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
傅斯年：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
孙中山：一只没有装罗盘的船也可能到达目的地，而一只装了罗盘的船有时反而不能到达。我宁愿利用科学仪器来航行。
严复：听中医之言，十有九误，切记切记。
曾国藩：凡目所见者，皆庸医也。余深恐其害人，故近三年来，决计不服医生所开之方药，亦不令尔服乡医所开之方药。
陈独秀：中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
梁启超：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梁漱溟：中国说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十个医生有十种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的凭准的。
郭沫若：我对于旧医术的一切阴阳五行，类似巫神梦呓的理论，却是极端憎恨，极端反对的。我敢说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
***：我提倡中医，但我从来不看中医，不吃中药。
余云岫：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
丁文江：他终身不曾请教过中医，正如他终身不肯拿政府干薪，终身不肯因私事旅行用免票坐火车一样的坚决。
刘文典：你们攻击中国的庸医，实在大错特错。在现今的中国，中医是万不可无的。你看有多多少少的遗老遗少和别种的非人生在中国，此辈一日不死，是中国一日之祸害。 但是谋杀是违反人道的，而且谋不胜谋。幸喜他们都是相信国粹的，所以他们的一线死机，全在这班大夫们手里。你们怎好去攻击他们呢？
张功耀
中医这种东西，在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不受信任。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说过的“学书费纸，学医费人”，就是建议年轻人不要学这种不受民众信任的东西。
“若无三年粮，勿可做中医”是从明朝初年就开始在我国民间流行的一句俗话。它的原话是“若无三年粮，勿可做医生”。因为当时没有“西医”和“中医”的划分，所以，这里的“医生”实际上是指“中医”。为便于读者理解，我把原话当中的“医生”改成了“中医”。
中国古代的教育体制非常僵化。教学内容和教学目的都非常单一。它们都是围绕“读书做官”展开的。在读书做官的教育体制下，读书人是非常痛苦的。一个读书人，如果读了书又不能做官，便会成为一个被社会所不齿、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废人。这意味着，“读书做官”与“读书无用”是两极相通的。要么读书做官，要么读书无用。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便成了我国古代读书人无可奈何的一种选择。否则的话，就只好去干一些看风水、测字、取名、占梦、算卦之类的勾当了。比较起来，“不为良相，即为良医”还算是读书人在读书之后不能做官一种较为理想的选择。
可是，中医不是靠读书读出来的。不仅中国古代文盲行医的人不在少数，你看现在那些被吹捧起来的“中医泰斗”，有几个不是文盲或半文盲？无论古代还是现代，读书读得好的人未必能够做得好一个中医生。
最近，我看到一些有关台湾中医状况的文献。我发现，台湾的中医生经常埋怨台湾医卫当局制定的中医管理制度，尤其埋怨中医师执业资格考试制度当中有关中医生识字水平的规定。按照台湾的中医生执业资格考试规定，在考试科目中，只要有一门考试不及30分，其它各科纵然全部满分，也被视为不合格。可是，偏偏就有一位自幼随父学习岐黄之术，在高雄颇有些名声的林姓考生，20岁丧父，以后苦读医书，连续考了，也没有闯过台湾当局组织的中医行医资格考试关。他的专门科目成绩从没有超过30分。他的国文考试成绩算是最好，最高也不过70来分，最低一次只得了40几分。这位林先生，拥有中医祖业，却因7次中医行医资格考试落败而一病不起。事情发生以后，台湾中医界借机闹事，找陈立夫先生告御状，依然无果而终。可见，手眼通天，振振有词的中医生，不仅与科学的发展格格不入，与人类文化的进步也是南辕北辙的。
由于文盲也能行中医，甚至文盲比读书人具有更强的中医行医能力，所以，台湾和大陆的中医生都不约而同地反对中医行医资格考试。既然文盲中医的行医能力胜过读书人，政府花大价钱投资办中医药大学，无疑就是非常荒唐的。
其实，中医根本就不是什么医。中医之所以能够苟延至今，除我国社会体制建构方面的原因外，就是我国医学科学和医学哲学的长期落后。其中，被中医生利用得最充分的，是中医当中那些根本经不起评价，而我国普通老百姓又每每表现出瞠目结舌的“神奇疗效”。不过，稍微有点医学哲学知识的人都知道，以下五种情形会给患者造成“治疗有效”的假象：
一、“药物”对疾病症状的物理缓解或生理缓解作用。
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缓解症状不等于治病。可是，偏偏中医生总是不厌其烦地把对症状的缓解或掩盖也当“治疗有效”来渲染。比如说，中医生用“梁上尘”（房屋梁上积累的灰尘），“血余炭”（头发烧成的灰烬），“荷叶炭”（荷叶焙烧而成的炭灰）止血，无非就是一种掩盖出血的物理效果，可是，大陆中医界至今居然还有人在研究荷叶炭的止血功能问题。
除此之外，自然界的许多物质还会对人体产生一些生理后果。典型的例子是，麻黄素具有扩张支气管的作用，对于一个呼吸困难的患者，给麻黄，可以对他起到扩张支气管的作用，因而可以缓解哮喘、胸闷、呼吸困难等症状。但是，对于诸如此类的“疗效”，现代医学必须给以重新认识方为安全。否则，某些缓解症状的措施，不但无益，而且有害。比如，麻黄当中所含的麻黄素就属于β受体兴奋剂，血压高和心脏病病人应该避免使用麻黄。用鸦片提神取得对症状的缓解也是非常有害的。更有一些中医骗子，把吃了药以后出鼻子血，解释为“大热”。其实，它不是什么“大热”，而是一种中毒症状。这样的药物生理学后果，不但对治病无益，而且还会对人体生命安全造成极大的伤害。
二、安慰剂效应。
一个医疗过程可能会在患者身上产生安慰剂效应。这是在19世纪80年代被揭示为虚假的“疗效”。20世纪70年代以后，医学界已经找到了区分安慰剂效应和真实治疗后果的方法。正因为我国医学界对安慰剂效应认识上的滞后，上世纪20到30年代展开中医存废大讨论的时候，我国的***派人士还不能正确回答中医生提出的“你说中医不科学，中医为什么又如此有效”的诘难。现在，我国的医学科学和医学哲学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只有中医，至今还没有找到进步的路径。于是，倡导循证医学，努力排除“安慰剂效应”的治疗，对于中医骗子来说，简直就是要他们的命。
三、疾病的自愈性。
人体是一个自组织系统。有一半多一点（也有人认为有90％）的疾病可以不药自愈。事实上，对疾病的自愈性，远在战国时代，我国古代的先民就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周礼注疏》关于“有病不治，恒得中医”的说法，就是我国古代先民关于疾病的自愈性的历史记录。伴随着反中医斗争的逐步深入，我国公民将会逐步加深对疾病的自愈性的理解。到那时，中医的许多“神奇疗效”就将由疾病的自愈性去解释了。
四、疾病自身的演化与治疗过程相偶合。
众所周知，人体的生理过程具有某种节律性。困顿、兴奋、食欲、性欲，等生理过程，都有这样的节律性。上个世纪30年代，观察医学在美国兴起。从那时起，医学家们从对疾病自身演化过程的观察中，陆续发现了疾病的演化也有类似的节律性。比如，疼痛就不是直线式地发生的，而通常是阵发性的，甚至周期性的。毫无疑问，人体生理过程和疾病过程的节律性演化，如果与一个治疗过程正相偶合，这个治疗过程，就会表现为一个有效治疗的过程。但是，在实际上，则是疾病自身的演化决定了那个过程。
五、观察偏见
无论是医生还是病人，在观察相应的治疗后果的时候，都会带一些观察偏见。对于态度和蔼的医生，病人的观察偏见倾向于治疗有效。同样道理，在医生看来那些“听话的”“好病人”（健壮、结实、乐观的病人），医生的观察通常也会倾向于有效治疗。医生的态度越好，医生的医术也越高，奥秘也就在这里。不过，为了确认疗效的真实性，避免医生和病人的观察偏见，循证医学倡导通过“双盲研究”做出判断。这就把由于观察偏见而导致有效治疗的误判道路给堵死了。由之，中医生“平和藏拙”的本性便会露出他的尾巴来。
以上五种原因会在医生或患者心目中留下“治疗有效”的印象。正是这些印象，在我国公民中形成了“虽然中医不科学，但中医的确有效”的错误信念。这个错误观念的存在和延续，造就了中医得以苟延的社会基础。
但是，这个错误信念要靠一些社会心理学因素来支撑。一旦遭遇实验生理学，逻辑学和循证医学之类的科学，这些错误的信念就不可能继续造就社会心理学优势来维护中医虚假的有效性了。中医之所以仇恨科学，就是因为科学经常不断地毁灭或纠正在我国公民中长期存在的错误信念，这些错误观念恰恰就是中医安身立命的根本。
正因为中医要靠由错误观念主导的社会心理因素来支撑，而不是像西医那样，依靠有说服力的观察和实验证据来赢得民众的信赖，所以，在众多的中医生当中，谁赢得社会心理优势最充分，谁就能成为最可信赖的中医生。
哪些中医生最能在民众中取得社会心理优势呢？当然不是那些刚刚从中医药大学毕业的青皮后生或黄毛丫头。“媳妇要巧，郎中要老”。不蓄几根白发和胡须，年轻的中医药大学毕业生是不可能得到民众信赖的。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一位先生曾经在《医学与哲学》杂志发表一个“调查数据”说，我国中医生的“平均成熟年龄”为58岁。其实，这个58岁不是什么“成熟年龄”，而是不到这样的年龄，中医生没有被中国公众接受的社会心理优势。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的中医师带徒弟，一般要教导徒弟“静守医业”，视“静守和坚忍为国医成功的不二法门”。
年轻的中医徒弟应该怎样“静守”和“坚忍”呢？师傅传下来的要诀是，在未成名之前要坚持“以平稳之方，治半轻不重之疾”。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个所谓“以平稳之方，治半轻不重之疾”，实际上就是以表面诚恳而谦和的医疗态度，加上温和的用药，其中不乏食品和毫无药物活性的安慰剂，争取以上五种最有可能的“疗效”。这样坚持数年、十数年或数十年，慢慢就会成为有名气的“老中医”了。有了名气和年龄，中医生就有了社会心理优势。到那时，这位熬成婆的中医生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得心应手地走江湖、赚大钱了。“若无三年粮，勿可做医生”，就这样流行起来了。
按照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某先生发表的“调查统计”数据，一个中医生要到58岁才能“成熟”。可是，一个人的一生有几个58岁呢？在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大变革中，谁愿意从豆蔻年华静守到白发苍苍，去摘取那虚无缥缈的“成熟”呢？
事实上，古代还有许多学士规劝年轻人不要学中医的言论。我本人收集的明朝学者批评中医的语录，可以作为对它的补正。读者可以直接点击下面这个网址，查看我收集的部分语录：
自从中医被***的个人专断推上神坛以降，全国中医存废大讨论之前，中医可算是在中国大陆狂妄嚣张了50多年。在这50多年时间里，中国大陆一直没有人公开批评过中医。而实际上，中医自古就有人批判。现摘录明朝一些学者的言论，以飨读者。余后旦夕有新，当随时增益。
宋代文豪苏东坡曾有名言：“学书费纸，学医费人”。这个话传到明朝，仍有人重复。时有李开先这样说到：“学医并不容易，但读书无成，及作秀才不终者，方去学医，以为安身之地，糊口之资，岂有不善为儒，而顾善为医者乎？在此不能援儒而入于医，在彼不能推医而附于儒。若是者，欲其不费人焉，胡可得哉？”（李开先：《闲居集》卷五）
“谚曰：‘秀才学医，如菜作虀’。予谓好秀才学医，则为良医、为名医、为时医；低秀才学医，只成就得一个庸医而已。凡物以本质为主，麄恶之溺器，千百年后，断不作骨董卖也。……贫贱之人，何业不可糊口，而偏以人命为尝试，其情诚可恨。”（沈长卿：《沈氏弋说》）
“余谓好秀才作医，尤是险事，盖学问聪明，尽是杀人利器也。”（按：闻启祥看了沈长卿的言论以后，进一步地做了如上评语。详见闻启祥：《庸医杀人说·评语》）
“世之以岐黄之学欺人者，投剂之不详，生人之无术。”（曾异：《纺绶堂文集·自叙〈医约〉》）
“槩多不得志于八股头者，然后勉且就此（按：指中医），卿以为救急之计，于是刀圭之间，往往半戕造化之能”。（郑二阳：《益楼集》）
“习一二儿方，则儿医焉；习一二女方，则女医焉；习一二外方，则外医焉；偷取方书数楮，则俨然大方焉，而号为大人先生。”（陈仁锡：《陈太史无梦园初集》）
“好大言者，宕医也。易惑而移者，儒医也。据方而不权者，庸医也。好自用而偾者，虐医也。挤众论以授术，而不恤人之死者，贼医也。”（崔铣：《崔氏洹词》）
“不知人病而医者，为庸医。知病而出异眩巧医者，为乱医。讲不同，信行其我者，为无权医。病可即疗，故俟其沉而后救之者，为桀医。执一方以治诸病者，为细医。更症而后医者，为无能医。观病不详，遽尔是之、疗之者，为轻医。”“庸医者不智，乱医者死，无权医者不行，桀医者不仁，细医者小医也，无能医者不能医也，轻医者多。数医皆足以杀人，故君子不道也。”（吕柟：《泾野先生文集》）
“以医为易者，不知医者也。医其名而无医之实也，无能济人而反殃人者也。”（孙承恩：《良医说》）
（中医）“试而中者十一，不中者常十九。”（邹迪光：《调象菴稿》）
“街头卖药者无数，不为病谋为食谋。
岐黄之书不经眼，但事依讬于公侯。“
（王烨：《都下赠医士沈生露》）
“今之医者有二弊，始也嗜利，终焉好名。利与名交汨于中。”（方凤：《改亭存稿》）
6月14日增补：
（欺世盗名的中医）“窃世医之名，抄检成方，略记《难经》《脉诀》，不过三者尽之，自信医学无难矣。此外，惟修边幅，饰以衣骑，习以口给，谄媚豪门，巧彰虚誉，摇摇自满，适以骇俗”。（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
（中医骗子）“不患道术不精，而患取金不多，舍其本业，专事旁求，假宠贵人，翼其口吻，以希世重”。（缪希雍：《祝医五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