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觋（xí）是古代巫师们的统称，其中男巫为“觋”，女巫为“巫”。

从“巫”字的构成来看，上面一横是为天，下面一横是为地，左右两边的“人”，代表了鬼神与百姓，中间这一竖便代表了沟通天地四方的巫师。

因此，古人想要与天地、鬼神达成沟通，便需要通过巫觋。也有人说，巫同“舞”，古代巫觋以舞降神，来传递上天之意。

比如，部落中有人患病，巫要负责救治；部落中遇到难以抉择的事，巫也要给出指导性的意见；甚至，部落中的历史、文化、源流，也是由巫来保管的。

所以说，远古时期的巫、医、史、礼，是不分家的。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部落首领成了皇、帝、王，其中央集权不断加深，因此，官巫的地位也逐渐衰落。但只要还有“市场”，巫便不会“过时”。

到了汉末三国之际，以民间为主的巫觋之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其具体职能来看，巫觋虽然还是保持着神秘色彩，但已经更加贴近民众的生活了。

那这一时期的巫觋，又体现出了哪些特殊的职能呢？

01、行医驱疾

巫觋出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都对他们无比欢迎、尊敬和信奉。导致这一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便是巫觋自身具有的“医生”属性。

由于古代的卫生、医疗环境非常落后，人们一旦患病，就算侥幸活下来，也会大病一场。出于这种恐惧心理，当时的人们总是会把疾病当成是“鬼神”作祟。

曹植在《说疫气》一文中便有提及：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

当现实手段无法解决眼前的伤痛时，人们便总会将目光转移到虚无缥缈的事物上。于是，能够沟通“鬼神”的巫觋，便成了他们谋求生路的主要方式。

这一现象，在汉末三国时期极为突出。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因为从东汉灵帝到西晋武帝这段时间内，瘟疫、灾祸发生的频次，远高于其他时候。

有需求，就有“市场”。频发的疫病，让巫觋这个“职业”颇为吃相。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巫觋，开始单一向行医、驱疾这个方向发展。

从现有资料来看，这些巫觋行医的手段虽然花样百出、各有不同，但总的来说，大概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巫觋，靠的是真正的医术。

古时候的一部分巫觋，其实是有真才实学的，他们的医术代代相传，历久弥新，的确拥有很高的价值。这么说起来，这些人也算是古代医生的祖师爷。

只是在当时这个时代，尽管已经出现了华佗这样的“专职医生”，但在大部分人看来，他们的职业还是巫觋。毕竟，能活人性命的神奇医术，也是让他们感到无法理解的东西。凡是此类事物，便自然而然被归结到“鬼神”身上了。

第二类巫觋，恰好与第一类相反。

这些人，可以说是真正的“神棍”。因为他们行医、驱疾的方式，完全只是流于表面，没有一点点的医术可言。当然，不排除有极少数巫觋，真正掌握这种力量。

从他们的行医方式来看，就能窥见一丝端倪。

张衡《东京赋》中写道：

“方相秉钺，巫觋操茢，侲子万童，丹首玄制。桃弧棘矢，所发无臬。飞砾雨散，刚瘅必弊。煌火驰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

这里提及的，是一种沟通“鬼神”的仪式，名为“傩”。在当时，大多数巫觋开始行医、治病、救人之前，都要举行这种巫术活动。

这就像是“跳大神”，神秘的巫觋掌握了某种特殊的渠道，能让他们沟通到“鬼神”。在沟通成功之后，他们要和这些“疫鬼”展开激烈的“战斗”，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或恐吓、或卑微求和、或义正言辞将他们“吓退”。

王充《论衡·解除》中也有相关描述：

“解逐之法，缘古逐疫之礼。昔颛顼氏有子三人，生而皆亡，一居江水为虐鬼，一居若水为魍魉，一居欧隅之间主疫病人。故岁终事毕，驱逐疫鬼，因以送陈、迎新、内吉也。”

高明的骗术，首先要骗过自己。对此，巫觋们心照不宣，深深沉浸在这场看似滑稽而又庄严肃穆的仪式中，舞的忘乎所以。

以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病人的心理状态，可以显著影响到自身的病情。

而这种巫术活动，显然也是起到了一种心理作用。出于人们对于“鬼神”的笃信，每次巫觋做完仪式之后，他们总会感觉“神清气爽”，身体状态也前所未有的好。

由此可见，这一类巫觋行医的主要手段，还是要靠病人们的“自我安慰”。在这种环境下，不排除有一部分患者激发了求生的欲望，进而恢复过来。

就这样，这些靠着“自愈”而不自知的“特例”，就被当成了“典型”，为巫觋的名气增添了一份看似很有说服力的证据。

不难发现，这种巫觋的入门门槛，是非常低的。他们所需要的，无非就是一套专业的“服装”和“道具”，再加上一套自己编排好的“仪式”，就能正式成为一个巫觋了。

在汉末三国众多巫觋之中，除却少数真正有官巫传承的巫觋，其余大多数民间的“野生” 巫觋，不外乎如此，全靠“坑蒙拐骗”来骗取钱财。

最后一类巫觋，介于前两者之间。他们与早期的道教有些关系，其显著特征之一，就是靠“符水咒说以疗病”。

按《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记载：

“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修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

用符水治病救人，趁机宣传自己的教义，这个“传教”的好办法，太平道的张角、天师道的张修、张鲁在招揽信众之时都用过，而且取得了不俗的成果。

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免费发放的符水，应该有一定的效果。否则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多人宁愿抛弃务农，也要跟随他们。

正如前面所说，在瘟疫、灾祸横行之际，张角、张鲁等人结合了当时的“鬼神”与道教传说中的“仙界”之说，在让信徒对现实无比失望的同时，转而向往真正的“羽化而登仙”。

真话，不一定可靠；假话，不见得次次有用。只有真话里面掺点假话，才是最让人信服的。早期道教的发展，便是依靠这种巫术活动来进行的。

毕竟，他们的符水确实救了一部分人，有了这个信任基础，百姓对于他们所描绘的“极乐世界”，也自然会无比笃信。

所以，张角的太平道能席卷中原各地；其信众联合起来，甚至推倒了大汉王朝的根基。也正是如此，这类方式也是对后期巫术活动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

以致于三国鼎立之后，靠符水咒术来治病的巫觋，依旧有着不小的分量。

葛洪《抱朴子·道意》中记载：

“有一人姓李名宽，到吴而蜀语，能祝水治病颇愈，於是远近翕然，谓宽为李阿，因共呼之为李八百，而实非也。自公卿以下，莫不云集其门，後转骄贵，不复得常见，宾客但拜其外门而退，其怪异如此。”

一个民间巫觋，竟然靠符水治病引得了吴蜀两地无数民众的狂热追捧。就连一些王公贵族，也对其颇为礼遇，可见这种行医手段在当时有多么受欢迎。

吴蜀两地倒还好说，但一向打压巫觋活动的曹魏政权，竟然也对符水治病抱有一些信任。

按《三国志·明帝纪》记载：“青龙三年中，寿春人妻自言为天神所下，命为登女，当营卫帝室，蠲邪纳福。饮人以水，及以洗疮，或多愈者。”

魏明帝曹叡在听说了这个村妇的“神奇”之后，便将其请回了宫中好生供养。若不是一段时间后曹叡患病，喝了“天女”的符水没有起到效果，恐怕曹魏上下都要再度流行这种巫术手段了。

02、祭祀与解除

巫觋治病、救人、驱疾，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有着密切关系；但他们的其他职能，如解除、祭祀、占卜等，便体现出了这个“职业”背后的神秘。

“世信祭祀，谓祭祀必有福。”

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人们更愿意通过祭祀“鬼神”的方式，也获得名义、心灵上的安宁。常见的做法，就是“降神”与“视神”。

前者是巫觋通过某种手段，使得神灵俯身到自己身上，然后传递出他们的意思，这就是王充所说的“鬼神用巫之口告人”。

按《献帝起居注》记载：

“傕性喜鬼怪左道之术，常有道人及女巫歌讴击鼓下神。祠祭六丁，符劾压胜之具，无所不为。天子使左中郎将李国持节拜为大司马，在三公之右。傕自以为得鬼神之助，乃厚赐诸巫。”

董卓死后，西凉军阀李傕、郭汜把持了军政大权。因为出身问题，李傕本人对于巫觋更加信赖，甚至多次请他们“施法”降神。汉献帝深知李傕野心，但无力回天，只好遵循“神意”，加封其为大司马、持节。

这个手段，可谓百试不爽，深深影响到了后世的“传销组织”。比如清朝末年的太平天国，洪秀全、杨秀清便经常用这种手段来诓惑世人。

视神的原理和降神差不多，巫觋通过某种方式开了“天眼”，可以看到鬼神的存在，并以此传达他们的意思。

东吴的末代君主孙皓，便对巫觋无比崇信。为了寻找孙鲁育（孙权次女）的墓，他便曾请来两名巫师“视神”，“见一女人，年可三十馀，上著青锦束头，紫白袷裳，丹绨丝履。……于是开冢，衣服如之。”

解除与祭祀类似，也是要求巫觋以自身为媒介，完成“客户”的需求。

不同的是，祭祀跟多是祈福，要求巫觋与各路“鬼神”打好关系；而解除则多是驱除，将不吉祥的鬼神赶走，从而避免凶害。

比如某一处房屋中，接连出现了好几例不吉祥的事情。主人一般便会找到巫觋，请求他们施法赶走里面的恶鬼。

于是，王充又在“世信祭祀，谓祭祀必有福”后面加了一句“又然解除，谓解除必去凶”。

03、预言与占卜

除了祭祀、解除之外，巫觋的神秘职能还包括占卜预言之类的作用。

按《幽冥录》中记载：

“董卓信巫，军中常有，言祷祀求福。一日，从卓求布，仓卒与新布手巾；又求取笔，便捉以书手巾上；如作两口，一口大，一口小，相累于巾上。授卓曰：‘慎此也！’后卓为吕布所杀，后人乃知况吕布也。”

现存的一些古籍中，经常能看到一些神奇的预言，这是科学都无法解释的事。不过，这些事例之所以会被记录，倒也有一些另外的深意。

这里提到的例子，是说董卓曾预料到了自己的灾祸，但他不信，最终为吕布所杀。

结合当时的情况来看，这则预言显然是后人杜撰而来，其目的就是为了铺垫董卓“多行不义必自毙”的结局，也符合当时流行的“因果报应”之说。

除此之外，巫觋的占卜、预言职能，也经常被“运用”在一些重大决策中。

蜀景耀六年（公元263 年），姜维上书刘禅，请求部署军事力量，以防止曹魏偷袭。但“皓征信鬼巫，谓故终不自致。启后主寝其事，而群臣不知”，导致此事一拖再拖。

姜维见状，只好退出朝堂，远赴沓中屯田。

从刘禅对姜维的分权来看，他未必是受到了黄皓的蒙蔽。姜维用兵不知收敛，导致蜀国穷兵黩武，刘禅本意上是反对的。

宦官黄皓身为刘禅的心腹，为主分忧，他自然有理由借巫觋占卜之能，驳回姜维的请求。

由此可见，巫觋的占卜预言职能，更多含有一层政治意味。

参考文献：《论衡》、《抱朴子》、《后汉书》、《二京赋》、《三国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