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3师“刘老庄连”之所以能够创造奇迹，以82人硬刚上千名日伪军整整八个小时，除了战士们勇敢无畏之外，还因为有个坚强的指挥核心：出身八路军115师的连长白思才，16岁参加红军的江西老表，军政素质都非常过硬。而正是军事主官的出类拔萃，才使这个地方部队升格的连队，在短时间内就具备了强悍的战斗力。
（连长白思才剧照）
在整个刘老庄的战斗中，从战斗决心、战斗部署再到战斗指挥，都是以白思才为核心进行的，而指导员李云鹏更多承担了战斗期间的思想动员工作，在战斗中则完全服从白思才的指挥，因为在战场上一支部队只能有一个核心：“军旅之事，以一而成，以二三为败”。全连苦战至1943年3月18日黄昏，已经身负重伤的白思才，率领李云鹏以下20多人向敌人发起白刃冲锋，最终全部壮烈牺牲。
许多军事爱好者错误解读了“军政双主官制度”的内涵，认为连长、指导员的关系跟团以上的主官、政委一样，就好像《亮剑》剧中李云龙和赵刚那般：“团长管军事，政委管生活”，其实是不准确的。确实，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始自红军时期，并且是不分领域的决定权，这一规定在抗战时期的1942年得到纠正，即作战中必须由军事主官下决心，当然也包括与军事相关的训练、行军等等，而政委主要负责政治工作，双方分工明确。
（指导员李志鹏剧照）
但那是团以上单位的情况，就营连级部队来说，他们属于彻底的基层作战单位，与团部、旅部和师部等有明显的不同，并没有整套的军政班子，而须以精干灵活的编制承担一线作战任务。因此无论是营教导员和连指导员的地位，事实上都被弱化了，与各级政委的权力并不能相提并论，在战争期间，这一现象尤为突出。
道理很简单，部队毕竟是以“能打仗、打胜仗”为第一要务的，因此连队的绝大部分工作也都围绕着备战和战斗进行，连长的分量自然更重些。战争年代，又有哪一项工作能够完全与作战分开？所以指导员除了在连长有思想动摇、怯战甚至叛变的情况下，才会行使政治指导员的最后权力，而在大部分时间和大多数情况下，几乎就是连长的助手，连队的二号人物。
即便与连长在重大问题上产生不同意见时，按规定指导员也无权立即解除连长的指挥权，而必须上报上级单位，在戎马倥偬之中，请示和回复都未必及时，因此连长仍然是一号人物。其实蒋军嫡系部队也是有“连队指导员”这一职务的，比如张灵甫的整编第74师就存在着，这个角色负责毒化官兵思想，监视全连是否有“异动”等等，当然也从属于“连座”而存在，所以还应注意，指导员职位与“政委”不同，并非我军专有。
上个世纪90年代，笔者所在的公司借用某干休所的院子搞设备，刚好这边也驻着一个建制不全的连队（连部带一个排），如今非常怀念和指战员们在一起相处的日子，特别享受每天早上还没起床、19岁的连部通讯员就把粥和馒头送到床头的的感觉。隔三岔五，连长、指导员、司务长我们四个夜里就出去喝点，煞是愜意。
言谈举止间，很容易发现上尉连长才是真正的“话事人”，点什么菜、喝什么酒、啥时出发啥时撤退，都是连长拍板，那个中尉指导员笑呵呵的基本听招呼，所以得见，在和平年代其实也应该是连长的职权更大些，相信当过兵的朋友都应该有准确的认知。
所以这还引申出另外一个问题，即连长的军龄和党龄普遍高于指导员，无形中也造成连长的话语权高于指导员。比如开篇介绍的刘老庄连连长白思才，那可是参加过平型关战役的老红军，是林彪的兵，早在30年代初就当了红军。而指导员李志鹏是抗战爆发后参军的青年学生，虽然曾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过，但军中资历明显不如白思才。
（刘老庄八十二烈士剧照）
在版布的《政治工作条例》之第44条明文规定：“政治指导员和连长同为全连人员的首长，共同负责全连的工作。政治指导员对全连的政治工作负主要责任”。而在职责中又具体规定：协同连长组织指挥战斗，做好战斗动员、宣传鼓动、健全组织、巩固部队、瓦解敌军和执行宽待俘虏政策的工作。
可以发现，指导员负责的工作范畴，基本是连队的辅助性工作，尤以政治思想工作为主，在军事上更是连长的助手。而连长则要负责连队的全面工作，其实政治工作和包括战场上临时任命干部，也有相当的决定权，如此评估下来，连长的职权范围必然大于指导员，这是显而易见的。
（指导员杀鬼子也不含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