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富洲等三人征服了珠峰。1960 年 5 月 25 日 4 时 20 分”
在珠峰顶峰的王富洲，双手已经被严重冻伤，他摸着黑，努力用手攥住一支黑色铅笔在“体育日记”本上写下了这句话。在顶峰极度缺氧的情况下写完这 20 多个字竟然用了整整 3 分钟。这 20 多个字是 1960 年中国登山队员首次从北坡登上 8848.13 米顶峰的唯一现场记录。
1960 年之前，来自世界各地的探险家多次从南坡成功登顶，但北坡还没有成功登顶的先例。曾在这里数次“折戟沉沙”的英国探险家得出结论：想从北坡攀登这座“连飞鸟也无法飞过”的山峰，“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人完成了这个“不可能”！
“逼上珠峰”
1955 年，中国人在苏联第一次接触现代登山运动，那时，苏联在登山运动方面发展得比较好，可是苏联没有 8000 米以上的高峰，鉴于中苏之间特殊的友邻关系，苏联提议，两国共同组队攀登珠峰。
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攀登珠峰不仅仅是向苏联学习发展珠峰那么简单，在这背后有着深远的意义：
珠峰位于中国和尼泊尔两国边境，对于珠峰的归属，当时中尼双方存在争议。划界谈判时，中方提议将边境线划在珠峰顶峰，但尼方认为珠峰完全在尼泊尔境内，与中国无关。中方曾建议给这座山起一个统一的名字，叫做“友谊峰”，但尼方拒绝接受：“你们中国人都没上去过，怎么能说是你们的？”。
1953 年 5 月 29 日，尼泊尔向导丹增·诺盖和新西兰登山家艾德蒙·希拉里从南坡登顶珠峰，成为历史上第一支成功登顶珠峰的队伍。
丹增·诺盖和登山家艾德蒙·希拉里
正是丹增·诺盖的这一创举，成了尼方在谈判中的重要砝码：中国人从来没有登上过珠穆朗玛峰，珠穆朗玛峰根本不能算是中国的领土范围。
在这样的环境下，使得中国攀登珠峰陡然间成了一项庄严的政治使命，中国不得不开始筹划攀登珠峰，可谓被“逼上珠峰”。
登山队员在途中休息
意外变故
1958 年，“大跃进”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苏联登山队员们把列宁铜像安置在了本土海拔最高的列宁峰（海拔7134米）后，在中国民间掀起了一股攀登珠峰的爱国风，200 多人联名给苏共、中共写信强烈表达联合攀登珠峰的愿望，刚刚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的王富洲通过层层考核顺利入选。
中苏两国高层意见一致，签订了相关协议。协议的大体内容为：苏方负责中方运动员的培训，并提供登山设备和部分登山食品；中方负责修通到珠峰大本营的公路，并承担苏方全体人员的衣食住行费用，还从苏方购买一架用来营救的直升机，登山时间拟定在 1959 年 3 至 6 月间。
登山指挥部由国家体委主任贺龙任总指挥，体委副主任黄中和中共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第二副书记谭冠三为副总指挥。为确保登山万无一失，贺龙把当年“塔山阻击战”的英雄团长、时任军训部副部长的韩复东调任前线总指挥。
根据协定，必须在 1959 年 3 月份之前赶修一条从日喀则到珠峰大本营的公路。为了在平均海拔 5200 米的高度，短时间内抢修一条长达 400 千米的公路，西藏工委特地成立了登山支援委员会，抢修公路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中。
未料，仅隔半年，态势急转直下。1959 年 3 月，苏联专家来到拉萨筹备登山事宜时，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拉萨叛乱。叛乱被平息后，第十四世达赖潜逃印度。
拉萨叛乱发生后，苏联以“担心引起友好国家印度不满”为由，放弃了联合登山计划。后来，中国向苏方提出，将登珠峰计划改在 1960 年，但苏联却建议推迟到 1961 年。于是，国家体委决定，仍按原定计划，在 1960 年春单独从北坡攀登珠峰。1960 年 7 月，苏联政府一纸命令，当时在中国的所有苏联专家一夜之间全部撤退回国。
中央民间上下一心攀登珠峰
苏联撤出给攀登计划造成的困难难以想象，物资极其匮乏。按照原来的约定，所有高山物资、装备和食品均由苏方提供，苏方撤出后，这些东西都只能想办法去西欧购买。但是中央决心很大，刘少奇特批了 60 万美元，派人去欧洲采购装备，用大型运输机运往拉萨。
在珠峰大本营升起国旗
为了保证这次登珠峰成功，从国家体委到登山队的每一个运动员及工作人员，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从 1958 年 10 月开始，登山队各类人员 160 余人以国家体委参观团的名义分批进藏，训练对高山恶劣自然条件的抵抗能力和冰雪作业技术。
攀登珠峰所需的物资有近百吨，达 200 多种，政府特别为登山队准备了两架飞机，并抽调大批工人完成了定日机场的修建、从日喀则到登山大本营修筑起长达 380 公里的公路。气象工作者在大本营建起的气象台，相当于一个省级气象台的规模。
毛主席曾说：“这支登山队相当于4个集团军”。当时攀登珠峰计划几乎等同于“两弹一星”计划在中国的影响。
1960 年 2 月，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正式组成，队员们来自全国各地各个行业：工人、农民、解放军、教师、学生、机关干部和科研人员，全队共有队员 214 人，他们的平均年龄 24 岁。这些人员中的部分人在苏联接受过强化训练，并成功登上了苏联最高峰列宁峰。
1960 年 3 月，登山队来到拉萨。西藏军区在保障登山队后勤的同时，还派了全副武装的一个排护送登山队奔赴珠峰大本营。
登山队员在珠峰大本营宣誓
艰苦卓绝的四次行军
虽然苏联撤出，但是攀登计划还是按照苏联人教的办法，步步为营逐渐适应，分 4 次行军完成登顶：
第一次行军，登山队前进至 6400 米高度，沿途建立 3 个高山营地，并将物资和装备运到 6400 米。另外派遣一个侦察组侦察北坳路线——这是攀登珠峰必须面对的第一道难关。
珠峰北坳，当时使用的是绳梯
完成既定任务后，队员撤回大本营休整，适应性行军过程也是考察队员体能和技术的过程。
第二次行军，登山队打通从北坳底部到顶端的登山线路，在 7007 米建立营地。不幸的是，来自兰州大学的青年教师汪玑在此次行动中因高原反应牺牲了。
按照计划，第三次行军的基本任务为侦察突击顶峰的路线并建立突击营地，如果条件成熟则相机而动直接登顶。
然而行动过程中天气突变，虽然 3 名队员在 8500 米建立了突击营地，但此次行动损失惨重，北京大学教师郭子庆因高原反应牺牲，全队共有 50 多人不同程度冻伤，包括队长史占春在内的多名主力队员不得不抱憾退出。
队长史占春在下了今年登顶无望的结论后，被送到日喀则医院治疗。韩复东眼含泪水给拉萨、北京通报情况，并下令退兵，择日撤回拉萨。而此时，南坡的印度人正在向顶峰发起冲刺。
周恩来得知情况后向贺龙下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登顶！
谭冠三随即从拉萨赶到大本营，在慰问队员后，与韩复东交谈：“听说印度人在南坡也登到了8000多米，如果让他们登了顶，咱们却半途而废，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
5 月17日，队员们在党旗下宣誓后，韩复东将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尊 20 厘米毛泽东塑像交给许竟。随即，许竟率刘连满、王富洲、贡布、屈银华等队员组成的突击队，向顶峰发起最后的冲击。
最后的冲击
在前几次行动中担任运输任务的王富洲，此时入选第四次行军突击组，组长为登山队副队长许竞。5 月 23 日，许竞、王富洲、刘连满和贡布 4 名突击队员到达 8500 米突击营地，屈银华随后亦率运输队员赶到。
按照原来的计划，4 名突击队员次日一早出发冲顶，屈银华则随突击组行动至“第二台阶”底部，以拍摄从突击营地到“第二台阶”的纪录片。
第二台阶，是指在珠峰北坡路线上 8680 米— 8700 米之间的岩石峭壁。其中一段近乎直立的5米左右的峭壁立在通往山顶的唯一途径上，这里是通往顶峰的最后一道门，也是一道鬼门关。
现在的第二台阶，已经架好了梯子
可是当他们抵达突击营地时，发现原来的两顶帐篷只剩下一顶，先期运到这里的锅碗瓢盆都不见了，没有办法做饭烧水。更要命的是氧气也不够，按计划，他们从突击营地出发时应该有 10 筒氧气，每人两筒，但因为运输当中发生问题，结果其中两筒是空的，另有几筒氧气不满。于是只好改变计划，拍摄任务交给王富洲，屈银华留守突击营地接应。
5 月 24 日上午 9 点多，4 名突击队员钻出帐篷，向顶峰进发。刚刚走出几十米远，许竞突然两次倒下，王富洲知道，许竞不行了。
自第一次行军以来，身为登山队副队长的许竞几乎每次都是担纲先锋侦察之职，为全队前进开辟道路，这让他的体力早已严重透支。
没有时间犹豫，只能赶紧让屈银华顶替许竞参与冲顶，王富洲则作为事先确定的第一代理人，临危受命担当突击组组长。
中午 12 点多，4 人来到“第二台阶”，正是这一天险，阻断了众多登山家前进的脚步，是从北坡登顶珠峰过程中最大的难题。
他们发现，“第二台阶”下半部分岩石上有一条裂缝，可容一人通过，从裂缝中间爬上去之后是一段高约 6 米的峭壁，几乎直上直下，而且光溜溜的无处下脚。消防员出身的刘连满攀爬能力最强，他试着爬了几次都未能成功，“摔得够呛，体力消耗也很大”。
最后还是刘连满想出了搭人梯的办法，屈银华借助刘连满的托举，在岩石上砸进两枚冰锥，穿进安全绳，并利用安全绳第一个爬上峭壁顶端。其他 3 人亦如法炮制，成功突破“第二台阶”。“第二台阶”的艰险远远超过他们此前的估计，他们原本计划用 9 个小时登顶，可是光通过“第二台阶”就花了 5 个多小时。而且，刘连满在此处耗尽体力无法继续前行。屈银华则为了攀爬方便脱掉高山靴，导致脚趾全部被冻掉，连脚后跟的肉都被冻掉了。
在海拔 8700 米处，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将刘连满安置在一块避风的大石头旁，继续向顶峰进发。此时天色已晚，3 人决定摸黑前进，根据天气预报，本轮好天气将于次日结束，他们必须赶在风雪来临之前登顶下撤，而且他们也没有携带扎营装备。
借助微弱的星光和雪光，最后冲刺走得异常艰难，找不到路线，只能用手摸索着往上走，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进食，3 人体力都下降得很厉害，有些地方完全是一寸一寸爬上去的，从 8700 米到登顶，上升 100 多米花了 10 多个小时。在离顶峰还有 50 米处，氧气全部用完，但他们依然没有停止向前的脚步。
最后除了夜空和闪亮的星星，再也无路可走，随着贡布的一声“不能走了，再走就到尼泊尔了”，他们这才确信已经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使命。
这一刻，是 1960 年 5 月 25 日 4 时 20 分，王富洲在这一刻摸着黑用铅笔在顶峰写下了“王富洲等三人征服了珠峰。1960 年 5 月 25 日 4 时 20 分”。写完之后，他双手已经冻僵。贡布走过来，帮他把这张纸条撕下来，放在一只白羊毛织的手套里，埋进了顶峰的细石堆里。
这次登顶，不仅仅是国人第一次登顶珠峰，更是人类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第一次夜间无氧登顶珠峰。而印度登山队，则在 8600 米高度因风雪所阻，宣告退出。
艰难下撤
三位登顶英雄，从右至左：王富洲，贡布、屈银华
他们登上了世界上最高的山峰，但是如果他们不能活着回来，是无法向世界宣告登顶成功的。
留在海拔 8700 米处的刘连满从昏昏沉沉中醒来时，发现在通向顶峰的雪坡上留下了脚印，他知道王富洲等 3 人已经上了顶峰。不知哪来一股劲竟使他又站起身来，准备好在此接应自己的战友。
当他看到王富洲等 3 人安全地回来时，第一句话就是让他们赶快用上自己的半筒氧气。当王富洲看到刘连满用生命换下的氧气，感动得落下泪来，这半筒氧气，救了 3 位战友的命。
他们 4 人在突击营地休息了一夜，第二天让刘连满和贡布先下山去报信(电台已摔坏)，虚弱已极的王富洲、屈银华慢慢往下挪，他俩在下撤途中经历了 8500 米时的迷路，8300 米夜色下的滚坠，要不是一块大石头挂住了绳子，登山队里又得多写上两个烈士，在 7500 米处屈银华踩上了雪檐，再往前一点就是无底深涧。屈银华想掏出手枪想打枪联络一下，结果枪栓没拉开，手指却冻在了枪上!
大本营队员欢迎英雄回来
5 月 30 日，英雄们终于回到了大本营，他们是被人们抬回来的。他们登顶的消息传来，举国沸腾！首都人民热烈欢迎为国争光的英雄，北京七万人集会，欢迎征服了世界最高峰的英雄。
建国后《人民日报》发过两次号外，一次是原子弹爆炸成功；另一次就是这次登顶。毛主席亲切接见了登顶英雄。
毛主席与贡布握手
王富洲上山前体重 160 斤，屈银华 154 斤。下山后，王富洲 101 斤，屈银华 102 斤。贺龙副总理去北京友谊医院看望他们时，先问了他们的身体情况，然后摸着那有名的黑胡子，意味深长地问他们："以后，还敢不敢登山啊?"
4 年后，他们的名字再次写进了最后一座 8000 米以上的高峰--希夏邦马峰的登顶名单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