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頫书趵突泉诗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诗书合璧：诗意化书法的最高追求
董 文
诗与书法，两种艺术都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典型代表。以诗为发端的中国古代文学是传统文化中最重要、最具活力的一部分，滥觞于古老的歌谣。赋诗、诗教在先民文化活动中占有很大比重。从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算起已有近三千年历史。而后唐诗、宋词等高峰迭起，其间“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中国又是书法故乡，从甲骨文算起，中华文化乃至整个文明是依赖文字记录传承下来的，这种流传数千年的手抄笔记自汉以后演变成书法艺术。从某种意义讲，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文字的演变、发展和书写史，也是书法的发展史。从美学本质上看，诗与书也是相通的。诗是语言艺术，抒情言志是诗的基本特征。《尚书》中说：“诗言志。”《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王国维有言：“一切景语皆情语也。”讲的都是诗的抒情本质。书法是通过笔墨书写汉字从而表达思想情感的艺术。西汉扬雄说：“书，心画也。”古人又有“心迹”“心相”“心契”之说。大意相同，指的是情感、意绪等状态下形成的笔墨痕迹。因此说，书法是情感的符号、心灵的图像、精神的迹化、志趣的笔痕，古人称其为“书意”。情达意是书法美学的基本特征，东汉蔡邕说：“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清代刘熙载在《书概》中说得更直接更明白：“书者，抒也。”“写字者，写志也。”“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讲的都是书法抒情达意的本质。然情与意难以细分，故诗与书法都是反映意志、抒发情感、记录心态的活动轨迹。至于艺术本体、妙悟、虚实处理、鉴赏通感、艺术品评等其余方面，更有相近、相通的规律和特征。两种艺术都承载着文化之道，兼具审美教育。诗与书法都是传统文化的经典。鉴赏两种艺术，都可以如春雨润物一样，由赏心悦目到移情通感，在审美愉悦中起到陶冶情操、净化心灵、进而达到高尚情感、升华精神境界的教化作用。
陆游自书钗头凤石刻 绍兴沈园藏陆游20岁时同表妹唐琬结婚，夫妻感情深厚。但陆母不喜欢唐琬，逼儿休妻。陆游屈服于礼教，不敢违抗母命，只得与唐琬分离。十年后的一天，陆游与唐琬在沈园不期而遇，当时唐已改嫁，陆亦另娶。陆游一时感慨万端，就在园中的墙壁上挥笔题写了千古名词《钗头凤》词：“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唐琬看到后感伤之余也依律赋了一首《钗头凤》“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雨斜栏。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咽泪妆欢。瞒！瞒！瞒！”此次邂逅不久这位才女便抑郁而亡。遍览中国艺术史，可发现诗与书密不可分。曾为书写唯一性的毛笔，客观上造就了众多诗书双绝的文人雅士。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即是当年兰亭雅集中，王羲之为诗集所作的《序》。其后，至于张旭、李白、苏轼、黄庭坚、米芾、赵佶、朱熹、陆游等集诗人、书法家于一身而卓有成就者，代不乏人。
宋 赵佶 《牡丹诗》帖 纸本 楷书 34.8cm×53.3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此作华丽富贵，疏密自然，用笔洒脱，线条粗细有致，笔势圆转流畅，充分表现出了瘦金书体的婀娜之美。
释文
牡丹一本，同干二花，其红深浅不同。名品实两种也，一曰叠罗红，一曰胜云红。艳丽尊荣，皆冠一时之妙，造化密移如此，褒赏之余因成口占。
异品殊葩共翠柯，嫩红拂拂醉金荷。
春罗几叠敷丹陛，云缕重萦浴绛河。
玉鉴和鸣鸾对舞，宝枝连理锦成窠。
东君造化胜前岁，吟绕清香故琢磨。
当代书法创作主流，普遍以古今名人诗词为书写内容，如此题材的选择似乎无可厚非。但细细想来，有两个问题值得反思。一则古今他人诗之意境，抄录者不可能尽数理解和体悟，移于己之笔下，行笔落墨节奏又如何与诗人心境合拍？书法的本质是抒己之情、达己之意，一个从未到过黄河，从未见过庐山瀑布的书法家，笔下功力再纯熟，恐怕也难将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疑是银河落九天”的磅礴气势、深邃意境、豪迈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二则如果书法家一辈子只是“抄录”“抄写”他人诗词，而无自己编撰的诗文，即毫无文学意义上的独创性，这还不是“文抄公”吗？这与被书法界广为讥笑的专以抄录各种名着为能的“文抄公”相比，本质上又有何区别？这种弱化书法“创作”意义而乏个人精神和文化内涵的趋势，不是当代书法的遗憾吗？虽然历代书法家都写过他人诗文，但绝非主流。尤其是宋代以降，在“尚意”书风的引导下，文人自书诗文渐成风气，这正是书法与诗词优秀传统的延续。
倪瓒《淡室诗》轴，纸本，行楷书，纵64cm，横27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淡室诗》是倪瓒为友人“宗道”所书的一首七律诗。诗中寄托了他避世索居、与白云幽禽为伴的心境。此书是倪瓒存世作品中唯一的一件大字行楷书，使用了极少见的立轴装裱形式。其书字形挺直，章法整齐疏朗。释文：欲写新诗尘满几，味我迂言淡如水。白云淡淡何从来，来伴我（此字点去）孤吟北窗里。酒味甘浓易变酸，世情对面九疑山。白云且结无情友，明月幽禽与往还。八月廿日过宗道云栖楼，命余赋子安淡室诗，因赋。是日疏雨生凉，山光满几，殊有幽兴也。瓒。
书法家自书诗可以分为三种艺术境界。一曰自然。书法家在灵感的触发下，产生强烈的创作冲动，即孙过庭所说的“偶然欲书”。此时其笔下必然是一种天真流露，唯有自然书写，书才能写得自然，艺术才能达到“自然”的美学境界。二曰自由。因是自书诗，书法家对自己的诗作是那么稔熟，此时“欲书”，成竹在胸，笔墨未落却呼之欲出。一旦落笔便如天马行空，在自由王国里任情恣性地随意挥洒，流美于纸上的必然是畅达、生动、精气神十足的书写。三曰自在。此为创作进入高境界的美感状态。书写前已为诗意心游万仞、神思飞扬，而一经以情命笔、以笔抒情后，诗书两种艺术因相互碰撞而相得益彰。写到高潮处，不禁心旌摇荡，有时会灵光闪现，如有神助，将自己平素积累的审美力、想象力、表现力如泉水般一并涌出，从而使艺术的功力发挥到极致，甚至出现意想不到之效。此时的诗情与书意已融为笔痕墨迹。诗耶？书耶？说不清楚，已经浑然一体了。
董其昌 《行书诗》轴，绫本，行书，纵256cm，横48.4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此卷书于明天启二年（16），董其昌时年68岁。据《明史》卷二百八十八记载，为修《神宗实录》，刚被提升为太常寺卿兼侍读学士的董其昌被派往江南采辑先朝章疏及遗事。他乘此奉旨访书之良机，与米万钟等好友遍览江南所藏法书名画。此幅墨迹即作者与米氏在晋陵观赏收藏家唐君俞府中三世所藏法书名画后，“书此旧作纪事”。清王澍跋称“此文敏最存意之作”。
释文：
石室奎章待访编，君家自有旧青毡。若为主藏多嗔怪，昌猒何当损俸钱。
天启二年壬戌二月九日，余访君俞年侄。是时米友石参知以万寿称贺还金华，六次晋陵集于君俞斋中，明日余复遍观君家三世所藏法书名画，书此旧作纪事。董其昌。
幅左下有清王澍一跋。
凡自书诗，都力求诗书“合璧”。而欲“合璧”，先要“和谐”。诗与书如何和谐？关键是风格统一。因“诗如其人”“书如其人”，诗与书又同出一人之手，故二者风格大体上还是有相近之处的。借用唐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对诗的风格分类，一般来说，专攻帖学，承“二王”一脉书风；擅长“意多于法”的行、草书的，自书诗的风格多表现为冲淡、纤秾、洗练、劲健、豪放、清奇、委曲、悲慨、超诣等；专攻碑学，擅长篆、隶、楷书的，因“他书法多于意”，自书诗的风格多表现为雄浑、沉着、高古、绮丽、含蓄、缜密、实境。书法风格有尚象、尚势、尚韵、尚意等诸多不同，书法家的个人气质、审美趣味亦不尽同，故帖学与碑学不好分开，诗的风格亦非专擅一种。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影响、相融相合，故自书诗除了各自主导、主体的风格外，其“自然”“精神”“典雅”“形容”的风格，可能成为共同的风格取向。
苏轼 《归去来兮辞》 卷 32 x 181.1 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请横屏欣赏）
东坡书法兼得“二王”、颜真卿、李邕、杨凝式之长，其书风充分流露潇洒奔逸豪迈不羁的气概。此卷文字意态丰腴，结体稳密，纵笔重，横笔轻，撇戈笔划，左伸而右缩，为苏字特色。
先有诗，然后书写，是自书诗的前提，书法家也应该是诗人。然当代书法家大多数为业余爱好。翰墨之外要做到能写诗、会写诗、写好诗，确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如果诗的水平与书法不相匹配，则不必勉强去自书诗，这样做反倒影响书法的美学价值。而欲以自书诗一展才华者，则必须像学书一样下一番真功夫，使自己具备与书法大体相当的古典诗词修养，再以诗意助推其书法品位和格调。现实情况是，当代书法家中能写旧体诗的不多，会写的更少，写得好的少之又少。这其实与继承三千年诗史传统的当代中国书法家并不相称，特别是书法名家、大家本应具有的传统文化素养不相配。这是一个令人遗憾却又是不争的事实，也是不完美的历史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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