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我和父亲谈论起这些献身于国防科技战线的同志们时,他总联想到当年在华东海军时,受他影响和他一起创业的那批青年知识分子们。他会若有所思,沉默不语,猛地蹦出一句话来:“陈老总当年就说过,不要让人家骂我们共产党是过河拆桥啊!”
本文摘自:《从战争中走来》,作者:张胜,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
父亲从事原子弹事业的时候,我还小,有关他和原子弹的故事,都是后来听到的。也许是原子弹那超出人们意想之外的巨大神威吧,和它联系在一起的故事,也都蒙上了神秘和浪漫的色彩。
第一颗原子弹,父亲他们称它叫邱小姐,这是一个密语代号。我后来向第二炮兵司令员李旭阁问其缘由,他当时是原子弹试验总指挥部办公室主任,是密语代号的发源地。他说:“第一颗原子弹是在塔架上试验的,形状像个球,根据谐音,就叫它邱小姐。第二颗,形成了武器化,要空投,才造成炸弹状。试爆前,有一道工序,插雷管,代号梳辫子。”世上万事万物,原本无所谓美丑善恶,都是因为有了人,在人们不同的审美视角下,不同的心态和情感下,才会变得光怪陆离、美轮美奂。原子弹是个可怕的武器,但在中国的科学家和创业者们眼里,她却成了个有生命的含情脉脉的女孩子了。
当然,给邱小姐梳辫子可不是闹着玩的。
海晏—制造第一颗原子弹的地方。
坐上刚刚通车的青藏铁路列车,出西宁约百公里,就到了海北藏族自治州的海晏县。这是青海高原上一个叫金银滩的地方。蓝天白云、荒草无际,有一首歌《在那遥远的地方》,唱的就是这里,第一颗原子弹爆轰试验基地就设在这个地方。原子弹和王洛宾的歌曲使金银滩扬名,前几年当地出了本杂志,就取名《金银滩》,他们请父亲题了刊名。
1992年基地解禁后,青海省军区作训处的同志陪我去过。当年的禁区,已人去楼空,一座座低矮的堡垒式的建筑匍匐在荒凉的地面上,暗红色的残垣断壁映入眼帘。这便是生产重水和核弹配件的工厂遗址,代号是“西宁100信箱”,为我国核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九院就在这里起家。“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当年来到这里的青年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最多时达800多人,参加基地建设的解放军和工人达15000多人。现在这里已移交给地方,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基地,成为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的州府所在地,改名为西海镇。
要离开了,我回头瞻望,在父亲题写的纪念碑上,12个金色大字“中国第一个核武器试验基地”在夕阳熹微中闪亮。纪念碑高16.15米,代表着原子弹研制成功的那一时刻:1964年10月16日15时。
王洛宾的歌唱到:“人们走过了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
在那个基地开始建设以前,二机部就在北京附近简易的棚子里开始了原子弹的研制,父亲奉中央命令去二机部调研时,他们已经掌握了制造原子弹的基本原理,正在进行一系列部件的试制、试验工作。父亲说:“当时只剩下一个技术关键问题未解决,正在沿着两个途径研制,专家们认为这两个途径都有成功的把握。”核物理学家陈能宽回忆:“张爱萍和我们一起到官厅水库做试验,找来个铁桶,把手榴弹放在里面,用当年流行的话说,这叫土法上马。成功后大家兴致不减,一定要坐船游游湖,不想风浪变大,好不容易才回到岸上。张爱萍说,我站在这里都替你们捏把汗,几个大科学家翻了船怎么得了啊!”当年的艰辛创业,在回忆中变得轻松而有趣。
1963年春天,核研究所从北京迁出。在北京生活多年的科学工作者们,就要离开大城市到遥远的青海去了,李觉请父亲去做动员报告。
我没有找到报告的原本,也许当时就没有记录。但许多亲历者仍向我讲述了动员报告的大致内容,事隔40多年了,记忆犹新,只是每人的说法不一,可能是听的人心情不同,层次不同,存留的记忆也就不同了吧。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是一场慷慨激昂的演说,多少年后回想起来,仍然令人心潮澎湃。
有人说:“我这才知道,大首长也很浪漫的。你父亲说,你们要去的是‘黄河远上白云间’的地方。那里确实很苦,但绝不是‘西出阳关无故人’。我们早在你们之前,就开辟了基地,在等着欢迎你们。你们这一代人,要亲手在戈壁滩上建起一座现代化的城市。”
还有人记得是这样讲的:“俗话说,知识分子手无缚鸡之力,可是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其中还有不少是大知识分子,将亲手放飞我们的原子弹!你们就像春风一样来到玉门关外,唐朝诗人王之涣的‘春风不度玉门关’将永远成为历史。”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著名物理学博士陈能宽说:“我还从未听到过哪一位高级首长做过如此动人的演讲。永远忘不了这位上将把‘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诗句改成了‘春风已度玉门关’。大家的情绪一下子被鼓动起来了。当时我就想,这个将军不一般,不像我所接触过的某些领导,‘通不通,三分钟’,而是真诚、细致、入情入理。我相信跟着这样的领导,有干头。我的确是心甘情愿地带着试验队伍,唱着歌、写着诗,来到大西北的。后来的实践,验证了我的这一感受。”
许多大科学家是为他的人格魅力所感染、所打动的,他们回忆时还能清晰的记得我父亲当时的原话:“一个人来到世上,无非两条路,一是要做官,一是要做事。要做官的,你们就留下,我那里无官可做;要做事的,就跟我走!戈壁滩上能做成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天苍苍,野茫茫,到处青山埋忠骨。愿意跟我走的,现在就签名!”
“到处青山埋忠骨!”多么熟悉的语句。1964年,我参军。我对爸爸说,既为军人,就要誓死报效国家。我向他提了三个要求:一到有仗打的部队去,不当和平兵;二到先头连队,不在后方;三要到步兵班,刺刀见红。这当然也算是走后门了,属不正之风之列。父亲对秘书环克军说:“给军务部打招呼,就说,我支持这样的想法。今后凡有这样要求的战士,都可以同意。”当我来到担任抗美援越作战任务的部队时,接到父亲在大西北写来的信,几个毛笔写成的大字:
“到处青山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
一个从岗位上退下来的老知识分子,当我采访他时,他说:“是你父亲的一场报告,影响了我的一生。我这一呆就是30年。”
就在这以后,没两年,三线建设开始,山、散、洞,备战备荒;紧接着又赶上“文化大革命”,一切正常的秩序都被打乱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连回来的奢望都没有了。这批人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硬挺到80年代初。父亲出任副总理,分管国防口,开始着手整顿、调整“文革”以来处于混乱中的国防工业体制和布局,清还历史的欠账。征得邓小平认可和胡耀邦的支持,经与赵紫阳多次协商,讨价还价,才从当时极其有限的财政中,拨出一笔款项,逐步将长期奋战在艰苦地区的这批人陆续安排,返回他们在北京、上海的故里,算是叶落归根。他们现在的住所大多是80年代初建的小单元,50平方米左右,这在当时已经是令人羡慕的了,但和现在90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比起来,还是简陋、寒酸得多了。
后悔吗?我在采访他们时问。
“不!”几乎是异口同声。
如果再给一次机会选择呢?
“也许就不去了”;“也许还去”;“谁知道……”说法不一。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时代的英雄观,社会因此而具有活力。他们已经不可能再去重复上一代人的丰功伟绩了,但战争的轰鸣还在他们心中激荡,刚刚诞生的共和国的蓝图还等待着他们去描绘。他们生长在一种得天独厚的时代环境中,他们年轻的心充满了人生的使命感,激动不安,跃跃欲试。
回头审视历史,总有说不出的歉意,但不知是在替谁。一个人的命运,往往离不开时代的选择。我和父亲谈论起这些献身于国防科技战线的同志们时,他总联想到当年在华东海军时,受他影响和他一起创业的那批青年知识分子们。他会若有所思,沉默不语,猛地蹦出一句话来:“陈老总当年就说过,不要让人家骂我们共产党是过河拆桥啊!”
我国杰出的核科学家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回忆:1986年6月邓稼先病重时,杨振宁到医院看望,闲谈中提到国家颁发奖金的事,许鹿希说:“人民币10元。”杨问:“不是开玩笑吧?”邓稼先纠正说:“不是10元,是20元。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
也许是受市场经济的冲击吧,1985年经济略有好转后,模仿社会上,专门经中央批准,破天荒地对两弹一星有功人员颁发了特等奖,奖金总数1万元。怎么个分法?九院领导们八成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当年那么多人抛家舍业地来到这个不毛之地,一呆就是二三十年啊!谁没有做出过贡献?不说贡献,奉献总是有的吧?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没办法,九院自己又掏了十几万,按10元、5元、3元三个等级分下去。原子弹、氢弹两个项目,邓稼先得到了20元。
这难道是钱吗?杨振宁当然会明白,这是共和国颁发给他侄女婿的两枚勋章!在许鹿希的家里,至今挂着我父亲为邓稼先题写的横幅:“两弹元勋邓稼先”。
还是在1985年,一次会上,我父亲遇到了多日不见的邓稼先,说你瘦了,气色不对,必须马上住院检查。邓还想说什么,我父亲这边已经亲自要通了301总医院的领导,从会场直接送邓去了医院。诊断结果是恶性直肠癌,必须马上手术。那天,父亲拄着拐杖,在手术室外静候了整整5个小时。他批示:“国防科工委和核工业部应指定专人随时与邓夫人和医院取得联系。”
邓稼先去世后,父亲写了挽诗,其中有一句是:“踏遍戈壁共草原,群力奋战君当先。”一个“共”字,道出了两个人友谊的缘由。
许鹿希说:人们也许会奇怪,张爱萍,一个革命家,一个上将;邓稼先,一个科学家,一个院士;一个19生人,一个1924年生人,相差了14岁;一个是四川人,一个是安徽人。两个截然不同经历的人之间,竟会有如此深厚似海的情谊。为什么?
许鹿希写到:“这是什么原因呢?只用一句话就可以解答: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人们看到张将军这样的老革命家在领导中国的核武器事业,所显示的民族英雄精神,使邓稼先他们向张爱萍学习,为了祖国强盛,个人的一切在所不计。”(注:许鹿希《至纯情谊众心所归》)
我父亲呢?他为什么这样看重和珍惜与邓稼先的情谊呢?也是一句话就可以解答,他写到:“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
英雄相惜啊!这就应了我本书开头扉页上的那句话了,爱因斯坦评价居里夫人:“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还要大。”
200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了地处四川绵阳的九院。他们告诉我,80年代初,由于你父亲的力挺,九院终于从大山里搬出来了。老院长胡仁宇像是在讲故事:“当初国防科工委主任陈彬来检查工作,晚上闹肚子,出去找厕所,老也不见回来,去找找吧,看他在那儿冲鞋子……他狼狈地说,是不能再待下去了。”
九院,荟萃了共和国的精英,它无论到哪儿,都会给当地带来好运,绵阳被誉为科学城。新一届中央领导非常重视,朱镕基总理来过后特拨了巨款用于九院的建设和人才培养。现在每个分配来的大学生分来都能获得一套住房,平均工资在四五千元……九院,再也不是邓稼先时候的九院了。
听完了一些当年创业者的故事后,总难免疑惑。无疑,物质条件是科研的保障,但物质条件好了,就一定会出成果吗?过去的那股精神能保持得住吗?青年学者的论文为什么一定要由领导、由学科领头人署名呢?搞科研的人,做学问的人,热衷于搞关系、搞经营,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下了班,科研大楼里再也见不到昔日那灯火通明的景象了,我们的专家们,他们都到哪里去打发业余的时间呢?难道这就是市场经济运营的规律?
九院,曾是大科学家的摇篮。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大科学家呢?一个大科学家又是在怎样的环境下造就出来的呢?为什么在那样一个艰难的时代,会出现如此众多的大科学家?是偶然还是必然?当年在青海金银滩的时候,伴随着算盘和手摇计算机,他们唱着“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后来他们搬到桐梓,住在大山沟里,父亲去看他们,说:“不会寂寞的,当年司马相如就在你们眼前那块石头底下读书的嘛!”邓稼先接着说:“是啊,旁边九曲山大庙里,文曲星张哑子还在看着我们出成果呢!”
这就是一个大科学家应有的人生态度!他们曾如群星灿烂……
马兰—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基地。
现在这里已经是很繁华了。展览室里,有父亲戴着墨镜、斜挎一个军用水壶和一架德国造莱卡相机的照片,皮肤被大西北的紫外线晒得黝黑;还有手拿防毒面具,穿着防化服的照片。解放军报社著名摄影家孟昭瑞对我说,这张照片是他抢拍的。他得意地说:“你找找,开国上将穿防化服、戴防毒面具的照片,这可是独此一张。”
从这里往前,就是无人区了,一条公路在荒漠中蜿蜒。自从20多年前停止大气层核试验以来,戈壁的烈日和风沙已经完全摧毁了它。汽车驾驶室里的温度为50℃。迎面而来的不是风,是火焰,是燃烧弹的气浪。
在荒漠中建立核试验场,是世界核大国共同的做法。美国的内华达核试验场,位于拉斯维加斯西北约100公里外。在美国迄今进行的1054次核试验中,有100次大气层试验和828次地下核试验,是在这片沙漠上进行的。
父亲到大西北之前,戈壁滩上所有新设的点,都是按苏联专家的办法编号命名的。父亲来到后说:“也太没有想像力了。”他看到盛开的马兰花,就说,记下来,这里就叫“马兰”;21基地靠近孔雀河,父亲说,孔雀开屏,我们一定会成功,就叫“开屏”吧;兵站建在靠近泉水的地方,旁边甘草繁茂,起名“甘草泉”。有个单位,人员来自天南地北,为了住房发生了口角。父亲说,到处荒沙,有什么值得你们争的?干脆把他们住的地方改叫“团结村”吧。以后新同志来了,问起名字的出处,看他们怎么解释;为了生活方便,女同志集中住在一起,起名为“木兰村”。父亲住处的名字就更特别了,帐篷多,又聚在一起,为了找起来方便,给插了块牌子,标明是首长住处。父亲把牌子拔掉,在帐篷上写了一个很大的“响”字,说,告诉大家,按这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了。
父亲说:“戈壁滩气候多变,昼夜温差很大。白天帐篷外温度42度,棉帐篷内高达47度。我们的防化兵训练一次,从防化服里倒出来的汗水就有1至2公斤。而夜间又需要穿上棉大衣。孔雀河水含矿物质较多,水质又苦又涩,开始喝下去腹泻的人高达60%。后来我们就改挖渗水井,又专门组织从200多公里外运泉水,情况才有所改变。水贵如油。早上洗完脸,就将洗脸水留下,中午再用它擦脸,晚上再用它洗脚,洗完后才倒入菜地浇菜。”
跟他的秘书说,当时正值缅甸总理奈温访华,基地官兵就在背后叫他“耐温将军”。
我妈妈回忆:“你爸爸难得回趟家,偶然回来一下,晚上做梦都在喊‘水!水!’经常是一下飞机就直奔总理那里,时间紧就来个电话,说是在总理那儿汇报工作,要马上飞回去,就不回家了,带的东西交老安(注:司机。安全德,1948年参军,后任首长驻地管理员)直接送机场。一次,李旭阁(注:总参作战部处长,我父亲的随行参谋。后为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司令员)打电话来说,他给总理送材料回来了,晚上要飞回去,问有什么要带给首长的。我听说是架空飞机,知道戈壁滩干旱,就赶紧把司机、警卫员、炊事员、公务员都发动起来,上街去买西红柿、小红萝卜、黄瓜、西瓜,成筐成筐地买,北京这些东西最便宜,几分钱一斤,都带上飞机。你爸说杜甫是‘家书抵万金’,你这是‘家货抵万金’,说我干了件大好事。这些瓜果蔬菜分下去,可把大家高兴坏了。你爸他把西瓜啃得只剩一层皮,还舍不得扔,放在桌上,办完事回来,再用它擦擦嘴,烧开水时,还把它扔到壶里煮。我当时还给你爸写了句话,你看看……”说着她小心地抖开了一张发了黄的纸条,上面写着:“千里送鹅毛”。“你爸爸一直保存着它,夹在他的小本子里。”
在东大山哨所旧址,还可以看到用碎石砌在半坡上的字。据说是当年父亲经过此处,哨兵请他出示证件,随行人员说是总指挥首长,不料哨兵回答,这就是根据总指挥首长的规定,任何人不得例外。父亲当即为哨所题字:“东大山哨要道站,车来人往夜不断。一丝不苟严把守,保卫钢铁运输线。”哨所里的士兵们用石块堆砌了这四句诗。如今,40年过去,那个哨所早已撤销,那些士兵们也该进入花甲之年了,岁月的流逝,早已把砌在山坡上的诗句吹打得模糊一片,但张爱萍三个字还依稀可见。
父亲是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总指挥,但在戈壁滩的生活,他说的并不多,我们都是听别人讲的。小时候和父亲的沟通,大多是在吃晚饭的时候。妈妈的习惯是,只要能等就一定要一家人到齐了才开饭,这时她总会督促我们把功课先做完。经常是一边做着功课,一边肚子咕咕作响。父亲回来,总会说,怎么这么晚了你们才吃饭?看得出,他的脑子还停留在他自己的事情上。那是三年困难时期,粮食都按定量,而且多是糙米和杂粮,父亲属于高级干部,可以配给些细粮,每餐饭给他专门蒸一小碗白米饭,他坐下来第一件事是用筷子把这碗饭划成四块,我们兄妹一人四分之一。妈妈总要说,你工作累,他们小孩子皮实得很。父亲通常是理都不理睬,只对我们说,吃!我是一口就吞下去了,他总会跟上一句“真是个鲁智深!”我们几乎每天都在重复同样的程序,终于有一天,有了例外。杨尚昆的儿子杨小二来我们家玩,留他吃饭。父亲说,你是客人,这碗白米饭就归你了。后来我去杨家,也留我吃饭。他们在中南海的食堂吃,邓小平一家也在那吃饭。杨尚昆介绍说,这是爱萍的孩子,我们的小二到他家去,把他们唯一的白米饭给吃了,今天我来回请这小子。邓小平说,那你还不放开肚皮吃!我回去和父亲谈起来,他神情凝重地说:“昨天在总理那里研究工作,搞得很晚,总理说,弄点吃的吧,端上来每人一碗清汤面。总理说,现在连毛主席都不吃肉了。”我当然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严重的,也许是我们没有和他产生共鸣吧,稍顿片刻后,他说:“你们都住到学校去,和老百姓的孩子去过一样的生活。”
四中并不是个住宿制学校,不多的床位只提供给少数外地或是农村来就读的孩子。我们家离学校不足10分钟的路程,学校自然不能批准。父亲叫秘书专程找了党委书记陈模,转达说不能允许我们的子弟从小养尊处优。陈模书记非常理解,她专门找我去,讲了许多道理。直到我长大后,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才深感其中的益处。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吃不饱饭的滋味。
困难时期,都吃“双蒸饭”,就是把米泡足水蒸一遍后,再泡上水蒸一遍。这样看起来有满满一大碗,但实际上还是那么多,是精神会餐,一顿饭要不了几口就结束了。但食堂的汤是随便喝的,下课铃一响,大家就箭一般地蹿出去,抢先去捞汤上的那点油花子。我几乎整天都是饥肠辘辘的,永无宁日,见到些什么,不自觉地会想,这能吃吗?到了周六下午,先把学校那份晚饭吃了,然后再回家吃晚饭。哥哥说:“你的吃相是不是注意点,爸爸妈妈看了会伤心的。”我很不好意思,吃的时候,总是克制住自己,尽量多嚼几口。可哥哥还是照样骂我,“你这个家伙,怎么就说不听的?去照照镜子,看看你那个馋样!”
每当这种时候,父亲总会说一句:“今天就让他过一次共产主义吧。”
妈妈的关心当然就更细致了。每次只要我和哥哥一上桌,立马就会风卷残云般地吃掉桌上一切可吃的东西。有一次吃完饭,妈妈问我饱了吗,我说,如果有,还能吃点。她说人家送了几个椰子,吃不吃?这当然不能放过了,只要是能吃的东西。我折腾了个半天,把椰子劈开,挖里面的椰肉吃,很香很脆,有点像花生米的味道,这下终于真正地饱餐了一顿。回到学校后,睡到半夜,就恶心起来。那玩意油性很大的,终于忍不住了,“哇”的一声,将胃肠里的东西喷射出来。我又睡在上铺,飞流直下,恶臭难当。同学们都气坏了,你他妈的吃的什么玩意?这么臭!还让不让我们睡觉了?一直到现在,我一闻到椰子味就恶心。
父亲似乎很满意我们能自觉地接受这样的生活。他说:“读过墨子吗?我就是欣赏他的苦行僧主义。”“儒家轻视种田的人,也就是劳动人民;墨子则躬耕于田野,自食其力。儒家讲究衣冠周正,食不厌精;墨子却穿粗布,吃粗粮,就是‘衣短褐,食藜藿’。他的学生跟了他3年,手脚就起了茧子,皮肤晒得像黑炭。今天的人就应该学习墨子,精神上有追求,生活上能自律。”
不久,学校开展节粮活动,自报公议。现在的上海市委副书记罗世谦,那时是我们班的辅导员,他找我说:“你出身在革命家庭,应该要求进步。”我说:“那还用说,我一直就很进步。”“进步可不是句空话,党和国家现在遇到了困难,你用什么实际行动为党分忧解难呢?”你看这家伙,从小就是块书记的料!我说:“行!要我做什么吧?”“节约粮食,你带个头吧。”我说:“他们都节约多少?3斤?那我就节约5斤怎么样?”“好样的!”罗世谦很兴奋。一天后,他又来找我:“别的班有人提出节约8斤了。”我说:“我他妈节约10斤!”罗世谦说:“对!我们决不能落后。”又过了一天,大喇叭广播,说全校最高的节约15斤。我一听,马上表态:老子节约20斤……就这样,指标步步攀升,最后我提出的指标是每月为国家节约30斤。回到家,我兴致勃勃地告诉大家,我每月节约30斤粮食,是全校第一。父亲一听:“你吃的这碗饭是几两米,知道吗?乱弹琴!”当然,说归说,经学校最后评审,批准我节约3斤,每月定量是30斤。罗世谦对我说:“记住,要感谢党的关怀!”
父亲长期在大西北,托人带回一小桶黄羊油。这可是宝贝!打开一看,布满了绿茸茸的霉点。妈妈把表皮切去,但里面仍然处处是渗进的霉点,只有切成薄片,将霉一点点地挑去,再在锅里一炼,就成了黄澄澄、金灿灿的黄油。虽然很膻,但毕竟是油啊!它帮助我们度过了那个寒冷的冬天。令我没有想到的是,那一大碗被剔除来长满了绿霉的油渍,居然被炊事员老黄捡了回去。我是偶然迈进他家门的,老黄正在专心致志地炼油呢。锅里满是爬满了绿茸茸长毛的油块,他专致地轻轻地撇去它们,露出锅底一层薄薄的油,晶莹透亮。他的两个孩子瞪大了眼睛,围在锅边,像他一样的专注。老黄有些尴尬地朝我一笑。
我黯然神伤。
人民已不再抽象。他们是皖东北根据地给过我父亲和九旅一粥一饭的老乡们,是如老黄那样为我的衣食住行付出过劳动的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们。我写了篇作文,记述下这个故事。我在结尾写道:我以为这个国家只是我的,我以能为她去吃苦而感到自豪。但老黄那尴尬的一笑使我明白,自己又算得了什么呢?结尾,我引用马雅可夫斯基的一句诗:“不管我今后走到哪里,我都永远不会忘记,和我一起挨过饿的—祖国。”
支撑这个国家的是他们,为这个国家承担苦难的也是他们。记得我曾把这篇作文给父亲看过,他若有所思地说:“应该记录下来,再也不要让人民为我们党承担责任了。”
大跃进是历史的错误。
既然是历史的错误就有其历史的原因。相当多的共产党人,包括父亲在内,甚至包括像我这样大小,连屁事都不懂的孩子在内都知道,中国太落后了,为什么就不能发挥出我们战争年代的那股劲呢?为什么不能再鼓足些干劲,早日改变贫穷的面貌呢?
什么是大跃进?吹牛皮、亩产万斤、饿死了人是大跃进;但大兴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也是大跃进。全民炼钢,砍光了树,遍地小高炉,是大跃进;但干部、技术员、工人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也是大跃进。办食堂,吃饭不要钱,是大跃进;组织大协作,会战戈壁滩,搞出原子弹,也是大跃进……
蛮干、不尊重科学、浮夸作假、欺上瞒下,并不难纠正。真正的教训在于开创了个人凌驾于全党之上的先例,这才是中国共产党人真正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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