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四川眉山警方通报破获了一起特大盗掘倒卖文物案件,这是一起公安部督办的大案,之所以如此重要,因为它有两个特点,一是文物价值高,千余件文物交易金额高达人民币3亿余元;二是文物珍贵,许多文物都是孤品,也就是仅此一件再无重复。
这起案件就是江口沉银特大盗掘倒卖文物案。
清明节前后,一个月朗星稀的晚上,彭山区江口镇的江边窜来几条黑影,他们摸出一些祭祀用品,在河边搞起了祭拜,不禁让人摸不清楚这几人的目的。
拜完后,几人亮出了装备,穿戴整齐一头扎入了河水中。
原来,此地就是明末著名农民军领袖张献忠江口沉银的旧址。在四川,一直流传着一首民谣: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能识得破,买断成都府。说的就是江口沉银这则往事。
一度统治四川大半的著名农民军领袖张献忠在成都建国称帝,国号大西,他自称大西朝大顺皇帝,是这个政权首位也是唯一一位皇帝。
张献忠并不擅长政治,他给四川带来很大破坏却又不事生产,这样的统治自然维持不下去。没有多久,四川各地义民蜂起,原来的起义军却成了被起义的对象,同时明军力量也开始反攻。张献忠眼看立足不住,决定撤离四川另行发展,临走前他打包了多年积攒的金银财宝,其中包括四川蜀王府的巨额宝藏,乘坐数千艘船只,浩浩荡荡沿江而下,打算去湖广二次创业。
没想到,在江口镇,张献忠大军遭遇了明将杨展的伏击,舰只拥挤在水面,在火攻之下无法灵活转身,张献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脱离险境,而他的财宝则大部分沉入江中,这就是张献忠的江口沉银。
江口沉银后,时局依然混乱,战争仍在继续,许多知晓内幕的人并没能存活多久,古时的技术条件也不允许有人好整以进行大规模打捞,于是这笔财富就此长眠于水下,逐渐成了一个传说。
在那个晚上,这群文物盗贼正是在岸边祭拜了张献忠后下水打捞,此后这个团伙又两次光顾这片水域,并收获颇丰。
莫伸手,伸手必被抓。好景不长,一年后该团伙就连同盗掘江口沉银遗址文物的另外9个团伙一起被打掉,另外警方还摧毁倒卖文物网络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70余人,追回文物超过1000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8件、二级文物38件、三级文物54件。
在追回的文物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枚金印,它分为两部分——虎钮和方印。
虎钮的形象是一头立虎,虎身前倾,圆目怒睁,盆口大张,弓背隆健,虎尾上扬,身刻阴线表现鬃毛与斑纹,栩栩如生。
印台边长10.3厘米,厚1.6厘米,高8.6厘米,重3.195千克。
这两部分契合到一起,就成为一套虎钮金印。
印面文字为九叠篆书“永昌大元帅印”,印背左右分别刻有“永昌大元帅印”与“癸未年仲冬吉日造”铭。
照常理来推论,既然是在张献忠江口沉银遗址附近被发现,那这枚金印自然就是张献忠本人或部下的了,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江口沉银打捞出来的文物时代绝不止明末,明朝中期乃至更早的时间都有发现,要判断这枚金印到底是谁所有,还要讲究依据。
那这枚金印是不是张献忠本人所有呢,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判断。
其一,这是枚虎钮印。
从其印文就能看出,“永昌大元帅印”是武官印信。以虎为钮,虎者威猛长阳,噬鬼擅斗,为用兵者所喜。但虎钮官印并不常见,直到明清时期才流行为武官使用,《明史·舆服志》记载:武臣受重寄者,征西、镇朔、平蛮诸将军,银印,虎钮,方三寸三分,厚九分,柳叶篆文。
1964年,在南京玉带河清淤时河底发现一枚银质虎钮荡寇将军官印,年代是崇祯所制便是明证,这枚虎钮荡寇将军印可能是孙传庭兵败后崇祯赐给白广恩的,但还没送达白广恩就投降了李自成,因此在随后战乱中被遗弃。
在广西玉林也发现过永历六年的“平东将军印”,据考证为孙可望所有;浙江长兴发现过永历三年郑的“靖虏将军印”,它们都是铜质虎钮。
从形制上来说,虎钮印和明朝记录中的高级武官官印一致,确定是明朝文物无疑。
其二,这是枚金印。
明朝有不少虎钮将军印,但不是银质就是铜质,这与礼制密切相关,金印在明朝是皇家的专属,如成都的蜀王世子金印如今也在江口被发现,其他人则没有资格使用金质印信。 即使是银印也不多,只有一二品大员才有资格,三品以下就只能使用铜印了。
但也有例外,如果明朝管辖,就有资格铸造自己的金印。
在明朝有这个条件的有三股力量,一是蒙古势力,包括北元、瓦剌、鞑靼等,但他们即使铸印,使用的文字也应该是蒙古文,所以可以排除。
二是后金或清朝,根据金印上文字,癸未年皇太极已改后金为清,那一年应该是崇德八年,而印上并未注明,这也与清朝制度不符,所以清朝的可能性也能排除。
那就只有第三股力量了,就是明末的农民军。
明末癸未年是崇祯十六年(1643年),结合张献忠当时的活动轨迹,当年五月他攻克武昌并称王,任命了一批官吏和将领。
那么此印就很有可能是张献忠按照当时的规制为自己打造的金印。
而且张献忠是很喜欢赐给别人金印的,他入川后也铸造过不少金印笼络当地土司,“献忠遍招诸土司,用降人为诱,铸金印赍之,以易其官”,这也是张献忠喜用金印的例子。
其三,李自成还是张献忠。
从印的形制上基本可以判断出是明末农民军所铸,虽然如此,农民军并不是只有张献忠一支,李自成也是农民军领袖,并且以永昌为年号,这枚金印会不会是李自成所铸?
首先年份对不上。
金印文字表明铸造时间是崇祯十三年,李自成是在崇祯十七年正月建大顺朝改元永昌,时间上要早了四年左右,四年前的李自成未必有改朝换代的决心更不会提前铸造好官印。
另外,李自成大顺军的印章有个特点:避讳。
李自成的父亲名字叫印家,为了避这个讳,“印”字在李自成这里是不用的,改用为契、信、符、记等字,这说明永昌大元帅印与李自成无关。
同一时期,李自成的自称是“奉天倡义大元帅”,张献忠和李自成都是著名农民军领袖,两人的关系却不太好,虽然有过短暂合作,更多时间却都是彼此看不顺眼,在明朝未灭的情况下,两者也懂得克制自己,避免刀兵相见,但在其他方面却都想压过彼此一头。
最好的例子是年号。
李自成是大顺朝永昌皇帝,他称帝早于张献忠。老张占领成都后一看时机已到,决定不让李自成独美,自己建立大西朝称帝。
称帝你就称吧,也没人拦着,张献忠又在年号上动起了脑筋。
他决定,用李自成的国号做年号。
这真是个天才的主意,张献忠通过这种方式表明他要压过李自成一头。
永昌大元帅印的铸造时间是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张献忠当时攻克了长沙,兵力大大扩张,从四营人马增加到九营,又有了整顿军务的需要。所以,当时李自成称“奉天倡义大元帅”,张献忠就称“永昌大元帅”,实在是非常正常。
以上种种,可以得出结论,这枚金印应当是张献忠铸造并自用,到他建国后,再称大元帅已不合适,因此不会再带在身边使用,于是就和其他珍宝一起,在战事中失落于江口水底,直到350多年后才重新浮出水面。
起,江口沉银遗址已经经历了三次发掘,出土了数万件文物,其中包括各种金银、玉器、首饰、古玩等珍宝,堪称是个无价的宝藏。就在上个月,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还召开考古发掘成果通报会,宣布出土了国内唯一一枚世子金宝——重达16斤的“蜀世子宝”。
话说回来,今天的我们某种角度上还要感谢江口沉银这件事,使得这么多极具文化和历史价值的宝藏能留存至今。当然也会有人认为,都是打捞,国家打捞和个人打捞区别只是合不合法,这种看法当然也是错误的,考古活动是将文物打捞出来,通过金银上的铭文了解历史文化,建立博物馆让民众参观了解明末清初这段历史,并不是像摸金校尉那样将它们熔炉或变卖,这点上是有本质区别的。
最简单的例子,本文提到的永昌大元帅金印,被违法打捞出来后流入市场,卖出了近800万元,文物贩子利令智昏,只要给高价谁都能卖,倘若最后流落国外,岂不又重蹈圆明园文物的覆辙,这样的亏我们吃得还少吗?如果不是公安部门将这千余件文物追回,民众又到何处去参观这些文物,了解这段历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