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会做馒头，本是我们的口福。但有一次，不慎把药片“雷米封”当成糖精，做进了馒头……
寒门出孝子，我大哥就是孝子，也是我们兄弟姐妹的榜样。妈妈经常这样教育我：“你大哥15岁那年就赚钞票了，上午当学生，下午当老师，拿到津贴连夜坐摆渡船从浦东赶回家交给我。”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大哥在上海船舶学校读书，尚未毕业就受到学校领导关照，破格当起了辅导员；毕业后留校，财务室里一坐就是一辈子，直到在总会计师的职位上光荣退休。
大哥曾在少年宫美术班跟张乐平学过画，小荷初露尖尖角，但为了减轻家庭负担，选择了另一条路。大哥平时住校，每周回家一次，星期天就成了全家最热闹的日子，对我而言就是开荤，红烧肉加蛋、霉干菜烧肉、面拖排骨、咸菜大汤黄鱼等等，只在这天端上桌。
在我能朦胧记事后，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物资供应还很紧张，不过有一个印象倒很清晰，大哥回家那天，家里也会做一次馒头。那时候上海居民的大米是定量供应的，更多日子只能吃面粉，黑乎乎的标准粉掺了不少麸皮。妈妈会做面疙瘩、面条子，倘若面粉有富余，月底就做一次煎饼，两面焦黄，掰开后可见两三层油酥，嵌着绿白葱花，喷香。那时候家家都备有一只“法兰盘”（平底锅），我们家的那只法兰盘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才恋恋不舍地扔掉。面疙瘩、面条子做起来简便，与菜帮子共煮一锅，汤多油少，沉淀物更少，纯粹是图个虚饱。
大哥会做馒头，在我看来相当了不起。他有大将风度，胸有成竹，发酵（鲜酵母在南货店里有售，总是差我去买，蜡纸包装，四分钱一小块，与乳腐相似，芳香中略带酸味，我很喜欢这个味道）、揉面、摘键，一半做刀切馒头，另一半做花卷。刚刚出笼的刀切馒头真是太香了，一口咬下，舌头得赶紧躲开。花卷当然更加高级，值得剥来吃！有时还会做菜馒头，蒸好后有金黄色的菜油从收口处钻出来，不过妈妈心痛这点油。大哥吃了晚饭就要返校了，妈妈总会跟他有一番推让，让他多带上几只馒头。我有时候会提前蹿到弄堂口玩，仿佛与大哥“邂逅”，再送他一程，走到百米开外的杀牛公司，路灯渐次亮起，大哥催我快点回家，再朝我怀里塞一只馒头。
有一次大哥做糖馒头，白糖也是配给的，正好家里存货无多，那就找几片糖精片溶化后拌在面团里吧。蒸好后一吃，咦，怎么不甜？大哥找出存放糖精片的小瓶子，坏了，原来是爸爸用来治疗肺结核的雷米封。
大哥向来谨慎，没想到被雷米封撞了一下腰，这馒头吃了会产生什么副作用，他吃不准。妈妈想到了生产组里的同事杨家姆妈，丈夫是仁济医院的医生，可以去问一下。于是，尴尬的任务就落在姐姐身上，她出门时又把我拖上。我们来到太平桥一条弄堂里，二楼前厢房，满堂的红木家具，蕾丝边台布，冬日的阳光正斜斜地照在杨家姆妈身上。她挺拔的鼻尖上搁着很细巧的金丝边眼镜，正在一针一针地绣羊毛衫——这是里弄生产组里分配给每个组员的工作量。杨家伯伯正在试放几张新买的唱片，他肯定地告诉我们：馒头可以吃的，没关系。临走，杨伯伯在我口袋里装了几粒鱼皮花生，杨家姆妈则拿了三件羊毛衫包进一个小包袱递给姐姐：“回家交给你姆妈，今天夜里我们去看尹桂芳的越剧，这点‘生活’来不及做了，请她帮帮忙，到了月底我会跟她算工钿的。”
杨家姆妈一家跟我们大不一样，只有一个美丽的独生女儿，杨家伯伯收入又高，不愁吃不愁穿，杨家姆妈完全可以不去弄堂生产组做的，只是形势要求每个家庭妇女（现在叫全职太太）自食其力，走向社会，她只能顺应时代潮流。不过她领回来的“生活”常常不能按时完成，最后要请妈妈代劳。妈妈遇到这种情况心情复杂，多一点收入当然好，不过她留下的羊毛衫总是深色的，在上面绣十字花当然更费眼神啦。
我心情也是复杂的，有时候妈妈到她家里指导绣新花样，也会带上我，我就可以吃到牛轧糖、甘草橄榄，但又不能东摸西摸，最后，唉，又要让妈妈忙到三更半夜眼睛通红了。
我跟着姐姐蹦蹦跳跳地回家了，当我抢着将杨家伯伯的“鉴定报告”告诉大哥时，他松了一口气，拿起一只馒头砸在我头上。我咬了一大口，“雷米封馒头”倒是有点甜津津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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