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卫所制与鳌山卫 张方纲
朱元璋以武力定天下，在做了皇帝之后，一直重视军队建设，1368年（明洪武元年）纳刘伯温言，在军事上实行卫所制，从京师达到郡县，普建卫所。据《明史·兵》所载1394年（洪武二十六年）的数字，全国有329卫，65千户所，但其中没有列出鳌山卫和雄崖、浮山两千户所的名字。成祖时，全国有493卫，359千户所，这个统计里则列有鳌山卫及所领雄崖、浮山两千户所。1991年版《即墨县志》记载，1388年（洪武二十一年）在县东二十公里边海筑城设访，1402年（建文四年）置鳌山卫。民国即墨地方文人周至元《崂山志》亦如是说。《明史·地理·即墨》称，鳌山卫建于洪武二十一年五月，《即墨简志》、蓝水《崂山志》，清嘉庆邑人张希贤《乌撒考》均持此说。鳌山卫的建置时间历来争讼不已，其源在《明史》。
卫所的编制和上下级隶属关系是，卫设指挥使统之，编有五千六百人，卫下一般设五处千户所，每千户所一千一百二十人，设千户军官领之，下辖十百户所，每百户所一百一十二人，以百户领之，百户之下有总旗二，小旗十，大小比联而成军且划地而治。卫中设各有司，主管方面工作，如镇抚管司法，儒学管教育。卫听命于各省都司，鳌山卫属山东都司，各都司受制于兵部和都督府，山东都司属左军都督府。都督府共设前、后、左、右、中五处，它是中央统军机构，有统兵权，但无权发布出兵令，和兵部要互通情报。兵部是中央军事行政机构，可发布出兵令，但无统兵权。兵部和都督府之间相互协调，相互制约，构成了明代中央政府的军事领导体制。但卫所的一些行政事务亦受郡县领导，如教育，卫学诸生的录取名额由地方政府下达，如鳌山卫秀才录取人数由莱州府指令，有时和即墨县的名额在一起。
卫所的兵源有从征、归附、谪发、垛集等，其军籍皆世袭，以卫所维系军籍，以军士隶于卫所。
从征，最初和朱元璋参加反元斗争，一直至建立明王朝，是早期卫所军主要来源。如鳌山卫千户张深、浮山所千户张清，就是元末在徽州参加起事的。
归附，投降的元军，及元末群雄诸部的俘虏。
谪发，即谪发充军者。
垛集，用垛集法征集军人。所谓垛集法就是以三民户为垛集单位，其中一户为正户，当兵，其他两户为贴户，帮贴正户，若正户军亡故，以贴户壮丁补，后又修订为正户、贴户轮流服役。譬如即墨于家庄于氏在家族内垛集，自洪武中至万历中，凡七代轮流为正户、贴户。万历二十一年时，于守宗在兴州（今辽宁兴城）右屯卫为军户，派老军杨化来即墨敛取“军装盘缠”，正月二十六日，于氏族人贴户于大效趁酒杀死杨化于鳌山卫城北石桥子沟，取走所敛白银二两八钱，抛尸大海。伤兵及老弱病残亦常转为民户做贴户，如屡次北征漠北归来之部队中的伤老病残者，途次山西时，多集中于洪洞县，领取木质火字的执照，分赴河北、山东等地，得到五十亩地，一头耕牛，为民户。这些退伍军人及其后裔，称自己老家在山西洪洞县。
除上述外，还有募兵，在一些突发事件中，卫所兵员不足，可选地募兵，如永乐中，鳌山卫奉命对唐赛儿农民起义军作战，曾在周边郡县募兵，即墨泉儿头某村民应募入伍，以军功获物质奖，退役成小阜。此法明前期仅为权宜，后期兵员大量逃亡，卫所彼弱，募兵制代替了卫所军，所募军士无军籍，属民户，服役供自身，不传世，退役后仍为民。
卫所的主要任务是打仗，沿海诸卫多为防倭而设，每百户置战舰两艘，游弋海上，颇具战斗力，保卫了沿海安全。也对内作战，一旦有警则兵部发令，五军都督府遣将领卫所兵作战。永乐中，鳌山卫指挥王真受命率部战唐赛儿农民起义军于诸城，获胜，遂进京献俘，升任山东都司副职，此正鳌山卫鼎盛时期，后渐衰败。正德六年（15），河北刘六起义军游击山东，下二十余城，平度亭口、即墨营（今北安街道办事处营上村）相继被破，鳌山卫已无战斗力可言，兵部只好调延绥等地“外四家”军队参战，正德七年大年之夜，“外四家”军队忙于备战，而当地卫所军队忙于过年吃饺子，“大年五更吃※※，没有外四家”由此而生，历久，成谚语，且多歧意。
除作战外，卫所军队也承命修河、防汛、建筑等。每次黄河决口的突修任务，多以卫所军为主力，鳌山卫多奉命去云梯关（在今苏北滨海县）黄河入海口处治河。修河中军士往往大量逃亡，一因工作艰苦，二是场面分散难以管理。
在无战争和其他突击性任务时，卫所军则进行军事训练和军事屯田。所谓军事屯田，就是以军隶卫，以屯养兵，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个军士授田五十亩，称为一份，给耕牛农具。每份纳足粮十二石贮屯仓，听本军支用，余十二石上缴，作为本卫所官军俸粮。也有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专业军屯，如煎盐，当时称灶户，浮山所设有灶户屯，址在今城阳。所谓守城，就是巡逻和军事训练，军训中分单兵动作和合同战术，训练成绩按时检阅，还要把部队开到北京进行检阅，这叫京操。明初对京操还认真，到后期，部队开到北京后，尽为达官贵人提供廉价劳力，倒不重视军训检阅。田横砚、窝洛子鱼缸曾随鳌山卫京操人员进入北京。
卫所军官和士兵的待遇。
明代军人的身份证明叫《军籍勘合》，上载军人的从军履历，调补卫所年月，随军家属数目，其副本由上级机关存档。
先说军官。明制，武官分六品，每品分正从两级，共十二级，散阶三十，这是军衔，和品级有蝉联式的对应关系。卫所各级正职军官职衔薪俸情况如下：职务百户，品级正六品，散阶初授昭信校尉，升授承信校尉，佩狮形铜牌，俸十石。千户，正五品，初授武德将军，升授武节将军，佩麒麟铜牌，俸十六石。卫指挥使，正三品，初授昭勇将军，升授昭毅将军，佩虎形铜牌，俸三十五石。此外，各级军官月口粮一石，洪武时官俸全给米，成祖时米俸兼支。“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明史食货志》如此说。
再说士兵的待遇。卫所军士居有月粮，行有口粮，马军月饷二石，步军总旗一石五斗，小旗一石二斗，军士一石，阵亡伤亡丧费一石，在营病故者半之。月粮之外，又有月盐，有家口者二斤，无者一斤。粮多的卫所八分支米，二分支钞，粮少的卫所则粮七钞三。两京及京都卫所全支米，因折钞时米价极力压低，因而军士愿要米而不要现钞。发到饷米后再到市场粜出，价格要高的多。鳌山卫军士领到粮后也到附近集市如即墨城、王哥庄等地卖出，当时坊子街有家碾坊，其原粮多来自饷粮，因其籴米价格公道，且均按军粮袋上所标份量，不再称量，这样军士都愿把米粜给他，后因经营致富，舍宅为财神庙。
卫所的军户、民户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职业，甚至不同民族，这样，卫所之设在客观上起到了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口融合的作用。
经济和生产技术方面的交流。金华籍军人利用云贵卫所的生猪制出流传至今的“宣威火腿”。江南籍军眷将漏花印染技术带到贵州，形成苗族印染。即墨东乡粉垣黛瓦的建筑风格，酷似徽派民居，这与当年卫所工匠不无关系。
文化方面。徽州傩戏随卫所进入贵州，并得以保留，在徽州则已失传。即墨东乡以面具扮耍，其传统节目《唐僧取经》《百兽率舞》与同名节目的贵州傩戏在道具和扮相上何其相似。再如“永乐扫北”的故事，以鳌山卫军人为载体由外地进入即墨，即墨没有发生过永乐扫北的事，但外来的许多参加过扫北的人，他们讲述了扫北的故事，被后来的即墨人附会到即墨身上，又困惑了后来的即墨人。
卫所使人口、民族得以融合。湖南某氏族谱称，其始迁祖原居江西吉水八都镇，后参加明军，在大罗镇（今西双版纳）驻防时，娶民族妻子，后换防湖南卫所。我们的莱州府同乡，现台湾闻人李敖在《我的自传》中说，他的远祖是乌撒卫苗民，明初迁来山东。鳌山卫、雄崖所、浮山所也不例外，调来的军户、民户中，均携有少数民族，有的则为多民族家庭。一年之中按不同民族习惯过几次年。即墨有传说，高祖公每年十二个月，高祖婆每年十个月（彝族使用十月历），说明有即墨先祖曾娶彝族女。这些长相、服饰各异的少数民族，被即墨土著指称为“昆仑奴”，这是当时对外佣的泛称。昆仑乃巴比仑竖写的误读，古巴比仑曾设国际性奴隶市场。
卫所与地方的关系。
卫所与周边郡县的关系，各有特点，不能一言以蔽之，今就鳌山卫及所领二所与即墨地方的关系举几个实例，以窥其一二。
防辽问题，当时辽东半岛的所谓辽人乘船而来，抢掠财物，有的甚至在田横岛定居，不时上岸骚扰居民，即墨县颇感棘手，要求卫所协助解决，但一直推诿：“我们是防倭的，不是防辽的。”为此，万历即墨知县愤然为文：“夫倭患说不长，御辽又不任，则国家竭百姓膏血以养官军，谓何鼠窃狗偷辈，且束手不能，而愿得招抚，脱倭夷突至，何以御之？”
正德壬申之变问题。正德七年（壬申）河北刘六起义军游击山东，攻打即墨县城，知县高允中向卫所报警，卫所强词夺理，坐视不救，兵后却又对百姓大耍威风，趁机征兵伸手要钱，对此，蓝田啧有怨言：“营卫四城屯疲兵，仰食于我鞭衰※，新扭游手才弯弓，防秋即予千金丰。”
通商问题。即墨沿海大小码头颇多，宜于通商，以金家口为最有利，鳌山卫查之甚紧，而相毗邻的灵山卫，却允许胶县的商船出海，相形之下，即墨颇多微词。
此外，在县卫交界处，因军民杂处，两不管，易生奸宄，研究处理时，意见难以一致。即墨县所行保甲编民，卫所军户作梗，即墨的一引起些作奸犯科之徒，常匿于卫所，受庇于某些军官。还有县学、卫学在秀才的录取名额上也常攀比，矛盾百出。明中期以后，即墨的一些豪门大族在崂山修建山庄别墅、宫观寺院，只小贿于军官，则无偿役使军士，士兵则把怨气洒向即墨地方，恶化了军地关系。
卫所制随明王朝一起走进了历史，清初还是划地而治，至雍正年间先后裁归地方，鳌山卫和雄崖、浮山两千户所是于雍正十二年（1735年）并归即墨县的。
（作者系胜利油田退休干部，原籍即墨市窑头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