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四川眉山警方通报破获了一起特大盗掘倒卖文物案件，这是一起公安部督办的大案，之所以如此重要，因为它有两个特点，一是文物价值高，千余件文物交易金额高达人民币3亿余元；二是文物珍贵，许多文物都是孤品，也就是仅此一件再无重复。
这起案件就是江口沉银特大盗掘倒卖文物案。
清明节前后，一个月朗星稀的晚上，彭山区江口镇的江边窜来几条黑影，他们摸出一些祭祀用品，在河边搞起了祭拜，不禁让人摸不清楚这几人的目的。
拜完后，几人亮出了装备，穿戴整齐一头扎入了河水中。
原来，此地就是明末著名农民军领袖张献忠江口沉银的旧址。在四川，一直流传着一首民谣：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能识得破，买断成都府。说的就是江口沉银这则往事。
一度统治四川大半的著名农民军领袖张献忠在成都建国称帝，国号大西，他自称大西朝大顺皇帝，是这个政权首位也是唯一一位皇帝。
张献忠并不擅长政治，他给四川带来很大破坏却又不事生产，这样的统治自然维持不下去。没有多久，四川各地义民蜂起，原来的起义军却成了被起义的对象，同时明军力量也开始反攻。张献忠眼看立足不住，决定撤离四川另行发展，临走前他打包了多年积攒的金银财宝，其中包括四川蜀王府的巨额宝藏，乘坐数千艘船只，浩浩荡荡沿江而下，打算去湖广二次创业。
没想到，在江口镇，张献忠大军遭遇了明将杨展的伏击，舰只拥挤在水面，在火攻之下无法灵活转身，张献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脱离险境，而他的财宝则大部分沉入江中，这就是张献忠的江口沉银。
江口沉银后，时局依然混乱，战争仍在继续，许多知晓内幕的人并没能存活多久，古时的技术条件也不允许有人好整以进行大规模打捞，于是这笔财富就此长眠于水下，逐渐成了一个传说。
在那个晚上，这群文物盗贼正是在岸边祭拜了张献忠后下水打捞，此后这个团伙又两次光顾这片水域，并收获颇丰。
莫伸手，伸手必被抓。好景不长，一年后该团伙就连同盗掘江口沉银遗址文物的另外9个团伙一起被打掉，另外警方还摧毁倒卖文物网络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70余人，追回文物超过1000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8件、二级文物38件、三级文物54件。
在追回的文物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枚金印，它分为两部分——虎钮和方印。
虎钮的形象是一头立虎，虎身前倾，圆目怒睁，盆口大张，弓背隆健，虎尾上扬，身刻阴线表现鬃毛与斑纹，栩栩如生。
印台边长10.3厘米，厚1.6厘米，高8.6厘米，重3.195千克。
这两部分契合到一起，就成为一套虎钮金印。
印面文字为九叠篆书“永昌大元帅印”，印背左右分别刻有“永昌大元帅印”与“癸未年仲冬吉日造”铭。
照常理来推论，既然是在张献忠江口沉银遗址附近被发现，那这枚金印自然就是张献忠本人或部下的了，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江口沉银打捞出来的文物时代绝不止明末，明朝中期乃至更早的时间都有发现，要判断这枚金印到底是谁所有，还要讲究依据。
那这枚金印是不是张献忠本人所有呢，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判断。
其一，这是枚虎钮印。
从其印文就能看出，“永昌大元帅印”是武官印信。以虎为钮，虎者威猛长阳，噬鬼擅斗，为用兵者所喜。但虎钮官印并不常见，直到明清时期才流行为武官使用，《明史·舆服志》记载：武臣受重寄者，征西、镇朔、平蛮诸将军，银印，虎钮，方三寸三分，厚九分，柳叶篆文。
1964年，在南京玉带河清淤时河底发现一枚银质虎钮荡寇将军官印，年代是崇祯所制便是明证，这枚虎钮荡寇将军印可能是孙传庭兵败后崇祯赐给白广恩的，但还没送达白广恩就投降了李自成，因此在随后战乱中被遗弃。
在广西玉林也发现过永历六年的“平东将军印”，据考证为孙可望所有；浙江长兴发现过永历三年郑的“靖虏将军印”，它们都是铜质虎钮。
从形制上来说，虎钮印和明朝记录中的高级武官官印一致，确定是明朝文物无疑。
其二，这是枚金印。
明朝有不少虎钮将军印，但不是银质就是铜质，这与礼制密切相关，金印在明朝是皇家的专属，如成都的蜀王世子金印如今也在江口被发现，其他人则没有资格使用金质印信。 即使是银印也不多，只有一二品大员才有资格，三品以下就只能使用铜印了。
但也有例外，如果明朝管辖，就有资格铸造自己的金印。
在明朝有这个条件的有三股力量，一是蒙古势力，包括北元、瓦剌、鞑靼等，但他们即使铸印，使用的文字也应该是蒙古文，所以可以排除。
二是后金或清朝，根据金印上文字，癸未年皇太极已改后金为清，那一年应该是崇德八年，而印上并未注明，这也与清朝制度不符，所以清朝的可能性也能排除。
那就只有第三股力量了，就是明末的农民军。
明末癸未年是崇祯十六年（1643年），结合张献忠当时的活动轨迹，当年五月他攻克武昌并称王，任命了一批官吏和将领。
那么此印就很有可能是张献忠按照当时的规制为自己打造的金印。
而且张献忠是很喜欢赐给别人金印的，他入川后也铸造过不少金印笼络当地土司，“献忠遍招诸土司，用降人为诱，铸金印赍之，以易其官”，这也是张献忠喜用金印的例子。
其三，李自成还是张献忠。
从印的形制上基本可以判断出是明末农民军所铸，虽然如此，农民军并不是只有张献忠一支，李自成也是农民军领袖，并且以永昌为年号，这枚金印会不会是李自成所铸？
首先年份对不上。
金印文字表明铸造时间是崇祯十三年，李自成是在崇祯十七年正月建大顺朝改元永昌，时间上要早了四年左右，四年前的李自成未必有改朝换代的决心更不会提前铸造好官印。
另外，李自成大顺军的印章有个特点：避讳。
李自成的父亲名字叫印家，为了避这个讳，“印”字在李自成这里是不用的，改用为契、信、符、记等字，这说明永昌大元帅印与李自成无关。
同一时期，李自成的自称是“奉天倡义大元帅”，张献忠和李自成都是著名农民军领袖，两人的关系却不太好，虽然有过短暂合作，更多时间却都是彼此看不顺眼，在明朝未灭的情况下，两者也懂得克制自己，避免刀兵相见，但在其他方面却都想压过彼此一头。
最好的例子是年号。
李自成是大顺朝永昌皇帝，他称帝早于张献忠。老张占领成都后一看时机已到，决定不让李自成独美，自己建立大西朝称帝。
称帝你就称吧，也没人拦着，张献忠又在年号上动起了脑筋。
他决定，用李自成的国号做年号。
这真是个天才的主意，张献忠通过这种方式表明他要压过李自成一头。
永昌大元帅印的铸造时间是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张献忠当时攻克了长沙，兵力大大扩张，从四营人马增加到九营，又有了整顿军务的需要。所以，当时李自成称“奉天倡义大元帅”，张献忠就称“永昌大元帅”，实在是非常正常。
以上种种，可以得出结论，这枚金印应当是张献忠铸造并自用，到他建国后，再称大元帅已不合适，因此不会再带在身边使用，于是就和其他珍宝一起，在战事中失落于江口水底，直到350多年后才重新浮出水面。
起，江口沉银遗址已经经历了三次发掘，出土了数万件文物，其中包括各种金银、玉器、首饰、古玩等珍宝，堪称是个无价的宝藏。就在上个月，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还召开考古发掘成果通报会，宣布出土了国内唯一一枚世子金宝——重达16斤的“蜀世子宝”。
话说回来，今天的我们某种角度上还要感谢江口沉银这件事，使得这么多极具文化和历史价值的宝藏能留存至今。当然也会有人认为，都是打捞，国家打捞和个人打捞区别只是合不合法，这种看法当然也是错误的，考古活动是将文物打捞出来，通过金银上的铭文了解历史文化，建立博物馆让民众参观了解明末清初这段历史，并不是像摸金校尉那样将它们熔炉或变卖，这点上是有本质区别的。
最简单的例子，本文提到的永昌大元帅金印，被违法打捞出来后流入市场，卖出了近800万元，文物贩子利令智昏，只要给高价谁都能卖，倘若最后流落国外，岂不又重蹈圆明园文物的覆辙，这样的亏我们吃得还少吗？如果不是公安部门将这千余件文物追回，民众又到何处去参观这些文物，了解这段历史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