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是昆曲发源地。明清苏州，从剧本创作、伶人表演，乃至服饰、乐器生产，都居于昆曲行业的核心。社会各阶层以不同形式与昆曲发生关联，苏州民众热衷戏曲，而文化精英则通过堂会、家班和曲社等方式影响昆曲审美，推动了昆曲的“雅化”。在昆曲的近代化过程中，以昆剧传习所为代表的文化精英群体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影响持续至今。
2001年，昆曲在中国众多的传统艺术形式中率先被列人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遗产”领域拔了头筹，可视作昆曲在新世纪复兴的先声。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整体高速增长促成了有产者文化消费的强烈冲动，使得复兴的昆曲承担了细分消费与文化认同的双重使命。这种复兴的规模虽然局限于大都市精英人群里的少数，却也因此获得了几何级的传播频率和影响力，无论是媒介宣传还是昆曲团体在市场营销中的刻意经营，昆曲都固化了与两个标签的联系，在大众印象里获得了“古”与“雅”的设定。
这样的印象大体不错，只是同一切“标签”一样将复杂丰富降维成平面简单。古”与“新”、“雅”与“俗”皆是相对，谁能想到昆曲在诞生之初曾被认为是讹陋的俚俗之乐，又在南戏四大声腔里作为后来者，曾是“新声”和“时曲”呢？
想探究昆曲丰宫的性格和多重的面貌，需从苏州说起。苏州是昆曲的诞生地，见证了它的鼎盛时代，还在昆曲盛极而衰时维系一丝血脉，存留余韵，成为塑造昆曲当今面貌的关键环节。昆曲的命运与苏州的命运髙低起伏，都合在节拍上。
粗略描绘宋元时期中国戏剧的格局，北方有杂剧，是被纳入官方系统的正声雅乐；发源于现今温州的永嘉南戏在传播时与当地方言民乐结合，形成四大声腔——弋阳、海盐、余姚和昆山，昆山腔出现时间最晚，准确时间不可考，大约在元明之间。直到明嘉靖年间徐渭撰《南词叙录》时，昆山腔还“止行于吴中”。
昆曲源自昆山腔，自明魏良辅等载于史册和更多名不见经传者的改造，明中期以后成为流行曲种而远播全国，万历年间进入宫廷，并逐渐取代了北杂剧的地位。其间变化包括吸纳北杂剧曲牌，重新编配伴秦器乐，采用中原音韵，细致打磨声腔以及一流文士撰写剧本等。昆曲摆脱了地方小戏的出身，脱胎换骨成为官方认定的主旋律，这一过程几乎都是在苏州和以苏州为核心的江南地区发生的。
昆曲迭代时的江南，正是中国经济最繁盛、文化最昌明、消费欲望最强烈的地区。明清时期，江南人口增加且不断向城镇聚集。17至19世纪，苏州的城市人口增加了一倍，市镇人口猛增九倍，有些市镇在规模和繁荣程度上不亚于“城市”。而江南的一般平民，包括租佃农、长短工也具备消费能力，更不用说人间天堂里的苏州人。
晩明笔记中关于江南好奢靡的记载屡见不鲜，衣求新潮，食以珍馐，住于园林，行有舟车，社会风气从明初的崇尚节俭向放纵物欲发展。风气转变背后，是民间财富的积累，以及消费社会对于物质的非凡创造。戏曲在奢侈消费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江南世风奢靡与昆曲流行同时发生，并非巧合。《叶天寥自撰年谱》中有崇祯五年（1632年）苏州演剧场景的记载：“壬申五月，正青苗插种之时，城市竞相媚五方贤圣，各处设台演戏。郡中最有名之梨园毕集吾邑，北则外场书院前，南则垂虹亭、华严寺，西则西门外，东则荡上。一日斋筵及梨园供给价钱费三四十金不止，总计诸处一日百五六十金矣。”
清嘉庆、道光间人袁学澜在《吴郡岁华纪丽》里则描述了乡间演戏景象：“承平曰久，乡民假报赛名，相习征歌舞。值春和景明，里豪市侠搭台旷野，醵钱演剧，男妇聚观。众人熙熙，如登春台，俗谓之春台戏。抬神款待，以祈农祥。其后列出戏班的不同来源，“最有名者，为昆腔”。这已经是花部诸戏在市场上与昆曲竞争的清中后期，更不用说昆曲的鼎盛时代。在乡野之中唱春台戏的风俗直持续到20世纪上半叶，据昆曲传字辈艺人回忆，他们在抗战时期还曾沿着前辈艺人的水上路线，在江南乡村跑江湖。
除了按定例出现在官方庆典、游神赛会、家族祭祀、婚庆寿诞等仪式性场合昆曲也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自己最重要的功能，那便是纯粹的娱乐。酒馆、茶肆、饭馆、厅堂都可变作舞台，最别致的舞台是游船，清人顾公燮在《消夏闲记》中写道：“苏郡向年款神宴客，每于虎丘山塘卷梢大船头上演戏。船中为戏房，船尾备菜。观戏者另唤沙飞、牛舌等船列其旁。”演员与观众都在水上，一众小船簇拥大船，晚到的来客可叫“荡河船送至山塘”。
场景风流，也有坏处，天气不好不能演；戏不好，岸上抛砖掷瓦不能演；观剧人太多，还容易造成拥挤坠堕，更不能演。雍正时期，苏州出现了专门的戏园——时间比北京稍晚，并且迅速遍地开花。跟其他场合观戏多有赞助人不同，戏园的出现，说明戏曲有了专门而固定的受众，可令场馆维系营业。
明末徐树丕《识小录》关于吴优的条目写道：
吴中几十年来，外观甚美而中实枵然。至近年辛巳奇荒之后，即外观亦不美矣。而优人鲜衣美食，横行里中。人家做戏一本，费至十余金，而诸优犹恨，恨嫌少。甚者有乘马者、乘舆者、在戏房索人参汤者，种种恶状。然必有乡绅主之，人家惴惴奉之，得一日无事便为厚幸矣。屠沽儿家以做戏为荣，里巷相高，致此辈益肆无忌惮，人言吴儿痴，岂不信然！
在徐树丕的年代，请戏班的价格已是明初的十倍。从乡绅富豪到贩夫走卒都竞相花钱请戏班，是全社会的风尚。按明律，优伶为贱籍，服饰衣色上均有规定，不要说乘车马，就是在路上行走，也要排队靠边。优伶的骄横不过印证了戏曲受欢迎的程度，一本戏费十余两银子是上等戏班的价格，这样的戏班非昆班莫属，其他剧种远不及此。
“辛巳奇荒”是在崇祯十四年（1641年），苏州民间的狂欢景象与宫廷形成对比。三年后，大臣田畹将善演昆曲的吴中名歌妓陈圆圆献与崇祯帝，崇祯收束声色娱乐拒收。这样的姿态并没有挽回大明王朝，大夏倾颓得那样快，李自成攻破北京，并从吴三桂府中掠去了陈圆圆，乱世佳人的命途还要横跨大半个中国，延伸很远，但崇祯的气数已经到了尽头。同年三月十九，他命嫔妃自尽，砍杀了公主，自己吊死在煤山上。这段故事在后世也被演绎为昆曲，为《铁冠图》中的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