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1937年，他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使得殷商文化由传说成为信使，并由此将中国历史向前推进了数百年。时至今日，安阳殷墟的发掘依旧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然而现在世人皆知安阳殷墟，却忘记了这个安阳殷墟的主持发掘者。他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一个重要的人物——李济。
他从小就是个学霸，十四岁考入清华学堂，二十七岁获哈佛大学哲学（人类学）博士学位，并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在去哈佛攻读人类学的自撰简历中他写道：“要是有机会，还想去新疆、西藏、印度、波斯去挖坟掘墓、断碑寻古，找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后来他真的去“挖坟掘墓”了，只不过没有去新疆也没有去波斯，而是在河南、山西和山东。
1926年主持山西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他成为中国第一位挖掘考古遗址的中国学者。1930年主持山东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的挖掘，他让龙山文化重现世人眼前。如今许多对考古学一窍不通的人对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也耳熟能详，只不过大多数人对他闻所未闻而已。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央研究院，在丁文江、杨杏佛、李四光等人的推荐下，李济加入了傅斯年领导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担任考古组主任，一直到其去世都没离开过中央研究院考古组。1929年，李济会晤董作宾，提出了董对殷墟第一次考古发掘的失误，主持安阳殷墟第二次、第三次考古发掘，主编出版《安阳发掘报告》。此后李济用了十年的时间将自己的一生和安阳殷墟与商文化交织在了一起。1937年在第十五次挖掘结束十余天之后，“七七事变”爆发，李济随中央博物院被迫转移，他们带着殷墟挖掘出来的文物，挖掘工具，测绘仪器，标本等在西南奔走，由于奔波和医疗水平的有限，李济先生的两个女儿先后病逝于途中。
1948年底，南京已是风声鹤唳。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决议选一批文物运往台湾，李济受命参与押运。在他看来，只要打仗，文物就会受损；只要文物安全，放在中国哪个地方无所谓。几年前俄国人打进长春时，溥仪带去的故宫国宝被劫掠一空，这种事不能再发生。所以，文物去哪儿他就去哪儿。这种近似“没有立场”的姿态，为他招来一些骂声，不少来自昔日师友。李济把要搬家的消息告诉儿子李光谟：我必须搬，你怎么样？此后，和许多“政治上选择错误”的著名学者一样，这个名字逐渐消失在我们的阅读视野中。
李济人生最辉煌的一页就是殷墟，赴台后考古家与他发掘的遗址天各一方，山高水远。身在台湾的李济晚年是否惦念殷墟，隔海遥望殷墟是否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些我们无从知晓，但李济先生生前最后一本著作就是《安阳》，可见殷墟在他心中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