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李大钊被捕，第一个走向绞刑台，为了使李大钊屈服，敌人两次在他快断气时放他下来，可奄奄一息的李大钊却主动爬向绞刑架，嘴里高呼“为主义而战斗！”
李大钊牺牲的第二天后，妻子赵纫兰才得知消息，一向坚强的她，当场哭晕过去，“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加剧，以致卧床不走。”
4月6日，李大钊被捕的时候，赵纫兰和孩子也一起被带走。
在牢里，李大钊极力保护妻子，对敌人说：“我妻子只是个没文化的乡下人，她对我做的事情毫不知情。”
李大钊被绞杀的当天，赵纫兰和孩子被释放了。他们回到家，眼巴巴地等着李大钊归家。可惜，他们没有等到。
从4月6日被捕，到4月28日被绞杀，这22天时间，李大钊被严刑拷打，受尽折磨，可敌人仍旧无法从他口中得知任何消息。
被绞杀的时候，敌人两次在他快断气的时候放他下来，试图以活命来诱惑他，可李大钊一心“求死”，主动爬向绞刑架。
奄奄一息之时，他仍一身正气地说：“我是崇信共产主义，知有主义不知有家，为主义而死分也，何函为？”
说完，李大钊将头伸进了绞环，带着共产主义的信仰，高呼“为主义而牺牲”，慷慨就义，年仅38岁。
在他看来，党的理想高于生命，宁愿粉身碎骨，也不愿苟且偷生。
李大钊牺牲后，留下了孤苦伶仃的妻儿，家中一片萧条。
就连日本主办的报纸都发文说“李大钊平昔不事储蓄，身后极为萧条，李宅室中空无家俱，即有亦甚破烂”。
作为北大的教授，李大钊每个月的薪水有120银元，可他牺牲后留给妻儿的仅有一个银元，孩子们穿的都是旧布衣，一家人过着俭朴的生活。
李大钊的一生虽短暂，但它是惊涛骇浪、波澜壮阔的一生，他把精力和大部分的钱都花在了他追寻的理想上。
在李大钊为了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奋斗时，有一个人始终紧紧跟随其左右，她就是赵纫兰。
赵纫兰比李大钊大6岁，她既是妻子，也是姐姐，甚至像一个母亲。
虽然她文化不多，但从她嫁给李大钊的那天起，就无条件地支持丈夫的事业。
李大钊家中仅有薄田十几亩，婚后的李大钊要继续求学，赵纫兰不惜将家中良田卖掉，为李大钊筹集到了学费。
从1907年到19，李大钊忙于学习，无暇顾及家中事务，是赵纫兰不辞辛苦，以单薄的肩膀扛下了家庭的重担。
李大钊从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毕业后，想去日本留学，当赵纫兰得知丈夫的想法后，没有过多的吃惊，只是问“需要筹集多少钱？”
李大钊在日本留学的3年，赵纫兰既要抚养4个孩子，又要赚钱供李大钊读书，个中的辛苦，她从不对李大钊抱怨。
赵纫兰打心底认定，丈夫所做的事是了不起的，是关乎国家未来的大事。
由于过度劳累辛苦，赵纫兰看起来苍老不少。
留学归来的李大钊和赵纫兰站一起总是显得很不般配：一个是吃过洋墨水的大学教授，一个是没文化的农村妇女。
可李大钊从未嫌弃过妻子，他并没有走上留学归来便嫌弃糟糠之妻的老套路，反而对妻子愈加爱护。
当妻子在客人面前不自信时，李大钊会亲自帮她换好衣裳，牵着她的手，郑重地向客人介绍。
相濡以沫，患难与共，苟富贵不相忘，李大钊和赵纫兰是民国时代恩爱夫妻的楷模。
虽然赵纫兰对李大钊追寻的理想懂得不多，但她受李大钊影响，思想觉悟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常常充当丈夫的大后方。
当李大钊在家里和同志们谈事情时，赵纫兰就在门口站岗放哨，有时还帮忙忙传递情报。
她是李大钊最忠实的支持者，曾说：“你是为劳苦大众而生，我是为你而生。”
李大钊牺牲后，赵纫兰身体越来越虚弱，靠着一口气撑着，硬是把4个孩子都送入了学堂。
李大钊尚未入土为安，她一直顽强地活着。
1933年，已经病得奄奄一息的赵纫兰自感时日无多，她拖着病体来到北平，找到周作人、蒋梦麟，请求北大出面帮忙安葬。
可万安公墓因为怕惹祸上身，拒绝李大钊入葬，最后是蒋梦麟以北大校长身份出面做担保，才得以办妥。
出殡当天，群众自发形成送殡队伍，唱起了《国际歌》，群众越聚越多，道路一度堵塞。
送葬队伍遭到了军警的武装打压，群众们奋起反抗，流血受伤也在所不惜。
李大钊安葬35天后，赵纫兰溘然长逝，她留下的唯一遗愿：要葬在大钊墓旁。
如今，在北京香山的万安公墓，赵纫兰和李大钊相伴长眠。
李大钊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他一生都在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奋斗，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他完美地诠释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在中国历史上，总有一些人以天下为己任，把国家命运看得比个人生死还要重要，他们以赤诚而坚定的信念感召着国人，唤醒国人，为了中华崛起而抛头颅洒热血。
只要对国家有利的事，他们都义无反顾，就算牺牲也心甘情愿。
让我们铭记革命先驱，同时也不要忘了一直紧紧跟随其左右的赵纫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