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与飞机出行相比，高铁更为热门和火爆，一到节假日，更是一票难求。办公室的小姑娘抱怨说，由于工作原因，无法确定能否提早一天定票，等这几天票早就定完了。火车对于人口大国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由于父母工作原因，我很早也就与火车有了亲密接触。
外公外婆所在的村庄离焦枝线上的紫禁岭火车站大约两三公里远，通常步行要半个多小时。儿时的冬夏两季的寒暑假大都通过坐火车来回故乡与父母的工作地。
那时坐火车是开心快乐的，虽然当年的日子非常清贫。火车路程大约两三个小时，从钟祥的双河站开始，经过胡集、荆门、当阳、鸦雀岭（宜昌）到达目的地紫禁岭火车站。当然，其中还有些小站，慢车也会停站的，我已记得不太清了。那里在车上的乐趣就是观看沿途的景色以及形形色色上下车的人们，特别是在火车停站时。小站附近的人们一窝疯地蜂拥上来，向旅客们兜售他们的农家土特产如鸡蛋、自制馒头包子等，夏天里还有香瓜、西瓜、桃和梨等水果。那时，尽管这些农家土特产不贵，但对于一分钱掰成两分钱来用的我们家，几乎没有买过。
尽管当时火车票价不贵，但对于有着四个孩子的家庭，能省一分是一分。所以，在身高刚过购票临界点时的孩子也要力争享受多一次优惠。记得有一次，母亲带着我和姐姐从老家前往工作地钟祥，由于当时铁路规定一个家长每次只能带一名免费儿童，超出的要补儿童票。为了能省下补票钱，妈妈用着哀求的眼光向邻座的叔叔求助，请他在检票员来查票时将我视为他的孩子。穷人家的孩子懂事早，在检票员来查票时，我也能不哭不闹，听从妈妈的安排，得以蒙混过关。
一直到我上大学时，坐火车才坐得更远——终于可以坐到武汉去了。当时没有宜昌与武汉没有直接的线路，必须经过襄樊中转，但即便多了一倍的距离，由于凭学生证可买半票回家，我仍然选择火车。在大一放寒假回家时，有了一次火车上被偷的经历。实话实说，90年代初期，治安远没现在好，当时铁路沿线时有偷盗案件发生。那时有几个民间传说的黑点：如“火车好坐、衡阳难过”之类。印象中从武汉坐到钟祥的胡集站，大约要十几个小时，几乎是在早上四、五点左右到，而最困的时间就是凌晨时分了。一开始上车时还能通过吃点零食、看书等方式来保持精神，提高警惕，防止犯困。但人的生物钟是很神奇的，到点的就准时发挥作用，我当时就是在大约12点多睡了会，就在到襄樊站前的那个时间段，我被搜身了，学生证被掏出来放在的餐桌上。等我醒来的时候，坐对面的大叔说，在前一个站上来了七八个大汉，他们见睡着了的人就挨个挨个搜荷包（没睡的就不搜，但因对方人多势众，也敢怒不敢言）。到了下一站这个盗窃团伙就一轰而散下车。一个穷学生身上也没多少钱，而且当时也有些防范意识，将大票子放在的行李中，而只留了些零钱在衣袋里，因此，虽然被偷了，损失也不算大。但当时还是很吃惊和无奈，想到车上有乘警，这些小偷居然都能明目张胆地半偷半抢了，可见那里的治安状况之差，那时就是生活在一个车匪路霸横行的年代。
毕业那年，火车的去向已不再是故乡了，而是向自己的未来奔去。在炙热的天气离开了傍晚的江城，人贴人地挤上了奔向羊城的快车。这也是我第一次出省。前途未卜，既有对校园生活的不舍，也有对未来生活的向往，此时我的心情是复杂的。但无暇顾及忐忑不安的心情，能顺利平安到达目的地是第一要考虑的。尽管以前多次坐过火车，对拥挤程度也有一定的预期，但那天火车的超员程度仍然超乎我的想象。在车厢里的过道上站满了人，给人的感觉不是在坐火车，而是在坐公共汽车。公共汽车到处都有栏杆、扶手，而火车车厢里只有座椅靠背可扶。当然也不需要扶，因为人挨着人，人挤着人，俨然已经成为了一个整体。要作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站无立锥之地。无论是行李架还是座位底，都填满了人。站在过道上，还得小心地用脚去寻找可以落脚的地方，就连小小的厕所，也挤进去了3个大汉，要不是列车员过来将他们赶出来，那真还不知道怎么解决内急问题。就这样硬生生地站了约摸七、八个小时后，车厢里才稍微有所松动。
终于可以挪开脚步了，我瞅准了靠近车辆连接处的位置找了一个垃圾箱坐了上去。终于有所依靠了，很快，我迷迷糊糊地合上眼睡了一会儿。还好坐的是当时的最快的火车，特快列车，从武汉到广州也要15、6个小时，记得大概当时在武汉是傍晚上5点左右上的车，到广州已近中午了。这也可能是我在火车上站立时间最长的一次。参加工作的那些年，因为在铁路系统工作的便利，我再也没有经历过这么痛苦的旅程了。得益于高铁以及信息化技术的发展，绿皮火车已渐行渐远，慢慢湮没在逝去的时光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