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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头捉刀人
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世说新语·容止》
在我们印象中，叱咤疆场的英雄应该魁梧威猛，实际上许多使敌人胆寒的将军身材矮小，如三国时期逐鹿中原的曹操，十九世纪统率法国横扫欧洲的拿破仑，还有解放战争中南征北战的林彪。
这篇收入《世说新语·容止》的小品，主要表现曹操的容貌和举止——“形陋”却可爱，矮小但可怕。
先交代一下小品文中的人物和背景。曹操在建安二十一年进爵魏王，去世后谥号为“武王”，曹丕称帝后追尊“魏武帝”。匈奴是历史上居住在西伯利亚一带的古老民族，他们衣着打扮的显著特征是“披发左衽”，也就是披头散发，衣襟左开。古时华夏是束发右衽，孔子把“披发左衽”视为野蛮的标志。东汉以后南匈奴投降汉朝，北匈奴西迁后消失在我国古籍中。崔季珪即东汉末名士崔琰，他起初被袁绍征召佐命袁氏，袁绍被打败后效力曹操，历任别驾从事、中尉、尚书等职。
魏武帝将要接见匈奴使者，他觉得自己形象丑陋，不足以威镇远方异族人，便让崔季珪做自己的替身，代替他出面接见使者，自己亲自握刀侍立坐榻旁边。接见结束后，指使秘探询问使者对魏王的印象：“您觉得我们魏王怎么样？”匈奴使者回答道：“魏王俊美高雅的仪表非同寻常，然而坐榻边那位握刀人，才是真正的英雄豪杰。”魏武帝一听到对自己的评价，马上派人追杀了那个使者。
就像特别欣赏皇皇大赋一样，汉人也以高大魁伟的男性为美，常以“峻”“伟”来形容男性，如《后汉书·何熙传》说：“身长八尺五寸，善为威容，赞拜殿中，音动左右，和帝伟之。”西汉丞相王商“身长八尺余，身体鸿大”，为人少言语而有威严，接见单于时对方“仰视商貌”，十分畏惧不断后退，汉成帝听说后感叹道：“此真汉相矣！”曹操无疑熟悉王商见单于的故事，史书载魏王身材矮小，所以他“自以形陋”。《三国志》本传说崔琰“声姿高畅，眉目疏朗，须长四尺，甚有威重”，不仅“朝士瞻望”，连魏王也心生敬畏。这样，他使崔季珪代自己接见匈奴就很自然了。
反衬是这篇文章最突出的手法。不管崔琰怎么“眉目疏朗”，他在这篇文章中也只是用来衬托曹操的道具。曹操“自以形陋”找他做替身，可在使者看来，崔琰外貌虽然“雅望非常”，但他不过徒有其表，“床头”那个其貌不扬的“捉刀人”，才是算得上真正的“英雄”。这倒应验了《魏氏春秋》对曹操的描述：“武王姿貌短小，而神明英发。”“自以形陋”的曹操成了使者眼中的“英雄”，一方面说明使者不以貌取人，具有非凡的洞察力，另一方面表明魏晋人对人物的审美，逐渐从形的俊伟过渡到神的卓越。
《三国志》本传称赞曹操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这篇小品文使我们“目睹”了他的“非常”之处。以魏王之尊居然捉刀床头，自愿做自己臣子的侍卫，大概只有他这种性格的丞相，才会想出这样的鬼点子，也只有他这种不循常理的人，才会去干这种违背常理的事。矮小的曹操捉刀床头，站在伟岸威严的崔琰旁边，那场面该是多么滑稽，此时的曹操又该多么可爱！
这篇文章也让我们见识了曹操的机警冷酷。假如曹操不是“神明英发”，谁能一眼便会认定他是“英雄”？假如使者没有敏锐独到的眼光，又怎么会发现短小的捉刀人是“英雄”？可见，曹操和使者都是“非常之人”。一个忌刻多疑的曹操，绝不会放过另一个“非常之人”，更何况他是强敌的使者。历史上许多使者丧命是由于愚蠢，这位匈奴使者丧命却是由于精明，估计他至今仍然死不瞑目。不过，要是知道做曹操替身的崔琰，不久也成了曹操的刀下鬼，使者的心情也许会好受得多。
刘知幾从历史和情理等方面，论析了文中的情节全属虚构。其他史家也认为“此事近于儿戏”，一看就知道是小说家言。
尽管如此，文中故事即使不符合历史真实，也十分符合曹操性格的真实。它本来就是一篇写人的小品，谁叫你把它作为历史来读呢？
关羽投降曹操前是什么官职？“时为别部司马，行太守事”！“别部司马”是体制外的职称，不属于武官的正式编制，它是对有军功之人的临时安置，有“侯缺补升”之意。说得好听点，这叫“明日之星”。说的难听点，这叫“狗屁不是”。关羽投降时，他的官位狗屁不是，影响力也一文不值。如果不是后来蜀汉得成大业的成就，关羽的这次投降很可能就直接被历史忽视了，连进入三国志本传的机会都没有。
中国的里有长里短里之分 (1)
中国的里有长里短里之分 (1)
中国古代里单位之史料批判
━━━以“短里”为中心 (1)
[日] 古田武彦
原载《古代史纠错》（《古代史のゆがみを正す》新泉社）
小序
为了正确地理解中国古籍，需要澄清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即“短里”的概念；而这一点却常为日中两国的学术界所忽视。
“短里”即指一里等于７６～７７米的里单位。“短里”为中国周代采用作正式里单位。秦始皇废弃了“短里”而代之以“长里”。“长里”即指一里约等于４３５米的里单位。汉代继承了秦的“长里”，而魏又废弃了“长里”，恢复了周的“短里”。晋（西晋）袭用了“短里”━━此即周、魏、西晋朝的“短里”。
然而，东晋再废“短里”，复用秦汉的“长里”。自此以后，直至现代的中国（其间虽有若干变动），均与东晋无大异（现在的一里为５００米）。
一
然而，这个所谓的“定说”存在着重大的疏忽之处∶《三国志》采用的里单位与秦汉的里单位是否一致？
非常明显，《三国志》采用的里单位不同于秦汉时代。它是只相当于秦汉时代里单位五六分之一的“短里”。
我们只能得出以上的结论。我对《三国志》全书检证的结果也支持着这一结论。
(一)据《三国志》记载，武帝（曹操）在建安十一年（２０６年）至翌年，与辽西的单于（乌丸）蹋顿有过战斗，具体战绩载于《武帝纪》和《乌丸传》。
（１）建安十一年“潜军诡道，未至百余里”。（《乌丸传》）
（２）建安十二年“堑山堙谷，五百余里”。（《武帝纪》）
二
以下以本传（帝纪、列传）的记述为例。
（一）《吴志·周瑜传》中有“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的记述，而《史记·项羽本纪》却作“江东虽小，地方千里”，这是一个有名的句例。《三国志》的读者（三世纪）把《三国志》与他们熟知的《史记》加以对比的话，就会知道《三国志》采用的里单位与《史记》采用的汉代里单位（一里约为４３５米）不同，前者仅为后者的数分之一。
（二）《魏志·张辽传》中把天柱山描述为“高峻二十余里”。此山实高１８６０米。因此可以判明这里用的不是“长里”（一里约为４３５米），而是“短里”（一里约为７６～７７米）。
（九）《吴志·钟离牧传》有“垂二千里”的记载，这指的是自武陵（郡治在今湖南省常德）至五溪的里程。这儿也应当理解为“短里”，不能理解为“长里”。
（十）《吴志·周瑜传》裴注引用了《江表传》，描写赤壁之战的过程∶“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吴国的黄盖率轻利舰十舫到了扬子江江心，兵士们口里叫着“投降”，在离北军二里余之处同时发火。赤壁附近的江面宽度才四五百米，因此说是“短里”才是妥当的，说是“长里”则无论如何也不妥当。《江表传》是西晋虞溥的著作，我们可以判明它和《三国志》一样，采用的都是“短里”。
三
下面对周朝的“短里”记述进行论证。
（十一）形容名马有“一日千里”的套话（《穆天子传》、《战国策》等），如果把这句话的里单位理解作“短里”，这一句就是平实的表现，理解作“长里”就成了想象的夸张的描写了。然而“（造父）一日千里以救乱”（《史记·秦本纪》），在对现实的战斗行动的叙述中也有这样的句子，就不能说“一日千里”是一种想象的表现（《穆天子传》同此）。这些都表明周朝的里单位是“短里”。
（十二）《周髀算经》是周代的天文算术书（汉末注释），其中的里单位为“短里”（７６～７７米）。
（十三）《史记·五帝本纪》作“（禹）方五千里，至于荒服”，与此相对照的是，同书《秦始皇本记》作“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项羽本纪》作“古之帝者，地方千里”，里单位有着明显的差异。前者（周代）是“短里”，后二者（秦代）是“长里”，仍然是五对一的比率。
由此，可以知道周朝已先于其后的魏、西晋使用了同一的“短里”。
公元2，魏文帝曹丕毫不留情地赐死他曾经宠爱的甄夫人，不久，他又宣布册封郭女王为皇后。此举令朝臣们大跌眼镜，纷纷站出来反对：郭女王是婢女出身，如何统领六官，母仪天下？
魏文帝为何执意立一个婢女出身的妃嫔为皇后呢？这要从郭女王的身世讲起。
郭女王原本出身于一个幸福的家庭，父亲郭永任南郡太守，家有兄弟姐妹五人。郭女王家中排行老三，从小聪明伶俐，说话做事很有霸气，其父感叹说：“此乃吾中女王也”，因此有了郭女王的称号。
恰逢天下大乱，郭女王的父母兄弟不幸遇难，从此家道衰落，孤苦伶仃的少女郭女王沦落为铜鞮侯家做了婢女。
后来，铜鞮侯又将郭女王送入宫中，做了曹丕的宫女。初入曹府，郭女王面临的竞争非常激烈，曹丕的正夫人甄宓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她想取而代之，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郭女王虽然在婢女出身，美貌上也并不占优势，但她有一个别人没有的长处，那就是足智多谋。那时，正值曹丕与曹植争夺太子的关键时刻，郭女王时不时给曹丕出一个点子，助其在储位之争中占得先机，最终如愿以偿成为储位继承人。
成功来之不易，曹丕出于感激，从此对郭女王刮目相看，并将其从宫女提升为夫人，在后宫几乎与甄宓平起平坐。随后几年，曹丕逐渐移情别恋，将全部的爱倾注到郭女王身上。
一向倍受宠爱的甄夫人有些心态失衡，失望之余，她写了一篇《塘上行》，以抒发了对丈夫的思念之情，同时，也对丈夫移情别恋充满一丝怨恨。对于一个失爱的女人来说，这也是人之常情。
此诗无意中传到了曹丕的耳中，他只从中看到了怨恨，而没有看到爱意，顿时怒火中烧。而郭女王趁机添盐加醋，说甄夫人心怀怨恨，对陛下有大不敬之罪。
盛怒之下，曹丕下令赐死甄夫人。甄夫人死得不仅冤，而且十分凄惨，落葬时，披头散发，以发掩面，口里塞满米糠，说是不许她在阴间诉冤。
甄夫人去世后不久，郭女王从此在后宫中没有对手，得到了曹丕全部的爱。公元220，曹丕打算立郭女王为皇后，此举却遭到大臣们的集体反对，便有了前文开头的一幕。
得知群臣反对，郭女王心中大悲，但众怒难犯，她也不敢逆势上位，于是，她向曹丕写了一份谢表，表明自己不愿当皇后。
郭女王这一招以退为进的策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曹丕读完谢表后，郭女王在他心目中的形象顿时高大起来。于是，曹丕不顾群臣反对，当即下旨，执意立郭女王为皇后。
成为皇后的郭女王不但没有恃宠而骄，反而头脑更加清醒，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堪称古代皇后中的楷模。
魏文帝东征时，郭女王留守许昌，时天降大雨，许多房屋宫殿被大水冲坏，皇后所居的永始宫也有快成危房。有司奏请郭皇后移居他处，郭女王认为此举铺张浪费，坚决拒绝。
随着郭女王地位的上升，她的家族都跟着沾了光，堂兄郭表被封为安阳亭侯。对此，她十分忧虑，经常告诫族兄们注意言行，切不可骄奢淫逸。
有一回，郭表想要纳妾，郭女王知道后出面阻止，她告诫说，如今战乱连年，妇女本来就少，应该将这些女子配给前方流血征战的将士们做老婆，你们就不要跟他们争抢了。
曹丕驾崩后，太子曹睿即位，是为魏明帝。魏明帝曹睿是甄妃所生，甄妃去世后，曹睿一直由郭女王抚养。郭女王视曹睿为己出，对他十分疼爱，母子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随着曹壑一天天长大，他开始关注起生母甄夫人的生前的事情。因此，他经常问郭女王，他的母亲是如何死去的，每次郭女王以种种理由搪塞。
终于有一回，郭女王被问烦了，回答说：“你的母亲是被先帝逼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你要向你的父皇问罪，还要为了亲生母亲而杀死后母吗？”
曹睿闻言大怒，但苦于没有真凭实据，也不能拿郭太后怎么样。正当曹睿苦恼不已之时，宫中一个姓李的妃子告诉了曹睿一个惊人的真相：甄夫人的确死于郭女王的背后的闲话。
得知真相后，曹睿反而有些不淡定了，他不敢接受这样过于残忍的现实：一个是生下自己的亲生母亲，一个是抚养自己长大成人的后母，该怎么办呢，难道真的要赐死后母而为生母报仇？
正当曹睿犹豫不决时，忽然传来一个消息，郭太后自杀了。
或许，在郭女王看来，甄夫人之死，自己真的脱不了干系。毕竟，甄夫人之死，她才是最大的受益者。
郭女王看到自己最疼爱的养子，也是当今的天子，深陷巨大的痛苦之中，她唯有一死，才能让皇上解脱，也能让自己解脱。
曹睿余怒未消，在郭女王下葬时，同样让她披头散发，以发盖面，嘴巴里塞满了米糠。他希望以郭女王的死，来告慰生母甄夫人的在天之灵。
但是对外，曹睿却表现得像个孝子，他颁下哀诏，厚葬郭太后，并加封郭氏族人。
参考资料：《三国志·郭皇后传》
诗词典故360（上）之 256背碑覆局
【出处】《三国志．王粲传》：“粲与人共行，读道边碑，人问曰：‘卿能暗诵乎？’曰：‘能。’因使背而诵之，不失一字。”又：“〔王粲〕观人围棋，局坏，粲为覆之。棋者不信，以帕盖局，使更以他局为之。用相比较，不失一道。”
【释义】谓看过碑文即能背诵，打乱的棋局能恢复其原状。后因以“背碑覆局”形容人记忆力强，极为聪慧。
【相关诗典】覆局、覆棋
【相关诗词】◎北周 庾信《奉和永丰殿下言志》：“覆局能悬记，看碑解暗疏。” ◎唐·韩琬《御史台记·高智周》：“智周聪慧，举朝无比，日诵数万言，能～。” ◎张嘉贞《奉和圣制送张说巡边》诗：“阃外传三略，云中冀一平。”
今早起来，发现南阳歪理之声@南阳方正之声 对我昨日所发《中州杂俎》的问题大为恼火，称什么某地县志说诸葛亮在其生活过，《 中州杂俎》取材于这些县志，所以可信度很高。
对此我单拿出一个来说
明嘉靖《裕州志·舆地·古迹志》记载：“诸葛庵在石峡口东，世传诸葛孔明始结庵于此，后庵为火毁，遂居南阳。今人仍建茅庵庙，有小石记。”清乾隆《裕州志》卷一古迹志亦载：“顺阳石峡州东九十里，世传孔明先生于此结庐，后乃徙南阳卧龙岗，今石峡口有小草庵，唐时石记犹存。”朝晚期这里仍有茅庵寺，村北为大寺院；民国早期仍存四间房子，墙上有壁画，屋内供奉着文殊菩萨和诸葛亮；因二者一起受人供奉，村人呼为“茅庵寺”。每年农历九月初九诸葛亮祭日，村人都要唱大戏，焚香祈祷，人山人海，非常热闹。民国31年《方城县志·舆地·古迹志》载：“茅庵寺在小史店西南十二里，相传为诸葛武候初结茅庐处。
清一色“相传”“世传”，与宛城八里岗之所谓躬耕地如出一辙“相传”。除此之外，无甚史料佐证，其他给诸葛亮作传的史家也没有引用过这些地方县志之所谓“记载”。
另外，翻了下@南阳方正之声 的以往文章，发现在以往某一文章中，方正先生承认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南阳”为“南阳郡”。对此于宛城说另一“郡县互指”理论派矛盾，给了他们一巴掌[狗头]#头条# #南阳头条# ，如白给会长，某奔牛同志。
另外@南阳方正之声 ，既然你县志当个宝，那么你南阳先祖写的州志，县志，还请您仔细拜读。
明嘉靖《邓州志》是明朝嘉靖年间邓州知州潘庭楠主持编撰的。该志书第二卷“郡纪”中明确提到“十二年， 备三顾诸葛孔明于隆中。本传徐庶见备于新野，备器之。庶荐诸葛孔明家于南阳之邓县号曰隆中。”
清乾隆十九年编修的《新野县志》是新野县仅存的旧志中最完整的一部。
该志书卷七“古迹”中说“建安十二年……是年（刘备）三顾诸葛亮于隆中。”又说“诸葛亮字孔明，本琅琊人，寓居襄阳隆中….”
清光绪新修《南阳县志》在介绍卧龙岗诸葛忠武侯祠时说：“按南阳有诸葛忠武侯庐始见唐宋人集，至元明皆有敕赐庙学、祭品、碑而名益着，或谓侯实家襄阳，南阳之祠非是。考三国志亮随其叔父依荆州牧刘表，是时表军襄阳，亮宅在襄阳为信。水经注谓沔水经亮旧宅是也。”
又说：“然汉荆州八郡南阳居首襄阳四为邓县实隶南阳，故侯自表谓‘躬耕南阳’。汉晋春秋亦谓亮家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以此推之，南阳祀侯固宜历代，迄今筑居以像之，与隆中并称，于以见侯德感人之深，而民之好之，攸同前有所因举，莫敢废况。南阳于侯其名称自昔为着，尤非他邑比哉！今考原本旧志列入流寓而附考于此。”
公元237年，魏明帝召后宫才人以上妃嫔参加饮宴游乐，唯独没有喊上毛皇后。第二天，毛皇后遇见明帝，上前请安道：“皇上昨天玩得高兴吗？”明帝勃然大怒道：“谁告诉你的？来人，拉出去赐死！”
毛皇后到底做了什么，魏明帝竟如此绝情，将其赐死？说来说去，主要是魏明帝喜新厌旧，而毛皇后失宠后心态失衡所致。
当初，毛皇后和曹睿曾有一段幸福的日子呢。
毛氏原本是一个车工的女儿，出身低微，因为天生丽质，被送入魏国东宫成为一名宫女。曹睿被毛氏的美貌所吸引，整天与她形影不离。
曹丕驾崩后，曹睿即位为帝，当即立毛氏为贵妃。毛氏既然如此受宠，为何不是一步到位立为皇后呢？原来，在毛氏入宫前，曹睿已经有一位正夫人，她就是虞氏。
按照正常逻辑，虞氏作为正夫人，是入主后宫的不二人选。可是她却将快要到手的皇后之位给弄丢了，到底是咋回事呢？
说来说去，还是女人的嫉妒心在作怪。毛氏受宠，虞氏心生怨恨，言语中多有冒犯，有时还在背后搞点小动作陷害毛氏。
虞氏此举让她得到了暂时的痛快，却让曹睿对她越来越远离，以至于在宣布皇后人选时，毛氏成为获胜的一方，顺利入主后宫。
虞氏并没有从这次失败中吸取教训，反而更加悲愤，整天怨声叹气。曹睿的奶奶、太皇太后卞氏见虞氏的处境艰难，便出面安慰这个孙媳妇，希望她重新振作起来。
哪知，虞氏不识好人心，竟然把一肚子火气撒在卞奶奶身上，还恶毒地说：“你们曹家就喜欢立卑贱的女人为皇后，从来不以德取人。皇后统领后宫，皇帝执掌天下，相辅相成。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必然也不会有好的结局，这是亡国之兆啊。”
此话一出，卞奶奶的脸当场就绿了，因为她自己就是歌女出身，而魏文帝曹丕的皇后郭女王还曾当过富户人家婢女，出身更加不堪。虞氏的话尽管是事实，却重重地打了卞奶奶的脸。
卞奶奶何曾受过这样的羞辱，当即拂袖而去，还将虞氏的话原原本本对孙子曹睿说了一遍。曹睿听后，勃然大怒，立即将虞氏打入冷宫，发誓永不相见。
既然虞氏说毛皇后出身低微？那很好办，曹睿当即下旨，封毛皇后的父亲为车骑将军，弟弟为郎中。这样一来，毛氏家族顿时成了豪门大户，以后再也没有人在背后说闲话。
做完这一切，曹睿心满意得，开始和毛皇后过起了快乐恩爱的幸福生活。然而，好景不长，毛皇后也失宠了，为何呢？
随着时光的流逝，毛皇后也开始人老珠黄，逐渐失宠。而曹睿又有了新欢，她就是年轻漂亮的郭氏。
曹睿经常十天半月地跟郭氏厮守在一起，很久也不再踏入皇后宫中半步。毛皇后失宠，自然也是心生怨恨，使尽各种手段打压郭氏。
郭氏受到委屈，激起了曹睿的保护欲，从此对毛皇后更加厌恶，连面也不想见了。以至于明帝要游园时，宁愿带上后宫才人以上所有妃嫔，也不喊上毛皇后。
郭氏有些担心，生怕遭到毛皇后事后报复，便提醒曹睿说：“如此大好时光，陛下为何不叫上毛皇后。”
曹睿当即沉下脸说：“毛皇后若来，朕就没有心情好好玩耍了。”说完，曹睿还吩咐身边人，让她们不要走漏消息，让毛皇后知道这件事。
可是，还是有管不住嘴的宫女将此消息透露给毛皇后，皇后听说后心如刀绞，却有苦说不出来。第二天，毛皇后正好在后宫的曲廊碰到了曹睿，便忍不住向他请安，魏明帝怒叱道："：“我已吩咐过了，不许透露给任何人，你是怎么知道的？”
说完，明帝不容毛皇后争辩，当即喊来那天的随行人员进行审问，并且一下子处死了十多人，然后令人赐给毛皇后一杯毒酒，绝情地说：“朕以后不想见到你了。”
毛皇后被赐死后，魏明帝并没有去掉她的皇后封号，也没有祸及其家人，还对她进行了厚葬，并赐以“悼皇后”的谥号。或许，魏明帝也觉得对毛皇后的惩罚太严厉，想以此弥补内心的不安。
俗话说：以色侍人，色衰而爱驰，爱弛则恩绝；以德侍人，地久而天长。这句话用在虞氏和毛皇后身上真是太恰当了。
虞氏和毛皇后同样以美貌受宠，又同样因为色衰而失宠，失宠后心态失衡做出不理智的行为，最终一个被打入冷宫，一个被赐死，结局让人叹息。若她们能理性面对其她妃子的竞争，失宠后能泰然处之，以德统领后宫，小心侍奉君王，或许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结局。
参考资料：《三国志·明悼毛皇后传》
倭寇女王使节朝魏。卑弥呼使节朝魏——景初二年还是三年？
景初二年（238）六月，卑弥呼的使节难升米与副使都市牛利来到带方郡，申请朝贡天子。太守刘夏派人送两人去洛阳。同年十二月到达洛阳，两人献上生口男女十人和班布二匹二仗。对此，魏皇帝发诏书，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都市牛利为率善校尉，并回赐金八两、五尺刀二把、铜镜一百枚、珍珠、铅丹各五十斤等礼物。
两年后的正始元年（240），带方郡太守弓遵派建中校尉梯儁访倭，给卑弥呼送去“亲魏倭王”印绶和大量赐品。估计难升米等人就是这时随梯儁一起回国的。
但是在日本学界，自明治时代学者内藤湖南的《卑弥呼考》（明治四十三年）发表以来，主流观点是认为这个景初二年六月应是三年六月的笔误。这个假说现在基本上已经成为定说。其理由首先是其后的《梁书·诸夷传》以及《日本书纪》“神功皇后三十九年”条，还有唐张楚金《翰苑》“倭国”条注引《魏志》均为景初三年；第二个理由是，卑弥呼的使节访问魏国，应该是景初二年八月公孙氏灭亡，带方郡臣服魏以后。如果难升米访魏是景初二年六月的话，当时还处于交战状态；第三，如果是景初二年来，两年后的正始元年回的话，中间的一年无法解释。三个理由中第二个理由是主要根据。
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三国志》的所有版本都是“景初二年”，没有其他说法。如果要改成“景初三年”，就必须严密地验证景初二年使节是否真的不可能来朝吗？不能小看了这一年，景初二年的皇帝是明帝，而三年的皇帝则是齐王，情况完全不同。如果是景初三年，那么前边已经说过，当时掌握大权的是曹爽。所以说二年或者三年，倭国使节的接待规格以及一百枚铜镜等破格回赐品所具有的意义，自然也都不同。下边为了论证这个问题，我们比较详细地整理一下公孙氏灭亡前后的形势。
太和六年（232），明帝得知吴与公孙氏接触，非常恼火，遂命田豫和王雄从水陆两面讨伐公孙氏，作战以失败告终，唯一的收获是田豫在山东海岸一带伏击并杀了吴的使节。景初元年（237）七月，明帝又派幽州太守毌丘俭进攻辽东，这次不但没成功，而且公孙渊借此机会干脆自称燕王，立绍汉年号，公然向魏挑战。明帝于是命青州、兖州、翼州、幽州四州建造海船，于翌年景初二年正月命司马懿率军远征。司马懿于同年八月平定了辽东及海东诸郡（乐浪和带方）。这时公孙渊曾派人向吴求援，孙权也答应派兵救援，但是吴的援军赶到时已经是景初三年四月了，完全没赶上趟。以上均见《三国志·明帝纪》以及《孙权传》。
另外，同《东夷传》序记载：“景初中，大兴师旅，诛渊，又潜军浮海，收乐浪、带方之郡。”同“韩”条记载：“景初中，明帝密遣带方太守刘昕、乐浪太守鲜于嗣越海定二郡，诸韩国臣智加赐邑君印绶，其次与邑长。其俗好衣帻，下户诣郡朝谒，皆假衣帻，自服印绶衣帻千有余人。”
这里所说的“景初中”，当然应该是指从景初元年七月建造海船，到景初二年八月公孙氏灭亡的这段时间。如果是指这以后的话，那就没有必要去“潜军”和“密遣”。如果像《三国志》所记述的那样，难升米是在景初二年六月来到带方郡的话，那么刘昕和鲜于嗣平定乐浪和带方应该在这之前，也就是景初二年的春天。可以肯定这次作战是在司马懿从陆路进攻辽东之前，而且多少为司马懿的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也就是说，对公孙氏的扫讨作战，与太和六年时一样也是从水陆两面，即司马懿从陆路进攻辽东与刘昕和鲜于嗣从海路进攻朝鲜，兵分两路进行的。当时，明帝对吴是否派兵救援公孙氏非常关心，曾征求部下蒋济的意见。可以想象，明帝派兵从海路进攻乐浪和带方，同时也具有牵制吴从海路派兵的战略意图。明帝的脑里甚至于可能还有另一个担心，那就是吴与倭的关系。
那么，这次水陆两面作战，为什么在《三国志》里没有具体的记载？理由有二：一是《三国志》没有“司马懿传”。司马懿是魏的一个重要人物，本来在《魏志》里理所当然应该有传，可是因为《三国志》是在晋代写成的，把当朝皇帝的祖父司马懿写到列传中那当然是不可能的。第二个理由是，消灭公孙氏平定乐浪、带方不但是魏的一个重大战果，也是司马懿生涯最大的功绩，看得出来著者是有意要把这些功绩全部归到司马懿一人身上。这一点有证据可以证明，根据《毌丘俭传》以及《明帝纪》斐注我们知道司马懿征讨时还有一个副将毌丘俭同行，可是在《明帝纪》里却只字未提。这是因为毌丘俭后来背叛了司马氏的缘故。司马懿在这次征讨之前从没到过辽东一带，而毌丘俭虽然最终落得不好的结果，但以前却有过征讨辽东的经验，所以在这次作战中，毌丘俭作为副将当然也应该是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司马懿的美化，在其本传《晋书·宣帝纪》中更为露骨。
诸葛亮躬耕隐居隆中十年（公元197—公元207年）汉时期诸葛亮地址全称“汉荆州南阳（郡）邓县樊城隆中”，隆中属于小地名当时属于南阳郡管辖，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诸葛孔明于隆中，诸葛亮离开隆中第二年（公元208年）发生赤壁之战曹操占领襄阳城设立襄阳郡。隆中依然属于南阳郡管辖一直到北周才划分襄阳管辖。习凿齿《汉晋春秋》：“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20里，号曰隆中。”(《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习凿齿，既是襄阳人，又是史家。他去诸葛亮不过100多年，他的话，是可信的，就好比现在人看民国历史人物一样清楚明白。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大型文献性工具书《中国历史地图集》主编谭其骧先生为隆中题词：“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郡邓县之隆中，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北周省邓县，此后隆中遂属襄阳。”这就是对隆中的归属以及地理位置再次肯定。
南阳市网友一直否认诸葛亮隐居十年（公元197–公元207年）的隆中不属于南阳郡，这就是睁眼说瞎话！诸葛亮隐居十年（公元197年—公元207年）的隆中属于南阳郡有历史记载可查。《元和郡县志》中有一条记载说“万山,一名汉皋山,在（襄阳）县西十一里，与南阳郡邓县分界处，古谚曰’襄阳无西，言其界促近’。……诸葛亮宅在（襄阳）县西北二十里。”这一史料首次明确了万山是襄阳县与南阳郡邓县的界山，而在万山以西的隆中属南阳郡邓县无疑！据《襄阳县志》记载：“复汉旧制献帝初平元年以刘表为荆州刺史徙治襄阳万山以东汉水之南为襄阳境万山以西汉水之北则为南阳郡邓县境”这一史料首次明确了襄阳城以西的万山是襄阳县与南阳郡邓县的界山，而在万山以西的隆中属南阳郡邓县无疑！这样的记载也刚好验证了教育部统编版九年级下学期语文教科书第六单元《出师表》第128页第四段“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注解“南阳”东汉郡名，辖境包括今河南南部和湖北北部一带。诸葛亮隐居地隆中当时属南阳郡。
明嘉靖《邓州志》是明朝嘉靖年间邓州知州潘庭楠主持编撰的。该志书第二卷“郡纪”中明确提到“十二年， 备三顾诸葛孔明于隆中。本传徐庶见备于新野，备器之。庶荐诸葛孔明家于南阳之邓县号曰隆中。”该志书第三卷“帝纪”中介绍刘备生平时再次明确提到“备因徐庶之言，三顾孔明于隆中。”可见早在明嘉靖年间，南阳下辖的邓州地方志就明确承认刘备三顾地是今襄阳隆中，不是南阳卧龙岗。
清乾隆十九年编修的《新野县志》是新野县仅存的旧志中最完整的一部。
该志书卷七“古迹”中说“建安十二年……是年（刘备）三顾诸葛亮于隆中。”又说“诸葛亮字孔明，本琅琊人，寓居襄阳隆中….”清代南阳下辖的新野地方志也明确承认刘备三顾地是今襄阳隆中，不是南阳卧龙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