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松阴国体论的提出，急速推进其侵略思想的理念化和狂热化。与同时代的另一位亚洲侵略主义者桥本左内相对比，松阴的这一特点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桥本左内
左内和松阴一样，面对西方的冲击，迅速复活武士传统意识，产生了对外扩张的思想。但与松阴不同的是，他一直强调手段的合理性，并没有借助尊皇信仰。在安政四年（1858）年11月28日写给村田氏寿的信中，左内认为当时国际局势的基本状况是英国和俄国两雄不能并立，天下将干戈不休，直到英国或者俄国两者之一成为盟主。在此局面下，左内认为：“日本甚难独立。欲致独立，不吞山丹（清朝长城附近的山丹县）、满洲之边、朝鲜国，且领亚墨利加洲或印度地内，则甚不如所望。”但是，日本并无足够的实力获得上述领土，因此左内认为当下应采取的基本战略是联俄抗英，改革图强；同时拉拢美国（同意其通商、设使的要求，但是反对自由贸易，由官府控制对外贸易），侵略亚洲邻国。左内写道：“且视亚（美国）为一东藩（日本东部的一个大名），思西洋为我所属，以鲁（俄国）为兄弟唇齿，掠夺近国，此等事为第一紧要。”
日本武士
吉田松阴将美国视为要灭亡日本的头号敌人而坚决拒绝其设使通商的要求，桥本左内则敏锐地认识到俄英矛盾才是日本所处国际环境的关键。在把侵略亚洲作为积蓄实力的手段上，左内和松阴相同，但是左内显然比松阴对围绕日本的国际情势把握得更加全面，具体的应对之策也更为合理。造成两人思想差距的，除了所处政治地位不同、所获国际情报有异之外，松阴从安政三年（1856）8月以后开始不断强调其天皇中心主义的“国体论”，信仰日趋狂热，手段为目的服务的理性思考日趋衰退，无疑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其亚洲侵略思想第三阶段的代表作《对策一道》等，详细论述如何通过外交辞令让美国暂时放弃开国要求，实在是一厢情愿的空想，而松阴之所以坚持拒绝开港通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追随孝明天皇的旨意。
吉田松阴故居
总之，亚洲侵略思想在幕末日本武士之间甚为流行，松阴并非唯一。但其“国家理性”和“国体信仰”的奇异结合，使其成为近代日本亚洲侵略思想的真正“原型”。松阴在佩里来航之后逐步展开的亚洲侵略构想，有着极强的现实可操作性，体现了近代日本的“国家理性”。而其“国体论”的提出，则一方面使其侵略思想更加理念化，具有了作为宗教信仰的狂热意味，同时在另一方面也孕育了手段上升为目的的非理性倾向，为其通往昭和时代日本的超国家主义开辟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