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言路：金哀宗在即位之初的元光二年十二月壬辰日就发布诏书“草泽士庶，许令直言军国利害，虽涉讽无可采取者，并不坐罪”，鼓励金朝上下直言国家大事。
逐奸臣：改元正大后的正月，哀宗就把“久为宣宗所信，声势烜赫，性复残亥人知其蠹国而莫敢言”的秘书监、权吏部侍郎蒲察合住和左司员外郎泥旁古华山艇驰，“逐二奸臣，大夫士相贺”，同年十二月，奸臣蒲察合佳获罪伏诛，被斩于开封府门之下气褒忠义：正大二年冬，哀宗“诏有司为死节士十有三人立褒忠庙”，《金史忠义传》中列出这十三人为：马习礼吉思、王清、田荣、李贵、王斌、冯万奴、张德威、高行中、程济、姬冗、张山和另两位“逸其名”的“死节士”，为其立褒忠庙，仍录其孤。正大五年二月，“书死节子孙于御屏，量材官使之”。将在抗蒙战争中英勇战死的将士树立为“榜样”加以褒奖，与临阵逃脱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金军将士奋身效命的抗蒙决心。
备军事：正大二年，议选诸路精兵，直隶密院气正大六年春二月，诏令移剌蒲阿率忠孝军总领完颜陈和尚忠孝军一千骑驻邵州，“且令审观北势“，同时“遣白华驰谕蒲阿以用兵之意。诏枢密更给忠孝军马匹，以渐调发都尉司步卒及忠孝马军屯京西。以白华专备军须”，由枢密院专门调拨、供给忠孝军军需，并且具体到由白华负责，可见对忠孝军的重视。另外还提拔、重用抗蒙名将：正大元年三月，“以延安帅臣完颜合达战御有功，授金虎符，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事于京兆，兼统河东两路”正大六年春二月丙辰，“枢密院判官移剌蒲阿权枢密副使”六年三月乙亥，“忠孝军总领陈和尚有战功，授定远大将军、平凉府判官，世袭谋克”七年秋七月，“以平章政事合达权枢密副使”七年十月，“卫州围解，上登承天门犒军，合达、蒲阿并世袭谋克。移剌蒲阿权参政事，同合达行省事于闵乡，以备潼关。”—手提拔了完颜合达、移剌蒲阿、完颜陈和尚，这三人在金末抗蒙的战场上举足轻重，为抗击蒙古立下汗马功劳。
对西夏：金宣宗在位时集中主要力量进攻南宋，称“宣宗南伐”，在此期间对西夏主要是防御，但金夏交战的状况直到哀宗即位双方议和为止。《金史哀宗纪》记载了金夏和好的过程：正大元年十月戊午，“夏国遣使来修好”；正大二年九月，夏国和议定，以兄事金，各用本国年号，遣使来聘，奉国书称弟。冬十月，以夏国修好，诏中外”；正大三年春正月丁巳朔，“夏国遣使来贺”；十一月甲戌，“遣使夏国贺正旦”；丙子，“夏以兵事方殷来报，各停使聘。大元兵征西夏，平中兴府”；“遣中奉大夫完颜履信等为吊祭夏国使”。主要有双方互递国书约誓、称兄弟之国、互派贺正旦使等事件，这种停战和好的局面一直维持到西夏被灭为止。与西夏的和好对金来说事关重大，不仅避免同时受敌、多条战线作战，更重要的是，金朝用来牧马的东北牧场陷于蒙古和蒲鲜万奴以后，仅存的河南等地不具备繁殖优良战马的条件，金军骑兵需要的马匹供应不足，与西夏和，好之后开通的边境贸易使马匹从陕西边境输入到金朝一定程度上保持了金军骑兵的战斗力。
金在宣宗朝就曾因试图再次侵宋而积极谋划与蒙古议和，但因无法接受蒙古令金主削帝号、称“河南王”的条件而告失败。哀宗即位时，金朝面临着来自于蒙古、西夏和南宋三方面的军事压力、处于三面受敌的困境，为了全力抵抗最强大的敌人蒙古，先后与西夏、南宋和好，但由于金朝的国力和军事实力在长期的对外战争中消耗殆尽所以在对蒙战争中非常吃力，于是决定再次向蒙古请和。
《金史哀宗纪》记载：正大四年（元太祖二十二年，公元年）“夏五月丁丑议乞和于大元”；“六月戊申朔，遣前御史大夫完颜合周为议和使”正大五年（蒙古拖雷监国，公元年）“春正月庚辰，遣知开封府事完颜麻斤出如大元吊慰……十二月庚子朔，完颜麻斤出以奉使不职，免死除名”；“十二月）壬子，完颜奴申改侍讲学士，充国信使”。正大六年（元太宗元年，公元年）“金遣阿虎带来归太祖之赗”，完颜奴申也于正大六年六月，迁吏部尚书，复往。八年春，还朝廷以劳拜参知政事。”在正大四年到六年这三年间先后派出完颜合周、奥屯阿虎、完颜麻斤、阿虎带、完颜奴申等人出使蒙古请和，在当时交通不便、长途践涉的客观条件之下，从沐京到和林往返一次至少要几个月时间，而金朝在三年中派遣了至少四批使臣出使蒙古，足以证明金朝求和之心的迫切。
金及宗在多次遣使向蒙古请和遭到拒绝后只好作了一些和蒙古进行持久战争白勺准备。凭借之前进行的一系列内政、外交方面的改革，金朝不再三面受敌，现状较旦统治时期有一些好转，正大七年十月，提拔移剌蒲阿权参政事，和完颜合达在阌乡驻守，以备潼关。将精兵强将置于黄河、潼关一线严加防守，利用天险易守难攻的优势来阻止蒙古军来犯。这也造成了年一年蒙古军在大昌原、倒回谷、潼关、蓝关、凤翔、旧卫州等地数次战败失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