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年堂”老药铺开业于明永乐三年(1405年),最初在南城菜市口大街铁门胡同迤西路北,创办者为元末明初著名诗人、医学养生大家丁鹤年。他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店铺字号,既含有《淮南子·说林》“鹤寿百岁,以极其游”之意,又取“松鹤延年”之吉语。
永乐初期,连年战乱,多地瘟疫频发。特别是永乐六年(1408年),南方暴发大瘟疫,并向北方各省蔓延。丁鹤年结合祖传验方和当时疫情,研制出“避瘟金汤”(后定名“鹤年甘露饮”),无偿赠送灾民。
“鹤年堂”所处菜市口,明代称菜市大街,为京南要衢,是外省人进京必经之地,也成为集聚与住宿首选之所,交通发达,人员密集。此时丁鹤年已73岁高龄,遂将药铺交由儿子丁文勇打理,并特别叮嘱:“医者应为胸怀仁心、医心之人,万不可予唯利是图!”
丁文勇铭记父亲之嘱托,秉承其乐善好施之仁德。当时南方瘟疫已近京城,为防止瘟疫蔓延,给过往路人提供预防瘟疫之药饮,特在药铺门口放置一口大缸,每天清早装上满满一大缸“避瘟金汤”,免费供过往的人们饮用。路人闻之,无不争先恐后。这一送,就是大半年。当时的医药名家张景岳形容“鹤年堂”赠药的盛况“世人趋骛鹤年堂”。
疫情之后,“鹤年堂”药铺门前所置一大药缸并未撤去。丁文勇依据“四时”防病之理,以不同节气,配制不同的汤饮:春时“避瘟汤”,具有清热解毒,避秽除烦之功;夏时“解暑汤”,具有清心涤热,解暑除烦之效;长夏“化湿汤”,具有健脾化湿,消食开胃之功效;秋时“润燥汤”,具有滋阴润燥,生津止渴之效;冬时“散寒汤”,温经散寒之功。久而久之,人们将这“五汤”统称为称“甘露饮”。无论是行人、小商贩、人力车夫还是官宦、权贵,只要经过“鹤年堂”门前,“任客饮用,不收分文”。丁文勇见饮者不绝,自感欣慰,言道:“药行之本就是济世行善,喝的鹤年堂之字号,扬的是鹤年堂之名声!”
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京城名医王圣一接手“鹤年堂”药铺,仍延续“鹤年堂”送药汤于“军民贫病者”之传统。时年宛平、大兴二县出现疫情,王圣一便联络京城多家药铺掌门人对源于唐朝宫廷的食疗方“秋梨膏”进行了兼收并蓄的调整,以北方润性最佳、药用价值更高的赵县雪花梨取代原方中的秋梨,由此更具生津止渴、润燥清肺、降温治疫的作用,并将其置于药铺门前大药缸旁,与“避瘟金汤”一起,供路人随意取用,持续达数月。
“鹤年堂”送药汤于“军民贫病者”之善举,历经明、清、民国,一直传承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达540多年之久,无不为京城百姓所称道,人们将这口施药之器物俗称“避瘟大缸”。据传李时珍在太医院任职时,曾到“鹤年堂”寻访,当时的掌门人曹永利特请其品饮“避瘟金汤”,而清宫御医也曾多次到“鹤年堂”品饮“避瘟金汤”,无不称好。民国十五年(1926年)夏,京城酷热,占据北京的“东北王”张作霖曾差侍卫到“鹤年堂”讨取“避瘟金汤”,以为消暑。
说到“鹤年堂”的“避瘟金汤”,还与郑和下西洋有着渊源。
据《鹤年堂养生密码》载:永乐七年(1409年),郑和奉命第三次下西洋,途经南亚、西亚诸国。这些国家属热带地区,瘴疠(瘟病)多有发生,前两次船队人员仅因染瘴疠而病死的近千人、伤者不计其数。
此次出行前,郑和多方搜寻可以防治瘴疠之药物。经友人相告,郑和得知北京“鹤年堂”药铺所制“避瘟金汤”对瘴疠之疫颇有效果,特意到京寻访。
丁文勇与郑和同为回族,一见如故。他详细向郑和介绍了“避瘟金汤”的机理、配方和功效,郑和甚为满意,随即奏请成祖朱棣,请求上谕“着鹤年堂尽速配制,以做下西洋避瘟之用”。
很快,“鹤年堂”便接到配制“避瘟金汤”助郑和下西洋的旨意,丁文勇随即配制。考虑到“避瘟金汤”熬制工艺要求高,在船上不易操作,经过反复实验,决定把汤剂改为利于携带、利于保存和利于泡制、利于饮用的茶剂,同时考虑到船员们在海上待得时间长,容易疲乏,又在方中增加了养元类药物。遂差人到京东开平镇(今唐山市开平区)订制陶壶千余,以储茶剂。
不久,千余壶“避瘟金汤”经海运送至郑和船队起锚之地江苏太仓刘家港(另传为福建长乐五虎门)。船队行程之际,船员以“避瘟金汤”防暑降温,颇有起效。据传郑和把“避瘟金汤”当做“国礼”,献给满剌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市)国王拜里米苏剌,颇受青睐。此后郑和的四次下西洋,均把“避瘟金汤”作为必备之物。
(原标题:鹤年堂:广施避瘟汤 “药茶”成国礼)
来源 北京晚报 作者 户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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