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资治通鉴》我相信每一个中国华夏儿女都应该知道的，此书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此书是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书名是由宋神宗赵顼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司马光历时编修，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
司马光是为了巩固当时的宋朝封建政权，才编写《资治通鉴》，这就决定了此书的内容主要是政治史。因此，在编纂《资治通鉴》时，在继承前人的同时，又有所发展。他把历史的君主根据他们的才能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乱亡五类。
除政治之外，《资治通鉴》在文化、科技、经济、军事等方面均有记载。在文化方面，就学术思想来说，上至先秦的儒、法名、阴阳、纵横五家的代表人物和学术主张，下及汉初的黄老思想，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以及魏晋玄学的盛行都有记载。对于佛教、道教的起源、发展，以及儒、佛、道之间的斗争也有叙述。对西汉以来经学的发展，典籍的校理，石经的刻立，九经的雕印及流传，都有较系统的陈述。着名的文人学士及其作品也有记载。在科技方面，记载最多的是历代的历法。其他如天文学、地理学、土木建筑（如秦代的长城，隋唐的长安城和洛阳城）、水利工程（隋代的大运河）也同样有描叙。此书也注意关于经济的记载，因田赋和赋税是封建经济的首要问题。因此，它对于商鞅变法，文景之治，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等都有记载。对于军事的记载也很突出，对战争的描述也很生动。凡是重大的战役，对战争的起因，战局的分析，战事的过程及其影响，都有详细记载。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都是杰出的例证。
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作为历代君王的教科书，对《资治通鉴》的称誉除《史记》外，几乎都不可以和《资治通鉴》媲美。
但我们如果深读这部书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此书大部分内容是司马光洛阳定居时完成的。而且内容仅仅是在讲叙历史，这是我们值得注意的地方，对《资治通鉴》研究越深，对司马光了解越深刻，我们就能得出一个结论，此书没有一个字是在讲宋代，但每一个却在讲宋代，而对于历史的解读，对兴衰成败的总结，都是指向宋代的历史问题。司马光在编修此书的时候是以“稽古以至治”来编写的，而这句话的意思是先总结历史经验，然后找出治理国家的经验和规律。司马光在编修此书时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思想家，当我们认真对此书翻阅解读时，会发现书里体现出来的内容跟他讲的“稽古以至治”是恰恰相反的，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他编修此书时，头脑里已经有一套治理国家的观念，在这套观念的引导下，司马光再通过《资治通鉴》“稽古”。所以是他的政治观念，决定了他如何稽古、如何叙述历史，而不是通过稽古，另行总结一套政治观念。
《资治通鉴》中在一些政治话题都有讨论，如改革问题、君臣关系问题、女人在政治中的作用问题等，看上去是在总结历史，其实是有深刻的现实指向的，这部书就是了解宋代思想状况的一部史料，虽然它没有讲宋代。这才是它最本质的东西。
我们翻阅其它历史资料，会从中看出《资治通鉴》对于汉代文献的删减、保存，和宋代的思想背景有很紧密的联系。司马光按照自己的理念来编辑传统文献，决定什么样的文字能够进入《资治通鉴》，什么样的文字不能进入。所谓“稽古以至治”，其实是司马光以自己的观念来剪裁历史。如：
1、“王莽毒死汉平帝”，这是新莽末年起义者所编造的谣言，被司马光等人当做信史来写，是很不负责任的。
2、在记述隋炀帝西巡行程中均出现诸多失误，六月二十三日以后由张掖前往焉支山的时间提前到高昌王六月十七日到达张掖的当天。《通鉴》卷十五（汉纪七）文帝后二年：“八月，戊戌，丞相张苍免。”但据《二十史朔闰表》文帝后二年八月丁卯朔，月内无戊戌。吴玉贵着有《资治通鉴疑年录》归纳出《通鉴》纪时所发生错误，共计得出八百八十八例，可补此方面的缺失。
3、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等，《通鉴》皆不取，但对于“诗赋有所讥讽”者则采之，如卷一百四赵整作歌、卷一三四百姓为袁粲作歌。杜甫这样的人物，甚至只提到一次。柳宗元是政治人物，文学地位虽小于杜甫，司马光却把他的《梓人传》、《种树郭橐驼传》两篇大作收录起来。
以上就是我对《资治通鉴》这本书的评价，此书在历史中的影响可以说是和《史记》同为一部不朽的着作。但从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司马光编写此书的目的，为了巩固当时宋朝的封建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