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年某月某日，余秋雨给某届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当文化评委，主持人的题目是：请选择下列哪组诗词名句符合对仗的特点，并说出作者的名字及朝代。 A．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B．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C．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选手答出了“B，唐朝”，没有答出“韩愈”。余秋雨点评：中国古代有一种贬官文化，被贬的官员在路上的时间很长，加之路又很不好走，因此他们在半路上难免要写诗言志。“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是历代贬官文化产生的最好的两句诗。韩愈早上给皇帝上奏折，主张尊儒排佛，但唐代的皇帝对儒、佛都能接受，韩愈因此得咎，当晚就被贬往8000里外的潮州去了。
韩愈的家在秦岭以北，他的马也走不动了。白云，高山，大雪，骏马，这是一幅多么孤独的情景！心情虽然很坏，诗情却是美的。但事实证明，韩愈把被贬的感受夸张了，事情其实没那么严重，他后来在潮州过得也不错。艺术家们因为太敏感了，所以他们、也包括我们，在悲伤的时候，一定要写写诗、唱唱歌、画幅画。
“贬官文化”一词，最早见于余秋雨的散文集《文化苦旅》中《洞庭一角》一文，其中写道：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可称之为“贬官文化”。随之而来，许多文化遗迹也就是贬官行迹。贬官失了宠，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剧意识也就爬上了心头；贬到了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
这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得不坏。过了一个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于是，人品和文品双全，传之史册，诵之后人。他们亲热过的山水亭阁，也便成了遗迹。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亲，俱着声名。
韩愈父亲韩仲卿当过县令，还被李白写诗表扬过。韩愈三岁时，韩仲卿夫妇相继驾鹤西去，韩愈跟着大哥韩会生活。12岁时，韩会一病不起，郁然而终，嫂子郑氏带着韩愈艰难生活。家道衰落，韩愈小小年纪便明白，唯有勤奋读书，方能再振门楣。他“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不用寡嫂催促，每天勤学苦读。
自古英才多磨砺，韩愈17岁参加科考，连续三年不中，蹉跎潦倒，其中艰辛，不足为外人道，直到25岁方才金榜题名。他心情大好，作诗自喜：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但是韩愈高兴得太早了。大唐考试，先要礼部试，后要吏部试。考中进士只是过了礼部试，吏部还得考。韩愈又考了三年，还是未中。他心情郁闷，作诗自况：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
34岁，韩愈终于考上了，却由于性格原因，在职场上处处碰壁，日子过得凄惨孤寂，终于在五十岁惹出大乱子。给唐宪宗上书，反对迎佛骨，唐宪宗览表大怒，将他贬为潮州刺史。
时值严冬，大雪弥漫，韩愈骑着瘦马，偕同家人艰难跋涉在前往潮州的贬途中，路过蓝关驿站，侄儿韩湘早已在此等候，韩愈作诗相别：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韩愈在潮阳仅仅呆了一年多，唐宪宗便把他调了回来。诚如余秋雨所言，他的遭遇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夸张。
余秋雨先生说，现在人对唐诗有两个误解，一是以为唐代人人都在写诗，二是以为人人都写得很好。这就把平庸混同于天赋，把记忆混同于创新，把流行混同于佳作，把惯性混同于诗性。
所谓诗性，其实是一种不可复制的创造性，优秀的诗人，并不愿意背诵别人的诗，即使背诵，也是为了让自己写的跟别人不一样。优秀的诗人都在读山水，读人心，读天地，读自己。 其实唐诗具体写了多少不知道，清代人整理出49000多首，大多数都是平庸之作，不堪卒读，于是有心人精选出三百多首，便是大家熟知的“唐诗三百首”。
余秋雨先生说，即使这三百首，也有拙劣之作，他从中再次筛选了一遍，整理出五十首。 余秋雨先生说，唐代人有一种“整体诗性”，这种诗性代表了大唐文化的精髓。
这五十首唐诗，就收在他的新作《中国文化课》里。
余秋雨被誉为当代文化大师，他不仅散文写得好，“蹈大方，出新裁（贾平凹语）”，别出机杼，自成一格，直追唐宋八大家，而且文学鉴赏力非常高。出于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出于对广大读者迫切需要了解中华文化的关爱，余秋雨把自己的博士生教材整理出版，取名《中国文化课》。
这本书最大的优点在于，它不是照本宣科的冷冰冰的将中国文化复述了一遍，而是加入了余秋雨几十年潜心研读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感悟，还有自己一生跌宕传奇的人生经历，让自己和古人形成互相映照的共鸣和辉映。千年文化，娓娓道来，温情脉脉，和暖如春，普照人心。
余秋雨说，买了我的书的好处，便是让你的人生不留遗憾。即使把它放在书架里长久不理，也会安静地在那里等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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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漫】 给青少年的中国文化课（全三册）磨铁直发
毛主席在读《政治经济学》时曾说，春秋时候有个郑庄公，此人很厉害。这是一句普通但相当不平凡的评价——在毛泽东的笔下，秦皇汉武都略输文采，唐宗宋祖还稍逊风骚，却偏偏对这个郑庄公用了“厉害”一词，还加了个“很”字。也许在领袖眼中，在那个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年代，郑庄公可能正是他心向往的为数不多的风流人物之一。 郑庄公是何许人也，能获得领袖如此高的评价。我们很多人对他的最初认识来自高中语文课本中的《郑伯克段于鄢》。说起来，他只是春秋早期的一个小霸，小堂口的老大，自然不能与后来的齐桓公、晋文公相比，但他的功绩在于他的开创性。至少他刀口舔血的时候，那些后辈们还在开荒呢。即使没有雄霸天下，也算是笑傲江湖了。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小郑之所以能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初代霸主，还得感谢他的爷爷和老爹——郑桓公和郑武公。周幽王被犬戎越塔强杀后，桓公为了掩护幽王也送了人头，但武公凭着一身武功与秦、晋、卫三国联军团战并击退犬戎，获得全场MVP，受封卿士；又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自告奋勇护送周平王迁都洛邑，受赏大片土地；后又趁东迁之机先后攻灭郐、虢，扩大郑国版图，定都新郑（今河南新郑）。广袤的土地、充实的人口、发达的工商业，又有“烈士子女”的光环护身，武公时常代行天子威仪。按理说，老郑留下的这份基业，就算小郑吃现成的，日子过得也会很滋润。但很遗憾，怪就怪老郑身体太好，除了留下硕大的家业外，还给小郑留下了一个野心勃勃的弟弟，以及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老妈。 话说武公的老婆、庄公的老妈是申国的公主，姜姓。因丈夫谥号“武”，所以后人称其为“武姜”。大家不要被《芈月传》误导——先秦时期很多女子没有大名，贵族女子通常以母国的姓来作标识。而男子取名也很随意，比如晋成公叫黑臀、齐桓公叫小白、郑庄公叫寤生。 后代学者对庄公的名字给出了不同解释：有的说“寤”是睡觉的意思，即睡着就生出来了，姜氏受惊不小；有的说是“倒着生出来”（正常情况下，孩子是头先出来，而小郑是腿先出来），于是解释为难产。总之，在那个没有剖宫产的时代，小郑把他那位娇生惯养、没受过什么罪的老妈折腾得够呛。估计武姜是打心眼里厌恶这个孩子，要不然哪个亲妈会给孩子起这么扯淡的名字。从中我们可以猜想出，武姜的心智和情商挺让人着急，毕竟孩子是无辜的。 伟大的人不是生下来就伟大，而是在成长过程中显示其伟大。名字砢碜不重要，主要看气质。在当时奉行的嫡长子继承制下，小郑注定会是郑氏企业的董事长兼CEO。但武姜的肚子还真是挺争气的，三年后又给武公生了次子，取名段。这次是顺产，而且公子段生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目若朗星、鼻如胆悬，有着言情小说男主角的标配相貌，有观点认为《诗经·国风·郑风·叔于田》赞美的就是他。 小儿子的俊美令姜妈更讨厌“倒着生”的大儿子了，经常吹老公的枕边风，想要废长立幼。万幸武公还不算糊涂，而且亲身经历过犬戎之乱——正是周幽王违背礼法，废嫡立幼，直接导致了一场无妄之灾。幽王尸骨未寒，教训历历在目，武公可不是个敢踩高压线的人，正是他的明智选择，才为郑国的大国梦打下了基础。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165月30日），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手持枣木棍，凶神恶煞般闯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守门的两个老太监刚想拦阻，那男子轮头就是一棍，把老太监打倒在地，宫内有人听到动静跑来，那男子舞动枣木棍一阵狂打，这几个人也是老弱病残之辈，被打的哭爹喊娘毫无招架之力。
这人不管不顾，直向太子宫横冲直闯，这也难怪，敞大的太子宫，只有七八个年老体弱太监，哪里是一个壮汉的对手？
那男子很快打到殿前的房檐下，太子朱常洛吓得浑身筛糠，急忙藏进内室。
内官韩本用立即拿起宝剑迎上前去，一剑砍断了男子手中的枣木棍，那男子见势不好，转头想跑，韩本用紧追不舍，这时，有一两个胆大的太监也赶来帮忙，这才把那名男子抓获。
经过审讯，这名男子名叫张差，问他为什么私闯太子府行刺，是受何人指使？他语言颠三倒四装疯卖傻不肯交待实情。
后来经不住严刑拷打，供出是受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收买，让他打死太子，事成之后，另有重赏。
事情很明显，这是郑贵妃买凶杀人，但是郑贵妃为什么要杀死太子呢？这还要从朱常洛身世说起。
万历九年，神宗在其生母李太后的慈宁宫中私幸宫女王氏，后来王氏有孕，神宗忌讳这件事情而不敢承认，但在内起居注中记载了这件事情，并有当时赏赐给王氏的实物为证，再加上李太后盼孙心切，最后被迫承认这件事情。
万历十年，明神宗册封宫女王氏为恭妃，于万历十年八月生子，是为明神宗长子，取名常洛。
由此可见，朱常洛生母地位卑贱，而朱常洛的出生也只是一次意外，并且极让神宗讨厌
明神宗正宫皇后没有子嗣，众多嫔妃中对郑氏尤为宠爱，万历十二年晋封为贵妃，产下皇二子夭折。万历十四年正月初五生皇三子常洵。随后郑氏便晋封为皇贵妃，并借机乞求明神宗立皇三子为太子，自己则做皇后。两人写下合同，在道教庙宇中立誓。
明神宗专宠郑皇贵妃，迟迟不立太子。朝中大臣纷纷猜疑，担心郑氏谋立皇三子，损害国本。他们争相提及皇储问题，奏折累计成百上千，无不是指责后宫干政，言辞之间矛头指向郑皇贵妃。
为了平息皇储争议，万历二十九年十月，皇帝终于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三子朱常洵等均被封为藩王，争国本事件最终落下帷幕。
但是，郑贵妃并不死心，她依仗皇帝专宠，暗地里指使心腹太监买凶杀害太子。她本以为太子宫中就几个老弱病残太监，张差出其不意必能成功，没有想到，张差不但没有杀了太子，反而供出她的亲信。
郑贵妃为免心腹受罪，更担心自己受牵连，就向皇帝哭诉。万历皇帝虽然有心袒护郑贵妃，但是太子差点遇害，朝中大臣们议论纷纷，万历皇帝也感到无奈。就对郑贵妃说：这件事最好是你向太子争取谅解，只要太子不追究了，大臣议论自然也就平息了。
郑氏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去跪拜太子，这一下可把太子朱常洛吓坏了，他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也知道郑氏在父皇心中的地位，就慌忙回拜，表示不追究这件事情。
既然神宗与太子都不愿深究，朝臣们也只好作罢，最后刑部以疯癫奸徒为罪名，杀张差于市。
由于人证消失，庞、刘二犯有恃无恐，矢口否认涉案。万历皇帝怕再起风波，密令太监将庞保、刘成处死，全案遂无从查起了。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万历皇帝驾崩。八月，皇太子朱常洛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宣布改元泰昌。
朱常洛举行登基大典后仅十天，就一病不起。第二天的万寿节，也取消了庆典。
朱常洛登基时还身体健康，怎么仅仅十天就病成这个样子了呢？
原来，朱常洛刚一继位，郑贵妃就一次进侍姬八人，这八个侍姬个个美若天仙，并且身藏春药，朱常洛的身体怎能吃得消？
八月十四日，朱常洛病重，召内官崔文升治病。
崔文升本是郑贵妃宫中的亲信太监。朱常洛即位以后，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朱常洛患病后，郑贵妃指使崔文升以掌御药房太监的身份向皇帝进“通利药”，即大黄。大黄相当于泻药。所以，接下来的一昼夜，朱常洛连泻三四十次，身体极度虚弱，处于衰竭状态。
朱常洛本来身体就虚弱，应当进补，而崔文升反而进以泻药，其目的再明显不过了。
到了八月二十八日，朱常洛召英国公张惟贤、内阁首辅方从哲等十三人进宫，让皇长子出来见他们，颇有托孤的意思并下令将崔文升逐出皇宫。
八月二十九日，鸿胪寺丞李可灼说有仙丹要呈献给皇上。太监们不敢做主，将事情禀告内阁大臣方从哲。方从哲说：彼称仙丹，便不敢信。
接着，内阁大臣们进乾清宫探视朱常洛。朱常洛此时已着意安排后事，将皇长子交由阁臣小心辅佐，又问起自己的陵墓的营建事宜。在安排好一切之后，朱常洛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
方从哲说：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
朱常洛自知命在旦夕，遂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命李可灼入宫献药。到中午时分，李可灼调制好一颗红色药丸，让皇帝服用。朱常洛服完红丸后，感觉还好。
尝到了甜头，他不顾御医反对，又服一粒红丸。结果在九月初一日五更，朱常洛驾崩，在位仅仅一个月，年仅三十九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