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清康熙时期的《觚剩》里记载了一则逸闻，清初时苏州文人汪琬参加一次聚会，众人都在夸耀本地特产，南粵有象牙犀角、陕西有毛皮毡裘、山东有海产、湖广有米粮等，只有汪琬默不作声，大家揶揄他，苏州是天下名城，您又是苏州人，难道不知本地有什么名产吗？汪琬这才说，苏州么，特产很少，只有两样，第一是梨园子弟。大家都抚掌称是。言止于此，众人不依不饶追问，他才又开口道：“状元也。”众人听得哑口无言，作鸟兽散去。
▲1926年，昆剧传习所“传”字辈艺人赴沪演出。在昆曲的近代化过程中，昆剧传习所起到了重要作用。生于乱世的学员们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教学中坚，终不负传承使命。
苏州因是昆曲的发源地，“四方歌者皆宗吴门”，“吴优”“吴娃”“吴儿”已然是昆曲演员的代称，苏州籍艺人流布各大都会，《红楼梦》里为迎元春省亲，从苏州采买梨园十二女伶就是当时的标准操作，昆曲的流行甚至造成民众竞相卖身以做优伶的场面。另据《苏州市志》统计，从明天启到清康熙之间，传奇作家140多人，传奇剧本300多种，其中苏州籍作家占三成，作品占六成。苏州城西阊门、胥门一带手工业发达，其中就包括乐器制造。苏州的棉布纺织、丝绸织造与刺绣更是天下驰名，“衣被天下”，戏服道具皆成产业。
清廷设“南府”管理戏曲，戏班、戏衣和乐器材料都由苏州织造府承应，苏州的梨园行也由织造府统辖。康熙时期担任苏州织造的李煦还与江宁织造曹寅一起为康熙密传江南情报，清廷对于能否在江南地区巩固统治格外关心，不仅因为江南是经济命脉，也因为这里的知识精英和民众在改朝易代时的抵抗，康熙南巡的目的之一也被视为是彰显文化权力。
从个人趣味上来说，康熙喜好昆曲，认为其代表了“梨园之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他首次南巡，刚到苏州，就问这里有唱戏的么，随即传戏班点戏，看了二十出，直到夜深。第二次南巡对承应的戏班寒香、妙观十分满意，嘉奖之外，“每部中各选二三人，供奉内廷”。第五次南巡恰逢康熙六十大寿，时任苏州织造李煦将场景铺排得十分宏大，“皇船经过浒墅关……沿途河边一带数里设戏台演戏恭迎”，至于行宫内所设的宴乐更不用说。康熙还钦点了曹寅所著的《太平乐事》一剧。
曹寅和李煦都蓄有家班，据说李煦的儿子李鼎“性奢华，好串戏，延名师以教习梨园，演《长生殿》传奇，衣装费至数万，以致亏空若干万”。这是极端的例子，但蓄养家班开销巨大，与造园、搜罗古董、在生活趣味追求极致等，都成为苏州名门望族的顶级配置。
就像汪琬略带炫耀的说法，苏州名产是优伶与状元，家班就是以后者的名与财，购买前者的声与色。如明末的申时行，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状元，官至内阁首辅，隐退回乡后购置家班调教，“为江南称首”。明清的江南世家常集合地主、富商、官宦、文人等多种身份，掌握财富、文化、娱乐的话语权。归有光指出江南社会风气的变化是“大抵始于城市，而后及于郊外；始于衣冠之家，而后及于城市”。衣冠之家是风气的起始。
与市场演剧要满足大众趣味、仪式剧目有功能需求不同，家班作为主人品位的代表，常求新求奇，明清之际的文人张岱曾经写过刘晖吉的家班女乐，在表现唐明皇游月宫的剧情时如何设计机关布景，让场面如幻如真。而阮大铖的家班除了每一字句、每一角色、每一本戏都精心出色之外，“如就戏论，则亦镞镞能新，不落窠臼者也”。
张岱自己也是有家班的，曾记夜游金山，一时兴起，在古刹里令优伶唱“韩蕲王金山及长冮大战诸剧”，唬得睡梦中的老僧不知是人是鬼，以放浪为韵事。他还生动描述过每年中秋的虎丘曲会，这场由“土蓍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偰童走空之辈”共同参与的集会，是全民嘉年华，也是专业竞技场。轮番上演的节目从喧天锣鼓，齐唱大曲，管弦伴奏的南北曲，再到洞箫伴奏的人声，一点一点安静下来，人群逐渐散去，三鼓之后，“一夫登场，高坐石上，不箫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串度抑扬，一字一刻。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唯有点头”。这是行家里手，然而曲高必和寡，所余听众不过一百来人，张岱承认若非是在苏州，恐怕这样的观众也不可得。
戏曲的影响力如此之大，受众如此广泛，使得它总是处于国家干预的范围，清廷的特殊之处还在于文化身份的焦虑。清朝关于戏曲的禁令包括但不限于：不许七品以上官员及八旗子弟出入商业戏园，不许夜间演戏，不许妇女出入戏园，不许上演帝王戏，官员不许蓄养家班，只准表演昆弋戏，禁止秦腔表演以及毁禁淫秽小说戏本等，这些措施有些是雷霆风暴，有些则未必奏效。乾隆十一年（1746年），还以国家工程的方式修订了《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收唐宋、金元以至明清的大曲、词曲、诸宫调、戏曲、套曲、散曲凡4466首，还以工尺谱形式记录了每首曲的唱法——每字的唱腔、板眼，为昆曲定出“国标”。
似乎是作为一种回应，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苏州人叶堂出版了《纳书楹曲谱》。作为自己五十年潜心研究昆曲的总结，书中整理校订了当时流行的昆曲单折戏及散曲，行腔细致考究，被后世视为范本，影响极大。叶堂在曲谱中对“俗”与“雅”做出了判别，其中一条按照后来龚自珍的总结便是：“清曲为雅谯，剧曲为狎游。”文人出于修养的清唱要高于优伶为了获利的娱人表演，在虎丘曲会最后登场的那位曲家才是昆曲的至高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