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说:“这是天生一个奇女子,天生一个伟丈夫,加上一块高粱地的故事。”
20世纪30年代的山东,高密。
七月初九这天,是九儿出嫁的日子。
“盖头不能掀,盖头一掀必生事端。”喜娘唱念着。
刚上轿子,九儿一把拽下盖头,露出一张俊秀却木然的脸。
半路上,九儿用脚踢开轿帘一角,望见轿把子精壮的后背,脸上波澜微起。
“谁家的闺女呀,可惜了,当爹妈的心太很,见钱眼开啊,毁了!”轿夫一唱一和着。
九儿要嫁的是十八里坡酿酒作坊的掌柜——李大头,远近闻名的富户,钱财不少,年龄也不小,五十多岁了,要命的是还患有麻风病。李大头看上了19岁的九儿,用一头骡子求娶。
九儿的爹在女儿和一头骡子之间,选了骡子。
轿夫挑逗新娘子无果,便使出“颠轿”的绝活,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的魔性步伐,直颠得轿子里传来嘤嘤的哭声,才作罢。
灰白的天,苍黄的地,土气在轿夫的脚底升起,腾腾袅袅,随风聚了又散,就像一幅活素描,影影绰绰间,一顶红艳艳的花轿。轿外的世界,连土都是活的,轿内人的心却死了一半。
一行人,乘烟驾土,一片茫茫中,赶奔青杀口。
青杀口,除了一条小道,全给百十亩野高梁占了去。传说,这里还闹鬼。一行人也静了下来,轻手轻脚,快速前进。鬼没遇着,倒跑出个劫道的。
劫道的劫完财,还要劫色。九儿两回头,两瞅轿把子。美人回眸,丈夫热血,于是,劫道的被轿把式带头弄死,丢了性命。
九儿回到轿中,脚尖却露在了外面,被轿把式的一只大手轻握,送回,阳光扑洒在轿子上,红澄澄、暖烘烘。
三天回门,九儿骑着毛驴,再次路过青杀口,又遇见了“强盗”,被劫了心、劫了身,劫人的正是轿把子——余占鳌。
1988年2月,《红高粱》荣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同时送到柏林的,还有黄健中导演的《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前者是一个个为了痛快活着拼命的人,后者是一个死了的人,对看似活着的人的拷问。
《红高粱》之所以有如此生命力,是因为作者和导演,都是在土地上摸爬滚打过的人,更懂彼此,更懂那片土地。
原著作者莫言是在土地上摸爬滚打过的人,参加过十几年的农业劳动。外形普通,内心却情感细腻、热烈奔放、想象瑰奇,他用土地滋养过的想象力,写出了大地上的传奇,也写就了个人的史诗。
能把《红高粱》拍得尽得精髓、热血沸腾、酣畅淋漓的,也只有张艺谋。与莫言不同,张艺谋出生大城市西安,但一段上山下乡的经历,连接了他与土地。
苍茫茫,黄土地的悲壮;绿油油,青纱帐的蓬勃生机;红彤彤,燃烧的高梁和生命!还有融合了河南、山东民歌、小调,陕西信天游的《妹妹你大胆往前走》、《酒神曲》,唱出了人物的精、气、神,唱出了民族的魂!
摄影科班出身的张导,在《红高粱》中对色彩的把控力,好过用色牵强与作的《英雄》,自然而有渲染力,恰如其分的传达了人物情感。
回到电影,九儿在父亲的逼迫下回到李家,先后遇到了夫婿被杀、酒坊瘫痪、情夫闹事、被大土匪绑票等糟心事,在罗汉和伙计的帮助下,总算有惊无险,一一摆平。
可是,更大的灾难来了,不是九儿个人的,而是全村人、全国人的灾难——日本人来了!
日本人抓丁、抢牲口修路。如有反抗,便严惩不贷,所谓的严惩,便是剥皮示众。
被剥皮的是九儿酒坊的罗汉大哥,小说里惨叫不绝、骂声不绝、形如肉虫的惨状,影片只留有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号。
罗汉于九儿有恩有情,九儿馈之于义,誓为罗汉报仇。《酒神曲》唱起,不再洒脱不羁,而是悲壮沉郁。
余占鳌带领酒坊伙计,埋下地雷,九儿和伙计媳妇儿前来送饭,恰在这时,日寇来了!
枪声响了,鲜血染衣,酒坛碎裂,鲜红的高粱酒淌满地,鼓乐唢呐响起,男人们捧着燃烧的十八里红酒坛子,冲出高粱地。
红红的血、红红的酒、红红的高梁、红红的火,红红的天与地!
“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啊,往前走,莫回头!”粗犷的声音还在脑海回荡,一个穿着嫁衣,骑着毛驴的姑娘,永远在路上。
路的两旁,是一片随风狂摆、黑黑绿绿的红高粱,一片热血喷洒、尽情燃烧的红高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