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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崛起只靠变法?商鞅:他才是秦国最厉害的操盘手

时间:2023-04-21 12: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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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崛起只靠变法?商鞅:他才是秦国最厉害的操盘手

“商鞅变法”是秦国历史上一次具有划时代的政治举措,直接激发“弱秦”向“强秦”的奋进之路,让秦国一直位列战国之巅。以至于很多人把秦能一统六国的功劳全部归功到商鞅头上,我不否认商鞅的伟大,但回到那个时代你会发现,商鞅背后的光环,最耀眼的核心是秦孝公。

公元前362年,秦献公去世后,年仅21岁的嬴渠梁继位,即秦孝公。按照影视作品的解释,秦孝公在往后执政的日子里就干了一件事——重用商鞅。

史书和后人都喜欢用“高山仰止”式的思维方式无限制的扩大这件事,却忽略了事实背后的因果论,如果没有秦孝公滴水不漏的政治手腕,谈何变法?又哪来的商鞅?

波澜不惊的权利过度。

从古到今权利交接,一直是变数最多,危险系数最高的政治事件。以和秦血统最近的赵国为例,赵国建国后12代君主中发生内乱的次数多达11次,最着名的有雄主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发起者,在权利交替的斗争中竟然被活活饿死。包括秦国自己也延续内乱妄杀的风气,别的不说在秦献公时期:

“出子二年,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杀出子及其母,沈之渊旁。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乖乱,故晋复彊,夺秦河西地。”《史记·卷五·秦本纪》

可见秦献公也是通过暴力手段实现中央集权,而秦孝公在权利接替中没有罢黜杀害一个先王大臣,更没有党派侵轧、权臣当道。他春风化雨般的缓和新旧势力,不动声色的实现权利整合。秦孝公远超常人的政治天赋,为下一步变法夯实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远超常人得政治格局。

商鞅是魏国的一枚弃子,邂逅了秦孝公后才开始开挂。相比高富帅的成长史,草根的逆袭显然更符合现代人的口味,但商鞅也无法接触到秦孝公这种层次之间的权利角逐,他没法子和商鞅一样任意离开郁郁不得志的秦国,只能在穷途中寻找出路。

这里我想再强调下秦孝公的执政年龄21岁,继位时接手父亲的烂摊子,民生凋敝,国力疲弱,河西被魏国占领几十年。秦孝公坐定思痛,于是名震天下的《求贤令》出世,除了感叹文章内容真挚诚恳,饱满深刻,我更欣赏秦孝公霸气侧漏的政治气魄。

第一,回顾祖宗基业。“昔我缪公自歧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他自己也在感叹生不逢时,以前的秦国家大业大,现在混的出不了头,除了对祖宗的怀念,秦孝公更多的是想声明自己的抱负,不想辱没祖宗基业。

第二,指责先王昏庸无能。“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秦孝公直言秦四任君主无能导致政治崩塌,如果单纯的为了招贤纳士而直言不讳,秦孝公的举动除了大逆不道,反而彰显其整顿秦国的决心和姿态。

第三,不择手段求才。“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最后秦孝公说到关键,只要能帮助秦国强大,不分国界重用人才,甚至不惜“分土而治”。秦孝公跨地域、破传统的求才方式不仅打破秦人士族观念,而且真金白银诚意十足。

“求贤令”就这样以昭告天下的方式出现在历史舞台,让人感慨的是秦孝公对天下形势的冷静认知和自我批判式的政治思维,能明目张胆的告诉诸侯各国我很弱,我想要变强。可以想象诸侯国各大媒体对秦孝公的不耻和鄙视,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不应该口腹蜜剑,绣里藏针?

事实证明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商鞅在“求贤令”的刺激下和秦孝公一拍即合,两人开始创造秦国新的辉煌。秦国在商鞅一系列的变法中,逐步改变生产关系、军事体系、勋贵制度、文化层次,终于摆脱“弱秦”,成了诸侯最强国,缔造了属于秦孝公的饥饿营销经典案例,属于秦国走向成功的光辉岁月。

这里再提名商鞅是个不世之材,历史也铭记他的功绩。而他和秦孝公的政治关系就像种子和土壤,秦孝公就是最肥沃的土地。在商鞅入秦二十多个年头秦孝公完全放手商鞅任性作为,甚至在变法和勋贵冲突的时候果断站队商鞅,包括太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以一己之力扛举国压力。

我可以确定这种互相成就的双赢关系,秦孝公秉持用人不疑,而商鞅愿意死而后已。它在政治上不同于一般君主临天下而指手画脚,反而选择任人贤而委曲求全。抛开所有的利益关系,只有秦孝公这类型的君主才能无限制发挥商鞅的能力,无限制刺激秦国奋进。

结语:纵观战国时期的强国之路,几乎都曾经有过至少一次的成功变法,如魏文侯时期李悝变法、齐威王邹忌变法、韩昭侯申不害变法、秦孝公商鞅变法、赵武灵王变法、燕昭王乐毅变法等,除了在改革上层度不同,作为或多或少,大部分变法不能从一而终,有的迫于士族压迫流产,有的变法发起者被杀害而告终,很少像秦孝公、商鞅这对搭档搞的如此彻底。

于是乎很多人质疑,商鞅也没有免俗,还不是在权利交替中被车裂?

但我们要正视史实,商鞅被秦惠文王车裂,是为了实现中央集权的另一种手段,并没有中断其变法的本质和国策。在那个并驱争先的年代,君和臣的关系,也随着国际关系而变的“只争朝夕”,朝,指的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的奋勇争先。夕,指的是能做到功成身退而安然落地。不是所有君愿意“欲传商君”,也不是所有的君有秦孝公慷慨天下,睥睨战国的傲然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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