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说:“这是天生一个奇女子，天生一个伟丈夫，加上一块高粱地的故事。”
20世纪30年代的山东，高密。
七月初九这天，是九儿出嫁的日子。
“盖头不能掀，盖头一掀必生事端。”喜娘唱念着。
刚上轿子，九儿一把拽下盖头，露出一张俊秀却木然的脸。
半路上，九儿用脚踢开轿帘一角，望见轿把子精壮的后背，脸上波澜微起。
“谁家的闺女呀，可惜了，当爹妈的心太很，见钱眼开啊，毁了！”轿夫一唱一和着。
九儿要嫁的是十八里坡酿酒作坊的掌柜——李大头，远近闻名的富户，钱财不少，年龄也不小，五十多岁了，要命的是还患有麻风病。李大头看上了19岁的九儿，用一头骡子求娶。
九儿的爹在女儿和一头骡子之间，选了骡子。
轿夫挑逗新娘子无果，便使出“颠轿”的绝活，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的魔性步伐，直颠得轿子里传来嘤嘤的哭声，才作罢。
灰白的天，苍黄的地，土气在轿夫的脚底升起，腾腾袅袅，随风聚了又散，就像一幅活素描，影影绰绰间，一顶红艳艳的花轿。轿外的世界，连土都是活的，轿内人的心却死了一半。
一行人，乘烟驾土，一片茫茫中，赶奔青杀口。
青杀口，除了一条小道，全给百十亩野高梁占了去。传说，这里还闹鬼。一行人也静了下来，轻手轻脚，快速前进。鬼没遇着，倒跑出个劫道的。
劫道的劫完财，还要劫色。九儿两回头，两瞅轿把子。美人回眸，丈夫热血，于是，劫道的被轿把式带头弄死，丢了性命。
九儿回到轿中，脚尖却露在了外面，被轿把式的一只大手轻握，送回，阳光扑洒在轿子上，红澄澄、暖烘烘。
三天回门，九儿骑着毛驴，再次路过青杀口，又遇见了“强盗”，被劫了心、劫了身，劫人的正是轿把子——余占鳌。
1988年2月，《红高粱》荣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同时送到柏林的，还有黄健中导演的《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前者是一个个为了痛快活着拼命的人，后者是一个死了的人，对看似活着的人的拷问。
《红高粱》之所以有如此生命力，是因为作者和导演，都是在土地上摸爬滚打过的人，更懂彼此，更懂那片土地。
原著作者莫言是在土地上摸爬滚打过的人，参加过十几年的农业劳动。外形普通，内心却情感细腻、热烈奔放、想象瑰奇，他用土地滋养过的想象力，写出了大地上的传奇，也写就了个人的史诗。
能把《红高粱》拍得尽得精髓、热血沸腾、酣畅淋漓的，也只有张艺谋。与莫言不同，张艺谋出生大城市西安，但一段上山下乡的经历，连接了他与土地。
苍茫茫，黄土地的悲壮；绿油油，青纱帐的蓬勃生机；红彤彤，燃烧的高梁和生命！还有融合了河南、山东民歌、小调，陕西信天游的《妹妹你大胆往前走》、《酒神曲》，唱出了人物的精、气、神，唱出了民族的魂！
摄影科班出身的张导，在《红高粱》中对色彩的把控力，好过用色牵强与作的《英雄》，自然而有渲染力，恰如其分的传达了人物情感。
回到电影，九儿在父亲的逼迫下回到李家，先后遇到了夫婿被杀、酒坊瘫痪、情夫闹事、被大土匪绑票等糟心事，在罗汉和伙计的帮助下，总算有惊无险，一一摆平。
可是，更大的灾难来了，不是九儿个人的，而是全村人、全国人的灾难——日本人来了！
日本人抓丁、抢牲口修路。如有反抗，便严惩不贷，所谓的严惩，便是剥皮示众。
被剥皮的是九儿酒坊的罗汉大哥，小说里惨叫不绝、骂声不绝、形如肉虫的惨状，影片只留有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号。
罗汉于九儿有恩有情，九儿馈之于义，誓为罗汉报仇。《酒神曲》唱起，不再洒脱不羁，而是悲壮沉郁。
余占鳌带领酒坊伙计，埋下地雷，九儿和伙计媳妇儿前来送饭，恰在这时，日寇来了！
枪声响了，鲜血染衣，酒坛碎裂，鲜红的高粱酒淌满地，鼓乐唢呐响起，男人们捧着燃烧的十八里红酒坛子，冲出高粱地。
红红的血、红红的酒、红红的高梁、红红的火，红红的天与地！
“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啊，往前走，莫回头！”粗犷的声音还在脑海回荡，一个穿着嫁衣，骑着毛驴的姑娘，永远在路上。
路的两旁，是一片随风狂摆、黑黑绿绿的红高粱，一片热血喷洒、尽情燃烧的红高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