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果把学者们研究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不同的三种主要观点与我国《格萨尔》这部活形态史诗的说唱、流传、记录、整理等诸多实际情况以及世界其他一些史诗研究的实况密切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那么争论旷日持久的“荷马问题”也许能够得到解决, 至少可以启发研究者拓开自己的视野, 不要就“荷马问题”研究“荷马问题”。我们可以说所谓“荷马问题”中的“短歌说”、“核心说”和“统一说”是每一部民族史诗在其创作和形成过程中都经历的几个阶段, 均有内在的联系, 不能人为地割裂开来。
关键词：“荷马问题” 《格萨尔》 民族史诗
欧洲文学史上的所谓“荷马问题”至今尚未解决。我看问题的症结在于就“荷马问题”而研究“荷马问题”, 没有与世界多民族史诗尤其没有与活形态史诗《格萨尔》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史诗的作者是谁古希腊的着名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 还有着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 他们都肯定荷马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 但这一看法到古希腊晚期却有了分歧, 认为两部史诗可能不是出于同一作者之手。然而, 亚历山大城学者阿斯塔尔科斯则否定这种观点并提出一种假设, 认为两部史诗表现出的矛盾和差异可能是同一位诗人创作于不同时期所致, 即《伊利亚特》可能是荷马青年时期创作的作品, 《奥德赛》可能是荷马晚年时期创作的作品。他的这一看法不但被许多人所接受, 而且在中世纪和直到18世纪末的欧洲一直认为荷马既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 也是两部史诗的作者, 没有异议 [1] 。
从我国现在还健在的《格萨尔》说唱艺人的情况和他 (她) 们的说唱部数来看, 一位艺人能说唱两部史诗对他们来说是习以为常之事, 也就是说古希腊的荷马作为一位远古的诗人, 他一人能行吟《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史诗的诗行的总和才有两万七千多行, 还不及《格萨尔》一百多部分部本中《霍岭大战》一部之诗行多, 但这并不意味着一部《伊利亚特》或《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史诗就一定是一位作者。据调查《格萨尔》的分部本《霍岭大战》至少也有50多位艺人会说唱它, 而且不是照本宣科。我们从《格萨尔》史诗的艺人唱本来看, 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者之间存在的一些矛盾和差异, 不论由一位诗人行吟所致, 还是由两位诗人行吟所致, 均难以成为确立前述亚历山大城学者阿里斯塔尔科斯所提出的“一种假设”的成立依据。
1788年, 发现了《伊利亚特》的威尼斯抄本, 其中保存的一些注释促使人们重新研究荷马, 而且就荷马本人以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史诗的形成等问题展开了持续而激烈的争论, 构成了欧洲文学史上的所谓“荷马问题”。此后, 研究者将各家争论的观点基本上归纳为3类:
一是“短歌说”。主张这一说法的代表人物是德国学者沃尔夫 (1759—1824) 和他的同胞卡尔·拉赫曼 (1793—1851) 。他们认为不借助文字就不可能创作《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样的长篇巨着, 荷马时代文字还不流行, 直至庇士特拉妥在雅典当政以前的很长时间里, 史诗是以口头相传的方式保存的, 断言每部史诗都曾由若干独立的诗歌组成, 由不同的歌手们演唱, 后来经过多次整理加工, 记录成文字。
二是“统一说”。主张这一说法的代表人物是德国学者尼奇 (1790—1861) 。他认为荷马虽然使用了古代民间诗歌的材料, 但重新作了加工, 使每一部史诗服从于一个统一的布局。尼奇批驳了沃尔夫的观点, 认为庇士特拉妥当政时记录史诗的说法只是古希腊晚期学者们的猜想, 没有历史价值, 而且创作长篇史诗不一定非借助文字不可。同时还认为荷马史诗中的矛盾是微不足道的, 根本不能证明它们是几个诗人参与创作的结果, 即使是同一作者所着的作品也可能出现互相矛盾的地方 (如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 。
三是“核心说”。主张这一说法的学者是德国的赫尔曼 (1772—1848) 和基希霍夫 (1826—1908) 。他们的看法是对上述两种观点的折中, 认为两部史诗形成之前, 起初荷马创作的是两部篇幅不长的史诗《古伊利亚特》和《古奥德赛》, 后来不断得到其他诗人的补充和增添, 逐渐变成长篇, 因此史诗既有明显的统一布局, 又包含各种若隐若现的矛盾以及某些脱离布局的地方, 并明确指出有关阿基琉斯的愤怒的文字是《伊利亚特》的核心, 奥德修斯返乡的故事是《奥德赛》的核心, 其余都是后来添加的 [2] 。
我们把学者们研究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不同的3种主要观点与我国《格萨尔》这部活形态史诗的说唱、流传、记录、整理等诸多实际情况以及世界其他一些史诗研究的实况密切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争论旷日持久的“荷马问题”也许能够得到解决, 至少可以启发研究者拓开自己的视野, 不要就“荷马问题”研究“荷马问题”。
我认为“短歌说”、“统一说”和“核心说”等3种说法都是一部民族史诗在人民群众集体创作过程中所经历的几个不同的阶段, 荷马史诗是这样, 其他史诗也大致如此, 不能将其原本就具有的历史文化发展的内在联系人为地割裂开来。
芬兰的民族史诗《凯莱维拉》 (后称《英雄国》) , 神话色彩很浓, 其中的人物和故事经过几百年的口头流传,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虽然直至19世纪才用文字记载下来, 但基本内容仍保持了氏族社会瓦解时期的特征。《凯莱维拉》第一版先由采集民间流传的25首歌曲组成, 后经几年的继续收集扩大为50首,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比较完整的《英雄国》史诗 [3] 。显然, 这部史诗也是由少积多, 由短歌逐渐创作成长篇的。据载19世纪初, 芬兰扎卡里亚斯·托佩留斯医生收集了一些民间歌曲, 汇编成《凯莱维拉》的雏形, 于18问世, 后受到学者艾里亚斯·伦洛特的注意, 并从1827年开始在芬兰各地采集民间流传的歌曲, 于1835年至1849年先后编成两个版本, 史诗《凯莱维拉》第一个版本为25首歌曲, 第二个版本为50首歌曲, 从口头流传到文字记录, 历经几百年方才形成一部具有民族特色的长篇史诗。同时, 这部史诗也有它自己的核心情节——锻造和争夺神磨“三宝”, 并在描述这个核心情节的过程中也穿插着许多独立的小故事。当然, 我们不难看出《凯莱维拉》的搜集整理者们不论在精心叙述其核心情节时, 还是在有序穿插其一个又一个的小故事时, 从头至尾都有一个统一的布局, 这不是随心所欲就能奏效的。史诗《凯莱维拉》的成就过程同样也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们谁是它的作者, 那就是智慧的古代芬兰人民群众, 而扎卡里亚斯·托佩留斯和艾里亚斯·伦洛特两人仅是《凯莱维拉》的搜集、整理和编成者, 但这并不磨灭他们两人在芬兰民族史诗《凯莱维拉》形成过程中的功绩。
闻名于世界的印度两大英雄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对于我们分析探讨“荷马问题”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 尤其是在季羡林先生主编的《印度古代文学史》中关于两大史诗的论述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助于澄清“荷马问题”的珍贵史料。在这里, 我们不妨就用这些史料比论“荷马问题”中的“短歌说”、“核心说”和“统一说”。一是《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都是在英雄颂歌的基础上形成的, 这些英雄颂歌早在吠陀文学中初露端倪, 后在列国争霸时代才兴盛起来, 为两大史诗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季老说:“在《摩诃婆罗多》中, 英雄民歌头绪纷繁, 难以截然分组。而在《罗摩衍那》中则英雄民歌可以截然分为三组:阿逾陀、积私紧陀和楞伽城。”吠陀时期约在公元前1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 可见这些英雄颂歌初露端倪之早。同时多数梵文学者认为《摩诃婆罗多》大约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4世纪之间;《罗摩衍那》大约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2世纪之间, 可见两大史诗确是漫长的历史产物。从英雄颂歌 (或英雄民歌) 到长篇英雄史诗, 这是一个过程, 我们可把这些英雄民歌视为编进长篇史诗情节中的“短歌”, 没有这些“短歌”, 《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也就失去了成就的基础。二是《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虽是世界民族史诗中数一数二的长篇史诗, 尤其是《摩诃婆罗多》, 在中国《格萨尔》未发掘整理之前, 它是世纪上最长的史诗, 但它们都各有自己的“核心”故事。《摩诃婆罗多》的主线故事是由《始初篇》《大会篇》《森林篇》《毗罗咤篇》《备战篇》《毗湿摩篇》《德罗纳篇》《迦尔纳篇》《沙利耶篇》《夜袭篇》《妇女篇》《和平篇》《训诫篇》《马祭篇》《林居篇》《杵战篇》《远行篇》和《升天篇》组成, 这些“中心故事至多只占全诗篇幅的一半, 另一半篇幅是各种插话和其他形式的插叙”。《罗摩衍那》由《童年篇》《阿逾陀篇》《森林篇》《猴国篇》《美妙篇》《战斗篇》和《后篇》组成。季老指出:“从《罗摩衍那》的整个结构来看, 这一篇 (按《后篇》) 肯定是后加的。整篇故事头绪繁杂, 看不出什么连贯性和逻辑性。”当然, 《罗摩衍那》中虽有插话, 但季老也明确指出:“所谓‘主要骨干故事’, 指的是贯穿整个《罗摩衍那》的那一个十车王宫庭阴谋和罗摩与悉多的悲欢离合的故事。书中插入的那许许多多的小故事, 都不属于这一骨干故事。”可见古代印度人民群众从以许多英雄民歌为基础的“短歌”直至发展、形成以许多“核心”故事为主线进行创作长篇巨制的英雄史诗, 两者都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因此, “核心说”仅是其中的一个过程。三是不论是《摩诃婆罗多》还是《罗摩衍那》, 都有一个统一的布局, 做这项工作的则可能是毗耶娑和蚁垤, 前者大概是《摩诃婆罗多》的编订者, 后者是《罗摩衍那》的作者。季老分析后指出:“我们可以说, 《罗摩衍那》的作者是蚁垤。但是决不会是今天我们理解的那样的作者。《罗摩衍那》是伶工文学, 最初是口头流传的, 蚁垤也只能是一个伶工。他大概是在前人作品的基础上对《罗摩衍那》做了加工、整理、统一、协调的工作。除了晚出的和后来窜入的成分以外, 全书文体基本上是统一的;故事内容不能说一点矛盾也没有, 但是基本上也还是一致的。看来是有一个人在其中起了作用, 而这个人就是蚁垤。我们说蚁垤是《罗摩衍那》的作者, 只能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 [4] 因此, 我们可以讲, 两大史诗的“统一说”的工作是靠他们完成的, 没有他们的这一着意耕耘, 也不可能成就《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 但是他们“决不会是今天我们理解的那样的作者”。
中国的《格萨尔》史诗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进行系统地发掘抢救的, 迄今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 加之它又是“活形态”的史诗, 和我们离得很近, 因而可以说《格萨尔》与《格萨尔》说唱艺人的研究尤能阐明“荷马问题”。
藏族史诗《格萨尔》约有300余分部本, 除异本也有120余部, 几乎囊括了格萨尔自天界降到人间, 称王登位、南征北战至大业完成后又返回天界等全部内容, 但中心还是征战, 是正义战胜邪恶。这120余部分部本从《格萨尔》史诗结构的整体讲, 每一部分部本就是其中一首有序的“短歌”, 然而它并不像《凯莱维拉》史诗中的“短歌” (指一首歌曲) 那么短, 最短的“短歌”也有1 300或2 000余诗行, 如《安定三界》《地狱救妻》等;最长的“短歌”还有长达22 000或48 000余诗行的, 如《霍岭大战》《突厥兵器宗》等。当然, 我们还应看到, 在这些最长的“短歌”中还插有许许多多的几十行或上百行的“短歌”, 如《马赞》《弓赞》《帽赞》等之类的赞歌, 它们的穿插是由说唱艺人视情而定, 虽然随意性较大, 但并不影响每部分部本整体的艺术效果。此外, 还有把最长的“短歌”中的某一小情节从中抽出来, 然后以此为基础再独辟蹊径创作出一首新的“短歌”, 如从《霍岭大战》分离出来的《辛丹相争》长达4 400多诗行, 从《大食财宗》中分离出来的《分大食财》也长达1 400多诗行。如果我们从《格萨尔》史诗结构的整体性来看, 它们只能算作插曲, 而不能列入《格萨尔》史诗里的有序的“短歌”中。然而这些插入的“短歌”和依据某一小情节再创作的新的“短歌”却给我们提供了分析《格萨尔》史诗中一首首有序的“短歌”所形成的久远的历程。如一提到《分大食财》这首插曲, 读者便会自然地想到《大食财宗》, 因为如果没有格萨尔大王统领岭国众将士征服大食国, 也就不可能产生描述分大食国财物的《分大食财》这部《格萨尔》史诗的插曲。《旧唐书》载:“……自阿蒲罗拔后改为黑衣大食。……贞元中, 与吐蕃为 敌。蕃军太半西御大食, 故鲜为边患, 其力不足也。”贞元中约系公元799年前后。《新唐书》也载:“奚深种孙阿蒲罗拔为王, 更号黑衣大食。……贞元时, 与吐蕃相攻, 吐蕃岁西师, 故鲜盗边。”由此可见, 《格萨尔》史诗中的《大食财宗》就是反映我国唐代贞元时吐蕃与大食之战的史诗作品, 由此也就产生了《分大食财》这样的“短歌”插曲。又如前举的《辛丹相争》“短歌”, 它也是《霍岭大战》的插曲。唐代中期吐蕃称“回鹘”为“霍尔” (hor) , 先称回纥。据《旧唐书》和《新唐书》记载, 公元8世纪中叶至公元9世纪中叶, 吐蕃和回鹘发生过多次战争, 《格萨尔》中最为着名的《霍岭大战》就是以说唱艺术反映这一战争的历史事件的。在《霍岭大战》中霍尔国失败投降于岭国, 霍尔国大将辛巴梅乳孜被岭王格萨尔重用封为岭国大臣, 但岭国大臣丹玛则坚决反对, 从而也就产生了《辛丹相争》这部非有序的“短歌”插曲。这就是我所论析的《格萨尔》史诗之“短歌说”。谈及《格萨尔》的“核心说”, 不论《格萨尔》史诗的篇幅有多长, 它还是有自己的核心故事的。格萨尔诞生、登位称王到降伏四魔和征讨十八大宗等一系列说唱部本是《格萨尔》史诗的主骨故事。至于“统一说”, 《格萨尔》虽系古代藏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但一代又一代众多的着名说唱艺人, 他们才是真正的人民艺术家, 也正是他们在《格萨尔》史诗的形成过程中不断地吸收了藏族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 依据历史事件的真实艺术地创作和传承了《格萨尔》, 在“统一说”中起了关键作用。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说所谓“荷马问题”中的“短歌说”、“核心说”和“统一说”是每一部民族史诗在其创作和形成过程中都经历的几个阶段, 均有内在的联系, 不能人为地割裂开来。至此, 长期争论的所谓“荷马问题”, 我认为便可休矣。
参考文献[1]陈洪文.荷马和《荷马史诗》[M].北京:北京出版社, 1983.[2]王焕生.《奥德赛》前言[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3]周煦良.外国文学作品选 (第一卷) [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4]季羡林.印度古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来源：《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