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唐代之后,白银的货币属性不断加强,白银进入货币领域具有两重性,方面它仍是可制作贵重器饰的有价值的金属材料,另一方面它又是具有大额支付、贮藏等功能的货币。唐代白银货币主要用于租税、赏赐、进奉、贿赂、军费官俸等,以前三项为最,形制以银饼和银铤为主。
1.唐朝银饼
唐代的银饼,制作比较规范。银併重量不等,所见有十两、二十三两、四十两、五十两半、五十二两四钱等数种,分京城和地方铸造。银饼上的铭文有的凿刻,有的墨书,京城铸造的银饼铭文一般鏨刻铸造部门、人员、铸造银饼的工匠名、重量、年月等;地方铸造的银饼铭文一般有地点、年月、白银来源、重量贡纳官员职务等内容。1970年,洛阳西工区定鼎路隋唐官域遗址考古发掘出土1件银饼、2件银铤。银饼直径最长处为14厘米,实测重940克,正面刻有"通州税口银纳官朱义云贰拾叁两"的字样。"通州"位于今四川省达州市,唐时属山南道;"纳官朱义",即主管纳税的地方官员朱义;"云",或指银饼的成色或等级;"贰拾叁两是银饼的重量。
"税口银"几个字,说明了这块银併的作用。唐开元、天宝年间(713~756年),朝廷开始把应该收的粮食,折算成银两,上缴到国库。"税口银"就是地方政府将征收来的粮食折换成银两,上缴到京城的税银。
1970年,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唐代银饼22件,其中4件是庸调银饼,系首次在国内出土发现,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和考古价值。唐初庸、调原来都缴纳绢或布,开元、天宝年间租庸调制被破坏,庸调便折成银两,"凡金银、宝货、绫罗之属皆折庸调以造焉",治铸成饼。因为庸调银饼是地方缴纳给官府的税银,不能直接进入流通领域,上缴后是要入国库管理,故银併上都有錾刻的铭文,记载着进贡庸调银的县名、纪年、重量,以及负责官员、工匠的姓名,以备考察验收。
正如史书描写,"凡天下赋调,先于输场简其合尺度斤两者,卿及御史监阅,然后纳于库藏。皆题以州县年月,所以别粗良,辨新旧也"，由此可见朝廷对庸调银的重视程度。其中1件铭文为"怀集县开十庸调银拾两,专当官令王文乐、典陈友、匠高童"。"开十"应是唐代开元十年的简称,为7。怀集县故治在今广东肇庆怀集,地处粤、湘、桂三省(区)交界,既是古代民族文化交流的走廊之地,又是"海陆丝绸之路"的对接点。
洊安县故治在今怀集县西,亦是重要产银之地。怀集和安在唐时属岭南道广州,唐朝在南方实施租庸调时,其银饼就是通过海陆丝绸之路运往国库的,这也反映了当时商业和交通的发达。考古发现唐庸调银饼重量大多为十至二十两左右,其他规格很少见。但也有四十两银併面世,併上铭文为"罗江县天宝五年庸调银肆拾两专管张语李徳银匠主造"。
2.唐朝银铤
唐代银铤形制主要有三种,第一种为平首或弧首直身形,亦称笏形,第二种为平首束腰形,第三种为船形。从出土数量看,以直身形为主,束腰形尚属少数,船形银铤形制特殊,東腰,卷沿,出土极少。直形银铤有平首或弧首,一般的形体较大。银两因是称量货币,具体形状如何并不影响使用。其虽然只铸成普通的块状物,但形制、铭文、铸造、规格随时代和地域不同面有所区别具有很深的文化内涵。透过银两的外形、文字以及具体使用情况,我们可以了解到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银铤形制、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历史人物,以及它在社会经済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按照面值文量大小,唐代银铤主要分为五十两、四十两、二十两、十两、五两等几种,每两约合现在的42克。铸造地可分为京师和地方两类,錾刻铭文的内容及格式有所区别。京师所铸银铤常用铭文加以释明,如西安东郊出土乾符六年(879年)银铤正面自左向右錾刻铭文为"内库使臣王翱,文思使臣王彦珪,文思副使臣刘可濡,乾符六年内库别铸重冊两"4行32字,右側錾刻铭文"匠臣武敬容"5字,按古人读序,即首行是纪年、铸造单位、重量,后三行鏨明督造官员的职务、姓名。
各地铸造后向中央贡纳的银铤,錾刻题铭的主要内容格式是:地点、年月,白银来源、重量、贡纳官员职务姓名、工匠等。还有如"文革"期间西安市南郊出土ー枚银铤,正面刻字二行,第一行"河南府伊阳县天宝十二载窟课银壹挺伍拾两",第二行"天宝十三载五月日使光禄大夫守司空兼右相文部尚书崇玄馆大学士集贤院学士修国史上柱国卫国公臣杨国忠进。
因为银铤上均有清晰的铭文,多有述及年代的,这就为我们分析银铤的时代提供了方便。有学者详细地梳理了1949年以后出土唐代笏形银铤的铭文,逐一考订,认为唐代笏形银铤的制作、使用年代大致从中唐开元时期至唐代末期(三)唐代的金银钱
唐代开元通宝钱铸量非常大,种类很多,存世也很多,除了铜钱外,还有些金银钱出土。1970年10月,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中,出土金质开元钱30枚,银质开元钱421枚,这是我国钱币研究史上的一次重要发现。这批金银开元钱铸造十分工整,金开元钱径2.3厘米,银开元钱径2.5厘米,钱文笔画清晰,笔锋与武德开元如出一辙,只有钱径稍有差异。早在1967年8月,西安西郊西安电缆厂工地的唐墓中也曾出土过一枚金质开元钱,钱径2厘米,穿径0.65厘米,重6.7克,背上有月纹。
据考古发掘,其他地区还出土有银质开元钱,其铸造工艺同样精良,其钱文书写、尺寸与金质开元钱相像,用途与金开元大体相似。20世纪80年代,在偃师杏园村发掘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李景由墓,出土开元钱10余枚,有2枚为银质开元通宝钱。钱径2.5厘米,穿径0.7厘米。1955年3月在西安东郊韩森寨发掘出唐天宝四年(745年)墓,墓主人口中含有3枚开元钱其中2枚为银质开元。今所见开元通宝金银钱出土不太多,主要发现于唐朝的"东西两京",即今洛阳和西安地区。
这种开元金银钱并不是正用品,即不在市场上流通,它是皇帝为赏赐有功的大臣或举行庆典活动而下令特铸的,所以铸量不大,今发现极少。唐代的金银钱从典籍记载来看,至迟在唐中宗时期就已开始铸造了。
《泉志》中有这样的描述:
"景龙中,中宗出降著宗女荆山公主,特铸此钱用以撒帐,敕近臣及修文学馆士拾钱。其银钱则散贮绢中。金钱每十文即系一彩条,学士皆作却扇坠,其最近御坐者所获居多。"。
《旧唐书・玄宗纪》也记载:
"先天二年(7)九月……宴王公百僚于承天门,令左右于楼下撤金钱,许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官及诸司三品以上官争拾之。"张祜在《退宫人)一诗中对此也有描述:"开元皇帝掌中怜,流落人间二十年。长说承天门上宴,百官楼下拾金钱。"
《资治通鉴》记载：
天宝十年(751年),玄宗"赐贵妃洗儿金银钱"。
上述文献记载说明了唐代金银钱的铸造时期和用途。
尽管白银在唐代得到较为广泛的使用,但是它还没有完全承担货币的功能。有学者认为唐代确立了银本位制度,这种说法值得商権。因为当时白银作为货币使用主要是在岭南地区,是有区域性的。而且当时金银多用于赏赐和贿赂,而不是作为经常性的支付工具,还不足以成为支撑唐朝全部社会经济的货币本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