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前年起，读书有了一个习惯，不做笔记不读书。
实话实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读书习惯。去年我系统地读了叶嘉莹先生的《叶嘉莹说杜甫》，《叶嘉莹说陶渊明饮酒及拟古诗》，《叶嘉莹说阮籍咏怀诗》，《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叶嘉莹说初唐诗》，《叶嘉莹说中晚唐诗》，《叶嘉莹说诗讲稿》等七部作品。洋洋洒洒的读书笔记，我记了十几万字。
今天，在网上看到网友的提问“为什么多数专家认为曹操的文学水平远不及曹植？”，看了一下大家的回复，虽受益匪浅，然总觉得不如叶先生分析透彻，于是就想通过这篇文章来讲一讲叶嘉莹老师对建安文学中“三曹”的研究。
建安是东汉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的年号。
建安时代的大诗人有“三祖”（曹操，曹丕，曹叡），“陈王”（曹植）和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刘桢）。
谈到建安诗歌，钟嵘在《诗品序》中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诗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附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
这段话一个中心思想，曹氏父子引领了建安文学。后世说起建安文学，通常有四个字，叫“建安风骨”。
现在就来看一看曹氏父子，主要是“三曹”的文学水平谁高谁低？后世说的“三曹”指曹操，曹丕和曹植。
至于三人的诗文水平孰优孰劣，历来众说纷纭。
南朝文学评论家钟嵘在其《诗品》中，就对三曹分了品级，曹植上品，曹丕中品，曹操下品。
之所以曹操被列为下品，是因为他诗文的风格不符合南朝的时代趋势。钟嵘作为一名文学批评家，也不能脱离时代的拘束。
但他对曹操的另一个评价，却切中肯綮，他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
建安风骨，其实很大意义上就是指曹操所推崇的悲凉慷慨之风。《短歌行》和《观沧海》就很好地彰显了建安风骨。
钟嵘同样认为曹丕也不及曹植，但南朝时同为文学评论家的刘勰在其《文心雕龙》里却认为两人各有长短。
曹丕理性，诗文有反省精神。曹植纯情，诗文华彩飞扬。所以刘勰说：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
曹丕的反省、理性精神，在其《典论·论文》中有很好的体现。他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曹丕他注意到了文章的独立价值，不依附于歌功颂德之类的事情，他的这段话充满了思辨精神。
因而，明末清初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夫之，更是在其《薑[jiāng]斋诗话》中明确地说曹丕比曹植好得多。
近代的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小说对人的感染有四种方式，即“熏、浸、刺、提”，曹丕的诗就有“熏、浸”的感染力。
但是呀，先生认为，要说三曹中，对后世诗人影响最大的，当数曹植。
曹丕理性，充满反省精神。曹植的觉醒，表现在他对中国语言文字特色的把握与运用上，从他起，诗人开始注意诗歌的对偶、铺排与雕饰。
曹植早期的诗文，气势恢弘，飞扬跳脱，如《白马篇》。
曹操死后，曹植受到哥哥曹丕和侄子曹叡的排挤与打压，诗文风格转为含蓄和喻托了，比如著名的《七哀诗》。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
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
借问叹者谁？言是宕[dàng]子妻。
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
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
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
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
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明写思妇对丈夫的思念与怨恨，实则曲折地吐露了自个儿在政治上接连遭受打压的苦闷心情。
历来对曹植评价最高的人，恐怕非南北朝时期的谢灵运莫属。
成语才高八斗就出自于他对曹植的顶礼膜拜。
天下之才共一石[dàn]，曹子建独占八斗，我一斗，天下人共分一斗。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三曹到底谁高谁低，时至今是没有定论的。不过，本人是喜欢曹操古朴苍凉的文风。
但有一点，如果诗文风格符合当时的社会风气，时人的评价就会很高。
因而，我现在可以尝试来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多数专家认为曹操的文学水平远不及曹植？”。
暂且不论这个问题本身的真假，索性就当真实情况就是这样的，那也只能说明，现在的社会风气可能是更倾向于曹植的华丽绚烂，而不是曹操的古朴悲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