国科学家约翰·曼森·布朗认为:“感谢上帝没有让我的好奇心硬化,好奇心让我渴望知道大大小小的事情,这样的好奇心有如钟表的发条、发电机、喷射机的推进器,它给了我全新的生命。”美国学者希克森特米哈伊谈到好奇心的重要性时,明确提出,“通往创造性的第一步就是好奇心和兴趣的培养”。中国教育家陈鹤琴说“好奇心对于幼儿之发展,具有莫大作用,幼儿凡对于一切新的东西就产生出好奇心,一好奇就要与新东西相接近”。
从以上例子中,有几个词值得特别注意:创造性、第一步、下乡。
下乡意味着深入接触大自然,大自然容易引起好奇心、培养某些方面的兴趣,之后,创造性就容易出来了。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似乎从事学术研究、教育、文艺创作的人更容易得出接触大自然有利于子孙后代成龙成凤的结论,这点上商人似乎要落于下乘。比如,学术世家法国居里家族将“即使不在学校里学习,也可能成为优秀的人才、在大自然中培育子女探求真理的心”列为家训;教育世家印度泰戈尔家族的家训其中一条为:“通过与子女一同漫游大自然,从而培养子女的想象力。”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是在一般思维基础上发展 创造性思维起来的,是人类思维的最高形式,是以新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思维活动。创造性思维强调开拓性和突破性,在解决问题时带有鲜明的主动性,这种思维与创造活动联系在一起,体现着新颖性和独特性的社会价值。”人类所创造的成果,就是创造性思维的外化与物化,创造性思维是政治家、教育家、科学家、艺术家等各种出类拔萃的人才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很遗憾,这里仍然没有提到商人,其实商人也需要创造性思维,特别是商业模式的创造。
创造性思维是创新人才的智力结构的核心,是社会乃至个人都不可或缺的要素,是创造成果产生的必要前提和条件,而创造则是历史进步的动力;创造性思维能力是个人推动社会前进的必要手段,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创造性思维的培养训练更显得重要,其途径在于丰富的知识结构、培养联想思维的能力、克服习惯思维对新构思的抗拒性,培养思维的变通性,创造性思维能力也要经过长期的知识积累、素质磨砺才能具备,至于创造性思维的过程,则离不开繁多的推理、想象、联想、直觉等思维活动。创造性思维大多数情况下是后天培养与训练的结果。卓别林为此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和拉提琴或弹钢琴相似,思考也是需要每天练习的。”
论述至此,似乎我们可以下结论了:好奇心是通往创造性的第一步,但缺乏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与日常练习,好奇心仍只能止步于门外而无法最终成为人类的精英,在大自然中漫游、在土地中耕读,是最好的途径。
耕读途径的有效性在于:
一是,创设了有效的学习环境。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的起源乃是人类对自然界和人类自己所有存在的惊奇。创设具有新奇性、变化性与神秘性的物质环境,这种新奇应包括学生少见的、由物质材料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变化带来的新奇性,容易引起学生情感与认知的倾向性,这种学习环境需要广泛利用各种资源,调动家长、学生积极参与学习环境的创设,组成学生学习共同体,各种生物生命共同体组成的耕种与且耕且读环境正是这样的多样性环境;
第二,创设了积极的心理环境,提供积极的情感支持。心理氛围是一种情感活动状态,教学中应该创设积极的心理氛围,包括自由、民主、积极的情感互动,如春秋时期的孔子对于治学三种境界的见解,把好学、乐学作为学习活动的理想境界,明代王守仁认为学习中的愉快情绪体验对于儿童来讲,犹如时雨春风对于花草树木之生长一样重要。捷克大教育家夸美纽斯在他的《大教学论》中也指出:“应该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把孩子们求知与求学的欲望激发起来”。法国教育家卢梭指出“好奇心只要有很好的引导,就能成为孩子寻求知识的动力,问题不在于教他各种学问,而在于培养他有爱好学问的兴趣……这是所有一切良好的教育的一个基本原则”。
第三,在培养发散思维、直觉思维以及思维的流畅性、灵活性和独创性方面具有无法比拟的优势。
所谓发散思维,是指倘若一个问题可能有多种答案,那就以这个问题为中心,思考的方向往外散发,找出适当的答案越多越好,而不是只找一个正确的答案。人在这种思维中,可左冲右突,在所适合的各种答案中充分表现出思维的创造性成分。197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美国科学家格拉肖说:“涉猎多方面的学问可以开阔思路……对世界或人类社会的事物形象掌握得越多,越有助于抽象思维。”比如我们思考“砖头有多少种用途。”我们至少有以下各式各样的答案:造房子、砌院墙、铺路、刹住停在斜坡的车辆、作锤子、压纸头、代尺划线、垫东西、搏斗的武器……如此等等。直觉思维是指不经过一步一步分析而突如其来的领悟或理解。很多心理学家认为它是创造性思维活跃的一种表现,它即是发明创造的先导,也是百思不解之后突然获得的硕果,在创造发明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物理学上的"阿基米德定律"是阿基米德在跳入澡缸的一瞬间,发现澡缸边缘溢出的水的体积跟他自己身体入水部分的体积一样大,从而悟出了著名的比重定律。又如,达尔文在观察到植物幼苗的顶端向太阳照射的方向弯曲现象时,就想到了它是幼苗的顶端因含有某种物质,在光照下跑向背光一侧的缘故。但在他有生之年未能证明这是一种什么物质。后来经过许多科学的反复研究,终于在1933年找到了这种植物生长素。
流畅性、灵活性、独创性则是创造力的三个因素。流畅性是针对刺激能很流畅地作出反应的能力。灵活性是指随机应变的能力。独创性是指对刺激作出不寻常的反应,具有新奇的成分。这三性是建立在广泛的知识的基础之上的。6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曾采用所谓急骤的联想或暴风雨式的联想的方法来训练大学生们思维的流畅性。训练时,要求学生像夏天的暴风雨一样,迅速地抛出一些观念,不容迟疑,也不要考试质量的好坏,或数量的多少,评价在结束后进行。速度愈快表示愈流畅,讲得越多表示流畅性越高。这种自由联想与迅速反应的训练,对于思维,无论是质量,还是流畅性,都有很大的帮助,可促进创造思维的发展。
④从耕读中培养美学思想与审美能力
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撰写了关于"美"的词条。他这样说:“在我们称之为美的一切物体所共有的品质中,我们将选择哪一个品质来说明以美为其标记的东西呢?”他认为,这个品质就是“关系”:“人们在道德方面观察关系,就有了道德的美,在文学作品中观察,就有了文学的美,在音乐作品中观察,就有了音乐的美,在大自然的作品中观察,就有了自然的美,在人类的机械工艺的作品中观察,就有了模仿的美。”
柏拉图则从对各种具体审美实践现象的批判切入,经过精致的类比论证,提出了“什么是美”就是“美是什么”的著名论断,而且还通过试探性的诘难式的讨论方式对美是“有用的”、“恰当”、“视觉和听觉产生的快感”等一系列概念进行了阐释和论证,最后得出只有“美本身把它的特质传给一件东西,才使那件东西成其为美”的形而上的结论。
当今中国社会,并不缺少美,我们缺少的是美学思想与审美能力。譬如,我们在城市经过路边正在盛放的木棉、杜鹃、牵牛花、梅花甚至樱花,熟视无睹,除了生活压力以致我们需要低头赶路之外,还有我们已迟钝得无法感知她们的美,享受同样委屈待遇的还有天边的晚霞、晨风细雨。相反,我们会一窝蜂地跨越千里万里去某一著名景点看两株樱花、一处雪景,因为别人都说那里很美,别人都去了,自己没去会很没面子,除了缺乏文化自信,更重要的原因是缺乏审美能力,并非“灯下黑”的缘故;譬如,我们已不懂欣赏书画、音乐,将吐字不清旋律空洞专门浪费好歌词的歌手称为音乐天才;譬如,我们将不懂打扮不懂生活情趣视为务实;譬如,充斥于网络、纸质媒体、工作与日常生活中的男女老少纷纷标榜自己为“女汉子”、“吃货”,第一个说的可能是自嘲自虐,第一万个说的,难免已变味,不但离自己原本设想的因此而时尚潮流差之千里,而且恶俗低下,这也是美学缺乏症的重要表现之一;譬如,肇始于香港周星驰的校园暴力电影系列、王晶的恶心脏话系列,竟然在大陆形成风潮,电影在效仿,中小学生在效仿,也是以丑为美。
美学思想,是一种抽象的带有很强主观性的对美的思想认识,是人对事物的美的认识能力和审美评价能力的凝聚,融入了个人的思想感情和审美偏好;审美能力,是指感受美、鉴赏美、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包含审美感受力或鉴赏力、审美表现力和创造力、正确的审美观念等三个方面。
这一切,在农耕文明时期的中国,是另外一番景象。在诗经、汉赋、唐诗、宋词里,无处不透出中国式的含蓄雍和之美,仅仅是告诫式的家训匾额或居所名称,也时常可见“晴耕雨读”“半半山庄”“稼轩”等字样。关于耕读的诗句尤以田园诗令人千载之下仍然叹赏不已: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东晋·陶渊明,《饮酒》);“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唐·柳宗元,《江雪》);“空山新雨後,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唐·王维,《山居秋暝》);“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唐·崔护,《题都城南庄》);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北宋林逋,《山园小梅》);“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宋·李清照,《点绛唇》);“半榻暮云推枕卧,一犁春雨挟书耕。”(明·徐勃,《过荆屿访族兄文统逸人隐居》)。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以上美到灵魂深处的画面俯仰可拾,对于今人却是可望而不可即,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百年来,新诗数量应已超过中国三千年来诗歌总数,却仍是欠缺类似的诗味。除了事物发展到极致后必然转衰的规律之外,对美的理解、美学感受能力已是不可同日而语。对于不少以“女汉子”“吃货”自居的当代女人,李清照笔下的“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既不可想像,想必从内心上也不会欣赏这样的绝美画面,甚至会说这样的娇滴滴是男女不平等的证据。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这样的美学感悟,在当今“千人一面”的城市中竞赛着“高大上”的火柴盒建筑、没有画面感的流行歌曲的生产者的价值判断中,也许只是小时候听到的类似于白雪公主的童话。而在曾经的过去,我们国家的无数人才呈现给大家的,却是一场场美的盛宴。
我认为,美学能力是一种需要柔软的心加上时常训练的能力,感知正义、人格之美是更高层次的美学能力。美与艺术来自生活,没有丰富的生活素材与对大自然之美的体会,我们的内心仍将是铁门把守、春风不度。
元代画家兼诗人王冕,号煮石山农,在《耕读轩》中对耕读的作用提到很高的程度,“古来贤达人,起身自耕牧。买臣负薪歌,倪宽带经读。” 王冕是个天真质朴的农民,七八岁时,父亲叫他在田埂上放牛,偷偷跑进学堂,去听学生念书以致能把放牧的牛丢失。著作郎李孝光欲荐作府吏,冕宣称:“我有田可耕,有书可读,奈何朝夕抱案立于庭下,以供奴役之使!”隐居会稽九里山,种梅千枝,筑茅庐三间,题为"梅花屋",自号梅花屋主,以卖画为生,制小舟名之曰"浮萍轩",放于鉴湖之阿,听其所止。又广栽梅竹,弹琴赋诗,饮酒长啸。
姜太公垂钓渭水,得遇明主,诸葛亮出仕之前躬耕陇亩,而有《隆中对》。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渔樵耕读”是智者的化身,《三国演义》开篇词就蕴含这样的判断: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八、耕读传家在当下的创造性传承,是时代赋予好家风建设应有之义(一) 创造性传承的必要性1、中国文化之家训史,本身是一部从无到有、从有到不断创新的历史。
“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这是前人经过对中国自周初以来三千年无数家族兴衰史的感悟与总结,出自何人之口、何时出现已不可考,现普遍的观点是由《孟子·离娄章句下》“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演变而来。笔者则认为,此话的出现应在宋以后、民国之前。一是,家训之“耕读传家”出现于五代十国,兴起在宋以后;二是这种总结性的感叹需要足够多的家族兴衰事例,例子的积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三是句式的写法,今人可仿效,但从近数十年来的种种情况来看,出现的可能性不大。
前面我们已经论证过,“君子之泽”若不发展为以容易落实于行动的家训系统进行建构、从而树立良好家风的“家族之泽”,很快就会断绝,无法传承下去。三代或“五世”,只是三十步与五十步的量上的微小差距。这种情况,还未必是子孙们坐享其成、不思进取所导致。
2、耕读传家的载体在发生变化,需要以新的形式适应时代的发展。
耕读之耕,传统上是建立在第一产业的农、林、牧、渔里面。时序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中国在后工业时代的纵深发展,城市在延伸,以农业、农田、农耕为主要载体的农耕文明渐行渐远,尽管我们认为农耕文明在事实上并非与工业文明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但此消彼长却是时代呈现出来越来越明显的趋势。那么,摆在时人面前的一道难题将是:“耕读传家”作为家训既然这么重要,既然有存在下去的必要且现在全国上下倡导将其发扬光大,当下怎么办?
良性的产业结构是,第一产业与第二、第三产业必然是共存共生的关系,所
谓第一产业,只是人类社会中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商周以来的城市与农村,一直有着诸如陶器制作的手工业者、诸如苏秦张仪之类的智力或知识服务提供者、诸如裁缝算命卜挂之类的现在称为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存在。因此,三个产业的划分只是三次产业的划分。
方法论是普遍适用于各门具体社会科学并起指导作用的范畴、原则、理论、方法和手段的总和,简言之,就是关于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它是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概括地说,世界观主要解决世界“是什么”的问题,方法论主要解决“怎么办”的问题,会对一系列具体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系统总结并最终提出较为一般性的原则。
事物的发展不会一成不变,正如中国家训史的发展变化一样,变是常态,变与不变需要辩证地统一起来。
因此,关于家训之“耕读传家”当下及未来的推进,我们开出的药方是:创造性传承。
(二) 创造性传承的方法1、耕读之耕,必须寻求物理空间上的延伸,以文化为路径实现对原载体在
两个方向上的突破。
(1) 一个方向,由小变大:自耕式向规模化农场、乡间庄园式转变
从古到今的耕读之耕,以自己全程参与的耕种为主,属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包括有封地的诸候、王公大臣在内的大地主及其继承者则以直接或间接组织指挥他人耕作的方式参与其中,偶尔有兴趣下田者,属于体验性质。
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近年国家在政策上对农业的大力扶持,农业发展前景一片光明,越来越多的商人、文化人到广大的农村去大面积租用农田、山林,经营集约化、规模化现代农场,或者生态农庄,近期各地蜂拥而起的文旅小镇、特色小镇,既是响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号召,其中相当一部分也是耕读传家之耕的现代创造性应用。
笔者称之为农田、山林、水系的现代田园商业化,未来的中国,将会出现不少优秀的田园综合体。欧美国家的乡间,就散落着不少大规模农作物种植园,如法国西南部城市波尔多的圣艾美浓、梅多克、波美侯、格拉夫和苏玳等五大产酒区,每个产区都有很多表现非常好的家族式酒庄、葡萄园,既传统又具有现代气息。
(2) 相反方向,由大变小:从以耕为生变为休闲之耕①田地之耕变为城市居所之耕
二十一世纪开始的短短十数年,城乡二元化逐步被打破,越来越多的农民变为居民,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为大势所趋,农村城镇化至少在未来50年内大面积呈现,越来越多的耕读传家之耕的载体亦需要与时俱进,田地之耕变为城市居所之耕亦应成为趋势。
在城市里工作与生活,不管是常住民还是居住三五年的匆匆过客,都会有自己的栖所;不管是别墅、公寓,还是自建房,都会有小院子、阳台、屋顶、天台等物理空间。小院子、阳台、屋顶、天台这些地方都是泥土在形态与使用区域上的延伸,有土的地方就是土地,尽管这土地已从地面上升到空中。二十年前,有未来学家预测的可住数十万上百万人的空中城市若真的出现,室内的绿色生物与光合作用对于这些居民来说更显重要。
在办公室的造景墙、间隔区、走廊与公共区域,生活居所的小院子、阳台、屋顶、天台,有土种植或利用无土技术种植各色花果植物,既养眼、增添情趣,又净化空气、提升工作效率,地方较大者,还能直接种上食用水果疏菜,满足部分日用之需,上述各种功能兼备之余,实际上就是传统耕种上的创新举措,笔者称之为办公室农场、微型农场、家中农场。
例如,地产商碧桂园总部办公大楼,就是一个办公室农场,越来越多的大企业已明白,让城市中的员工置身于办公室农场中,健康养眼、效率提升、群体和谐、节省能源、企业形象等方面作用显著。有志于百年传承的企业,如果刚好是家族企业,正好契合了耕读传家的文化精髓,只是未明其理罢了。
②农林渔牧之耕变为与植物相关艺术之耕
拥有一方小庭院,是无数当代人一生的梦想,据媒体报道,舞蹈家杨丽萍家的小庭院妙不可言,是花草树鱼、孔雀的天堂,简直可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又或“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
日本的庭院艺术,则大多以禅意的简洁、质朴、静穆、优雅为主。日本的文化至今葆有太多中国唐宋时期的影子。这里要提及的花道,也被很多人称为插花艺术。花道并非植物或花型本身,也不是将花材进行简单的堆积,而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和创造。花道起源于中国隋朝的佛堂供花,随着日本的遣隋使小野妹子而传入日本。就像茶道传入日本一样,花道也被日本人学习和改进,融入自己民族的文化和内涵,成为文化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
花道在日本称为:华道。起源于奈良时代,平安时代发展成一门独立的艺术。华道不仅要表达花的美态,也是形神兼备品味造型的插花。日式插花除三个主枝外,花儿往往并不担任重要角色。日式插画以花材用量少,选材简洁为主流。它会以花儿的盛开、待放、含苞代表过去、现在、将来。日本人强调花与枝叶的自然循环,生态美则是宇宙永恒的缩影。若常以宽宏意境和深邃内涵从事插花艺术的表达,自然能直接体会道园艺家对植物本性的认识以至尊重的境界。
花道传到日本后,因天时、地理、国情而发展到如今的规模,并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各种流派,各流派特色和规模都各有千秋,但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和谐统一思想却是相通的。这种思想,贯穿于花道的仁义、礼仪、言行以及插花技艺的基本造型、色彩、意境和神韵之中。日本花道的三大流派分别为:池坊、小原流、草月流。人们对美的需求,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现在中国花道也大行其道,形形色色的各种日本花道与中国花道培训班、艺术沙龙盛放于各地。
从耕读传家的当下创新角度而言,我们需要引导现有的花道爱好者将花艺沙龙在家中举办,在厅、房、洗手间、阳台等可用空间实践花艺,引导未学花道的人们对此进行尝试或在家中进行简单的花草种植,将农林渔牧之耕变为与植物相关艺术之耕。
(3)耕读之耕内含上的有限度外延,实现形而上的文化之耕
这里有一个佛教故事。
有一次,佛陀在拘萨罗国弘化,遇到一位以耕田为生的婆罗豆婆遮婆罗门,正使用犁具辛勤的工作。他遥见佛陀容止可观,就暂时停止耕耘,挥挥满脸的汗珠,迎向佛陀说:“佛陀!我努力耕田下种,来供给自己的饮食所需,不必向别人乞食。佛陀也应该耕田下种,来供给自己的饮食所需。”佛陀回答:“我也在耕田下种。”婆罗门狐疑地问:“我不曾看见佛陀使用犁具耕田,请问佛陀是如何耕田?可否为我述说,好让我增广见闻,了解真正的耕田方法?”
佛陀注视着带有问难意味的婆罗门,缓缓地告诉他:“我以信心为种子,以善法为良田,以智慧为犁轭,以惭愧心为车辕,以持戒为牛鞅,以苦行为时雨。我的正念是善于耕耘的农人,守护着每一寸土地,保藏身语业,宛如谷仓适量安放许多食物。耕除烦恼的秽草,获得丰盛的收成。我精进耕耘,使田稼不荒废,能够安稳,而迅速进行工作,勇往直前不退转,能到达无忧之处。如此耕田的人,能得到甘露果,能够超越三界,断除一切的烦恼。”婆罗门听闻佛陀说法之后,原本傲慢的心,转为恭敬的信念,并且心悦诚服的赞叹佛陀真是善于耕田者,而捧着香美的饮食来供养佛陀。然而佛陀却说:“我不由于为人说法的缘故而接受饮食供养。我说法只是为了饶益众生,不是为了贪图供养,既然我已经为你说法,就不应该再接受你的饮食供养。”
原指教书。笔者认为,泛指一切以口劳作,如电视节目主持人、相声演员、教师的以口宣讲或表演。
以笔代耕,乏指写作。
南朝·梁任昉 《为萧扬州作荐士表》:“既笔耕为养,亦佣书成学。” 元代萨都剌 《寄王佥宪》诗:“有酒从人饮,无田藉笔耕。”晋王嘉《拾遗记》卷六《后汉》:”(贾逵)经史遍通,于闾里每有观者,称云振古无伦。门徒来学,不远万里,或襁负子孙,舍于门侧。皆口授经文,赠献者积粟盈仓。或云:‘贾逵非力耕所得,诵经舌倦,世所谓舌耕也。’”
以砚墨进行创作。泛指画家的绘画创作。
清代钮琇 《觚賸·睐娘》 :“生以不给家食,为砚耕之谋。”
亦称耕道,致力于追求真理。
汉代扬雄 《法言·学行》:“耕道而得道,猎德而得德,是获飨已。”
笔者认为,耕读传家之耕,如果延伸至所有的劳作是不恰当的,这会造成泛耕化,就如近年上下致力文化复兴的前提下,时人将工作与生活中的任何情形、实物都冠以“文化”的泛文化现象,固然,“文化,是指人类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为表达对世界与自身的认识与感受或为改变、实现自我价值而创造出来的所有活动及其载体”[ ],但作为文化种类,仍需进行归纳与界定,否则会造成种类边界模糊、混乱,失去边界框定的意义。
因此,尽管耕读传家之耕由传统的耕种扩延至全第一产业的农、林、牧、渔,亦是笔者所提,但笔者坚持认为,延伸至此就好,因为第二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范围过于广泛已涵盖了人类工作与生活的所有角落,若不进行有限度地进行内容上的界定,泛耕化将使“耕读传家”成为“盲人摸象”各有各的说法与感悟,将使接受耕读传家为家训的无数家族无所适从,长此以往,耕读传家将成空话、套话、大话,不仅不是对耕读传家文化瑰宝的传承,反而是毁坏,这是作为文化研究者、教育者所不愿看到的局面。此处所述的心耕、舌耕、笔耕、砚耕、
道耕,均非实体,需要我们在了解“耕”之更广泛外延后,将耕的勤俭、感恩、务实、求真等形而上精神指导我们的耕读传家实践,并非提出以此进行耕之有形边界外延。
“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易经·系辞》)。 “形”
而下谓之“器”“器”在“地”上,而“器”之“上”是“天”《周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从这个意义说,“形而上”乃是指“天”上的“象”。中国传统文化上很重视这个“象”,认为它是起主导作用的,它支配着地上的一切“形”、“器”,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道德经》指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不可道,可道之道非“常道”,可名之名非“常名”。“形而上”,在儒家哲学中指无形的或未成形体的东西,与表示有形的或已成形的东西的“形而下” 对称,用来说明“道”与 “器” 的关系,就是法则、规律、道理和器物的关系。
相对地来说,西方人比较重视“地”上的“器”(形),而中国人
则比较地重视“天”上的“象”;西方人趋向于从“地”上的“器”、“形”来推断其“背后”的东西,而中国人则趋向于“直接”从“天”(上的“象”)来“观察”、“思考”“地”上的“形”、“器”。[ ]
2、耕读之读,从两个方向上突破(1) 从实物之读变为线上虚化之读:线装书变为电子书
线装书之古朴雅致,在当今互联网过渡到物联网的时代,虚拟化阅读成为
普遍现实,线装书除了装饰、样本、道具意义之外,基本已无存在之必要。若仍坚守线装书阅读、线装书意识,不仅类似于北宋苏东坡自嘲的“不合时宜”,于事无补,而且有害。
因此,文化复兴不是单纯的复古,当古之社会环境、文化语境已“不古”,需要欣然接受且加以符合文化发展规律地创新,方为正确地传承。今人及未来之人需要习惯且只能在互联网上耕读之“读”的阅读、学习、创作与研究,只是在实施这一切行为时,需要秉承耕读传家的形而上精神,以区别于时称之“碎片化”阅读、功利性学习、跟风式创作、应付式研究。
(2) 从耕、读分离之读变为耕读一体化之读①田地之中同耕同读,网格式教育农场
“耕为本务,读可荣身。”“耕以立其基,读以要其成。”耕读包含了体力与脑力两种劳动,是锻炼人的方式。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说,如果只读书,不了解农业,不参加农业劳动,“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如果不是通过在大自然中劳动来体悟人生,无法当好家,作好官。所以,“读”要有所成就,不仅是考取功名。颜之推的一生颇谓阅人无数、感悟良多,才能成其千古家训成型之始。
我们已经论证过“耕”与“读”的逻辑关系是递进式关系。以“耕”立基,之后佐以“读”,方可“荣身有成”。
商代、周初至春秋晚期的井田制是八家为井、同养公田之制。井田制搭配的税收政策,是八家自耕私田、共耕第九块公田[ ](赖建诚:《为什么井田制不易运作》,5月25日《南方周末》)。亦即存在大规模的众多民众集中在田间地头劳作的场面。其后2500多年的历史,有条件自耕的,以各耕私田为主,大地主的私田在量上更大而已,这种条件下的耕读就是分耕分读。据笔者推断,分耕分读是小农意识养成的主要文化土壤;若能因家风或自身因读而知书达礼者,可以突破一家一族的小农意识。
因此,现代耕读传家的耕读方式不能一成不变。变分耕分读为同耕同读,应该是一种积极的尝试。
具体方式是:
家族中人、圈子中人,或由学校等团体机构组织、倡导学生到田间农林、无限广阔的天地中去同耕同读,开辟、创设第三、四、五课堂——我将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教育视为第一课堂,将专门用于上国学之耕读理论课的课堂视为第二课堂,将耕读课程走进全日制学校的课堂视为第三课堂,将专门开辟的网格式同耕同读亲子农场视为第四课堂,将耕读传家万里行课程即到国内相关国学圣地与国外名门望族所在地游学视为第五课堂。不妨将此归纳为耕读传家之“五课堂”说。
网格式同耕同读亲子农场,我们不妨称为“耕读传家农场”。是指将若干面积宽阔的农场,分成同等较小面积的耕作之地,由学生与家长认租,以同耕同读形式推行耕读传家家训的快乐教育型农场。
这种农场的运作方式:
一是,出租者向所有认租者颁发“农场主”证书,成立“同耕同读互助会”,由各农场主推选会长等会务工作人员进行自主式管理;
二是,农场座落于近郊,每份耕地大约10平方米,年租金以1800元之内为宜,家庭人数较多或经济实力强者可认租多份耕地,既满足耕读传家的好家风建设需要,又可以地之产出满足家庭水果疏菜之大部分所需,既可由自己收割也可由出租者工作人员代为向快递员投递按时寄至府上,农场旁之池塘以此类推;
三是,以现代科技为手段,每位农场主可通过布置在田间地头的摄像头随时在家里以手机监控、观察农作物生长情况而作及时处理;
四是,出租者在整体农场中间辟出数百平方米作公益免费会所区,会所区开设一个大约十个烤炉的大棚式自助烧烤场,由会员们将各自地之所出于此烧烤,另开设一间大约能容十个灶位的大棚式“不作不食”厨房,由会员们将各自地之所出以家庭为一组一灶自助使用厨房。
五是,出租者在农场田间地头、烧烤场与厨房布架设、贴挂各种与耕读传家有关的家训标语,如“传家二字耕与读”、“兴家二字勤与俭”、“同耕同读”、“不作不食”、“耕为立基,读可荣身”等等,营造耕读传家氛围;
六是,出租者在农场中三出租者联合“耕读会”在节假日或专门的活动日中,统一组织全体“耕读会”会员到农场参加劳作、收割、下厨。
七是,由“耕读会”组织相关耕读传家授课老师在田间地头、烧烤场与厨房讲授相关耕读传家国学课程:自力更生;羊羔跪乳;三颗种子;五谷丰登;家族传承。也可由“耕读会”组织相关学生会员联同家长一起穿汉服在上述场所开办“耕读沙龙”,在沙龙上开展“同读一本书”、“同诵一经典”等活动。
这种耕读农场目前在社会上应前所未有,是当前大家所熟知的QQ农场、亲子农场、快乐农场的部分综合基础之上的教育农场形式的创造性建立。
②定点的静态之读变为不定点的动态之读
定点于私塾或全日制学校、田间地头之读,长期而言,氛围仍显单调,内容
仍显单薄,手段仍显单一,对于耕读传家家族继承人培养计划来讲,仍有不足。因此,先贤所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应为耕读传家之“传”补强的必要途径。
笔者将此称之为“耕读传家万里行”,比如,不妨委托相关国学教育机构与旅行社承办这样的课程。
耕读传家万里行:追本溯源之孔孟之乡、孔明躬耕地、章氏家训发源地、中国古代四大书院;耕读传家万里行:寻访曾国藩后人、寻访左宗棠后人、寻访诸葛亮后人;耕读传家万里行:探访晋商之乔家大院、探访晋商之王家大院、探访徽商之胡雪岩家乡、探访苏商之苏州“富潘”、探访豫商之康百万庄园、探访江南现代望族钱氏世家;耕读传家万里行:沿着法国学术世家居里家族的足迹、沿着瑞典首富瓦伦堡家族的足迹、沿着美国首富比尔盖茨家族的足迹,沿着印度教育世家泰戈尔家族的足迹。
时代是能影响人的意识的所有客观环境。时代绝不是简单的等同于年代,时代是与人紧密联系的时空概念。无论时代如何转换,“自有人始,即有家训”,五代十国时期,章仔钧首倡的“耕读传家”《章氏家训》自宋以后获得广泛的认同与推广,朱熹、曾国藩、左宗棠与近代日本及国内特别尊祟的王阳明亦深受其影响,所不同的是,大体上,明确以“耕读”传家的家族,走得更稳、更好、更远;不明确以“耕读”传家的家族,具有了更多不确定性。
“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轲《孟子·尽心上》),耕读传家需要传之久远,千年以来已成国人普遍共识。承载耕读传家任务的家族中人、每一位中国人,需要“领进来,走出去”,需要“足迹辽阔”,在无限天地中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感悟大地、国土、家风之恩与德,在“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的家国情怀中,进一步于大自然中领略耕读要义,进一步于各耕读传家家训中受益的世家大族中体会传家精髓。
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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