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的许多制度仿唐宋而设，在官印上自不例外。唐宋是中国古代官印发展的两个重要时期，将西夏官印放在中国古代官印发展的脉络中与唐宋官印及辽金官印进行对比分析，探寻西夏官印对唐宋官印的传承与自身的创新。
在中国古代官印发展史上，隋唐时期是官印发展史上重要的变革期，而宋元是官印逐步走向规范化的阶段，西夏官印的与宋元同期，但形制上更多地表现出与隋唐官印的相似性。
西夏官印与唐宋官印的对比分析
一 隋唐官印与宋代官印
1. 隋唐官印变革特征
隋唐是中国古代官印史上重要的变革期，与南北朝之前的官印风格迥异，在秦汉封泥制度逐渐消亡。
纸张普及的大背景下，官印用印制度、形制、尺寸等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一时期官印较汉魏而言，材质仍旧以青铜为主，印形依旧有正方形和类正方形两类，但印面突然增大，此时最小的印面也有 5 厘米见方，最大的达到 6 厘米见方，多数介于 5.3 厘米到 5.5 厘米之间，唐中书省之印，长5.7 厘米，宽 5.6 厘米。
钮制由之前的龟钮、兽钮逐渐转变为鼻钮，钮有圆形穿孔，初期穿孔在鼻钮上部，后改为下部，最后消失；印背多无年号刻款，仅个别官印背刻印名，如“天门军之印”“武夷县之印”。书体不用白文，改朱文小篆，摆脱秦汉。
“缪篆”风格，出现“挪让”之说，不再根据字数平均的分配印面，而是根据单字笔画的繁简自由的分配。制作方式上，非凿、非铸，多为焊接，使得印字加深，布局舒朗，间距较大，笔画有时会有斜偏，印文断面略有不齐。
2 宋代官印的规范特征
北宋初到元末，是中国印章史上的规范期，包含了两宋、辽金、元、夏等各政权的印章，这一时期是辽、金、元、夏各民族特色文化与中原印玺文化融合的阶段。两宋官印规范化特点最为显著，形成了极为严格规范的印玺制度。
皇帝用的印玺为宝，宋代官印制度完善，特点鲜明，目前发现的宋代官印近正方形，长略大于宽，铜质，边长 5-6 厘米，掘钮，钮上无穿孔，阳文，摒弃了隋唐时期的焊接法，直接铸造，文字繁密，不在留白，布局上平均分配，边栏较细，不再有“挪让”之说。
这一时期，背刻开始大量出现，印背刻有年款，颁发官署、印面内容等，出现“印”、“之印”“记”“朱记”等。
而与宋同期的辽金官印，很大程度是对宋印毫无发展的继承，辽印大量出土于华北、东北等地，目前发现的有职官印、宗教印等，青铜质地，印面、文字多仿北宋，字型硬朗，印纽、背刻也多与宋同，仅有少量契丹文印。
金代官印在北方地区被大量发现，金立国较早，在南宋时期才大量颁发印玺，金印的特点铜制、阳文、铸出，少量契丹文，绝大多数为汉文官印，目前发现的金代官印中，军旅用印较多。印背刻有年月、编号、内容等。
二 西夏官印与唐宋官印的对比
1.西夏官印与唐宋官印的异同
西夏的许多制度仿唐宋而设，与辽金同为民族政权，西夏官印在印面、印文、鼻钮、背刻等方面与宋印差异较大，表现出极大的叛逆性，在官印形制、等级制度等方面更多体现其对唐印的传承。
在官印形制等方面，均有对中原官印的承袭，如前文所述，西夏官印与中原官印一样，基本上由印台、印面、印纽等部分，其微小的区别就是西夏官印多抹角正方形，长宽略有差异，这一差异在唐宋印中亦有体现。
其次，在官印的印面上，西夏官印也普遍大于唐宋官印，中国古代官印印面有一个不断增大的趋势，在秦汉时期，官印印面边长大约 2 厘米左右，即便是汉代皇帝玉玺也就三厘米左右。
而在南北朝时期，南朝承袭汉魏之法，官印的印文、形制类似两晋，北朝则偏离汉魏制度，北魏、西魏的官印印形开始出现增大的迹象，即便如此，印面也就三厘米左右。北齐北周延续这一趋势，此时的印面大小可以达到将近四厘米左右。
隋时，官印边长大多 4 厘米左右，唐代时，官印边长均在 5-6 厘米左右，如益州部都督府之印 5.5*6 厘米，云南安抚使印 5.5*5.5 厘米，潭州都督府印5.3*5.3 厘米；宋代大量的军事类官印边长都介于 5-5.5 厘米间。
金代官印边长基本在 7 厘米，最大的大约在 13 厘米，而西夏官印中首领印大部分边长在 5-6厘米，部分专印边长达到 6-7 厘米，远远大于同级别宋代的官印。
2. 影响因素分析
唐印对西夏官印的影响较大，主要两个原因：从地域关系看，西夏王朝雄踞西北，唐王朝的统治中心也在西北地区，共同的地域、相近的环境，或进一步拉近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文化制度上保持较高的认同感。
从历史关系看，党项族从公元 7 世纪就和唐王朝频繁发生联系，夏政权在唐的羁縻统治下，逐渐发展壮大。
宋印对西夏官印的影响相对较小，相对其他民族政权官印对宋印特征的吸收而言，西夏官印表现更多叛逆性。宋与西夏关系在战与和中不断推进，夏在文化、制度方面受宋影响，就官印而言，宋的九叠篆体就被西夏所采纳，但其他方面差异较大。西夏立国，平等地位得不到宋的承认。
西夏形式上是宋、辽的藩属，但实际上对夏而言，对宋朝是极其不满的，也表现出来很强的对抗性与叛逆性。
在官印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西夏官印用西夏文，几乎杜绝汉字，在边长问题上，无论在制度层面还是在实际铸造中，往往大于宋印，作为藩属国，这是极不合规制的。在重量方面，制度规定上往往重于宋印，尽管实际铸造不能达到制度规定。
宋印背刻铸造机构，辽金皆仿，唯西夏官印不采。
西夏官印相关问题探讨
一西夏官印的相关制度
西夏政权建立之后，各项制度不断完善，对西夏官印的规制、使用等也设置了相应的规范。本部拟以西夏官印为切入点，进而探讨西夏官印制度。对于西夏官印制度的研究，主要依赖出土官印实物、西夏官制相关文献。
1.用印制度
在官印颁授的程序上，规定官员请印，需要上交个人履历，年底时汇集，达到三十抄以上，方可上报申请。
文书前后各盖有一方首领印，这份保存较好的军籍和文献记载基本相符；在此以外，内外文书、政令、对外贸易之物均需盖印。
《天盛律令》对西夏官印的质地、重量、边长均作了规定。在质地上，主要以金、纯银、铜镀银、铜，持有金、纯银质地的官印的皇太子、中书、枢密、经略司在西夏政权中地位较高，颁授数量有限，目前尚未发现。
铜镀银尤其是铜质官印，多为中下等官司，持印者地位较低，颁授数量大，所以目前发现的西夏官印，绝大部分为有铜质。
西夏的官印制度中，明显将官印区分司印和官印，此处的“司印”当为官署的官方印信，而“官印”是授予官员个人，代表官员个人身份、权职。
2用印特质
一枚没有完全按照《天盛律令》进行铸造的官印，由于该印本身并无其他信息提供，本文认为有可能铸造于《天盛律令》颁布之前。
如果这一假设成立，该印属于哪一等级就没有丝毫意义了。但如果上述假设不成立，按照西夏官印制度，该印大致属于正等司和次等司的范畴，但又要比正等司和次等司的官印要大，综合其边长、质地，更加倾向于该印属于正等司。
对于官印的铸造等事宜，目前尚未发现文献中有记载，中国古代金属官印的铸造，大致有“翻沙以木为印覆于沙中如铸钱之法拔腊以蜡为印，刻文制钮于上，就翻沙、拔腊两种方法。就西夏官印而言，其印文复杂，印钮简单，多为铜制，皆为铸造所成，而且部分官印铸痕十分明显。
在文字的刻制上，一般认为有铸造法、焊接法、刻字法三种方法；焊接之法由于其难以适应笔画繁多字体的局限性，多为隋唐印所用，西夏官印印面文字和背部刻款，其制法并不相同，取铸造与刻字两法，其中，印面文字字腔较深，多为铸造；背刻文字为凿刻，故部分官印背刻字体潦草不甚清晰
二 西夏首领制度的探讨
1.首领制度及其特点
部族首领制的存在，是中国古代诸多游牧政权的共性，西夏政权同样也是依托其首领制度建立发展起来的。目前发现的西夏 150 余枚官印当中，绝大部分为二字“首领”印，文献记载中也有关于“首领”的大量内容。
可以说西夏制度渗透在西夏政治、经济、军事的各个方面，大量西夏首领官印的发现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党项人基本上每一大姓为一部落，大的部落又由诸多大小不一的小部落组成。在这样的社会组织体系下，宗族部落首领对内负责部落生产、军事等事务，对外代表部落，进行联盟等事宜，简言之就是以宗族部落为基础建立军事集团，各宗族部落首领为统帅。
李继迁、李德明父子通过与其他宗族大姓不断联姻的方式，获得其他宗族首领的支持，进而建立以李氏集团为核心的党项军事联盟。在这一时期的“首领”也仅仅是宗族意义上的首领。
随着西夏政权的建立，各项制度的不断完善，“首领”的含义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2.首领的级别
首领印占西夏官印的绝大多数，文献中也有西夏首领的大量记载。西夏军事法典《贞观玉镜统》中的记载，西夏首领有正首领、首领的区别，大量的首领印也证实了这一点，此外在《天盛律令》中，还记载有溜首领、小首领、首领、军首领等。
首领所率部落之兵，在编制上为一溜，下辖若干抄。这是西夏军队的基层单位，基本上就是一个宗族部落构成，所以，军事意义上的溜首领基本上就是部落领袖意义上的宗族首领担任。
同时首领还可以世袭，部下六十抄以上的首领，要与儿孙共同商议部落事宜，为儿孙后续继承或分立部落建立基础，亦可分拨同姓宗族三十抄给儿孙，任命其为首领。
在经过上级首领同意后，自有二十抄就可以担任小首领，十抄就可以担任监舍，小首领门槛相对较低，其职级低于首领、盈能，但高于舍监。
在庞大的西夏军队中，这样的小首领应该大量存在，官印中并没有发现小首领的刻款，我们可以推断，文献记载分为首领、小首领、大首领，仅依据部众人数而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