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云栖阁主
序：吾国史学的田野调查很可能肇端于司马迁
“史识已如雨中萤焰，明灭几微。马迁奋笔，乃以哲人析理之真通于史家求事之实，特书大号，言：前载之不可尽信，传闻之必须裁择……”
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对司马迁辩求史实的精神及其方法给予的高度评价，历来多被征引。这些评价里隐含着这位博学鸿儒对史传文学理论的清晰洞见和深刻认识，具有“昭若发蒙”之功用。
钱锺书先生所看重而激赏的司马氏精神，概括而言，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以哲人析理之真通于史家求事之实。这是就史学态度而言，即将治史学的严谨态度提升到治哲学的高度上来，这是钱锺书先生打通文艺学科理论中的重要一环，惜乎并未引起更多人的鉴识和重视。
第二，前载之不可尽信，传闻之必须裁择。参之“盖知作史当善善恶恶矣，而尚未识信信疑疑之更为先务也 ”，可知钱锺书先生虽不以史家见长，但具有史家的卓然之识。两语皆关涉治史的方法论问题。“裁”当然是“裁定”，“择”当然是“选择”。二义醒豁通畅，但行之也难。裁定的方法论里究竟包含哪些内容，钱锺书先生没有深入和展开，历来史家虽然操持各异，但一定有一以贯之的通用方法如田野调查被奉为圭臬。
第三，卓识巨胆，洞达世情。这是讲作为史家需要具备的思想境界和眼光，此点也最为难得。钱锺书先生不吝用最好的语言来赞美司马迁，认为其“卓识巨胆，洞达世情，敢质言而不为高论，尤非常殊众也。夫知之往往非难，行之亦或不大艰，而如实言之最不易;故每有举世成风、终身为经，而肯拈出道破者少矣。 ”这样的境界和眼光，让司马氏的史传文字往往精准而深刻地洞悉了人性，使他的文字但凡涉及到对人性的烛照，即便在今天也能经受住考验，因此，我们似也可以理解为这是司马氏作为史家在思想境界和眼光上的先验。
另外一个方法论上的先验，来自于司马迁的二十壮游，这可看成司马迁为将来的太史令使命做精神上的准备。在《太史公自序》里，他写自己“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田野考察的足迹跨越了陕、鄂、湘、赣、苏、浙、晥、鲁、豫等九省区。行程近三万里，历时二、三年。在这次影响深远的二十壮游里，司马迁以史家的自觉性和敏感性，搜求遗文古事，足勘山川风物，并多与当地乡民交谈。其中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察看历史遗迹，印证历史记载，为写作《史记》作准备。
二十壮游之后，司马迁很快又有了一次田野考察的机会。“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其地域大致包括今日云、贵、川、陕、甘等省，具体位置据考证可能是今日四川宜宾以南、成都以西以北的少数民族地区，这也为他在《史记》中首开民族史传奠定了坚实的田野基础。
这极有可能是中国史学田野考察的两次起源，在人类学科还没有任何萌芽的迹象并得到确认的先秦时期，司马迁的实地考察为后世文化人类学做出了很好的示范。在相隔了漫长的世纪之后，在今天得到确认。钱锺书先生所谓“吾国之有史学，殆肇端于马迁欤? ”，可能也隐含着一个更为有价值的史学论断，即史学的田野调查，肇端于司马迁。
基于人类学概念而提出的田野调查，最早是英国人哈登(A. C. Haddon)提出的，但或许更早于他之前，就有博物学家、动植物学家将“野外作业”(field work)作为其开展学术研究的有效手段之一。从时间点来看，司马迁的“野外作业”很显然早早领先于前。因此，我们也不妨用博物学和地理学而非后来的人类学观点来看待司马迁早期的田野考察。
中国田野调查的理路和方法
按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黄剑波的回顾，到了19世纪末期，由于大学体系的发展，田野调查对“摇椅上的理论家”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批评，“实地调查也成为越来越被认可的研究材料来源……进入20世纪之后，这种趋势得到进一步发展。 ”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推动的“田野调查革命”为后来的田野调查工作提供了三个具体的要求，被称为“田野调查的三大基石” ：其一是“学者理所当然必须怀有科学的目标，明了现代民族志的价值与准则” ;二是“他应当具备良好的工作条件，主要是指完全生活在土著人当中而无需白人介入 ”;三是“他得使用一些特殊方法来搜集、处理和核实他的证据。 ”
将这“三大基石”和钱锺书先生所推崇的司马迁史学态度相比勘，不难发现它们的异同之处。第一，马林诺夫斯基所谓“学者目标”，其实和司马迁所持有的史学态度切近;第二，马林诺夫斯基所谓搜集、处理和核实的证据，即司马迁所谓的“前载之不可尽信，传言之必须裁择”。而马林诺夫斯基所未谈及的，恰好是钱锺书先生最为看重的治史核心，即作为史家需要具备的“卓识巨胆，洞达世情”的能力和眼光。人类学科的发展看起来是一种进步，但在史学上反而限制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思维，加之缺乏对中国上古史学、尤其是司马迁田野调查的了解，他的三大基石在史学上难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但人类学随后发展起来的田野调查方法的系统性显然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司马迁的史学先验更多隐藏在史家的意识里：“爱德华?埃文斯-普里查得(E.E. Evans-Pritchard)所开创的现象学进路(PhenomenologicalApproach)为诠释原始部落的心灵世界打开了新局面;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采用深描(Thick Deion)的手法，事无巨细地描述与记录调查对象;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从语言学受到启发，创立了影响深远的结构分析(Structure Analysis);莫里斯?布洛赫(Maurice Bloch)从认知人类学的角度提出了文化图式(Culture Schema)。这些理论都成为传统田野调查的重要补充 。”到这里，较为系统性的基于人类学学科标准的田野调查方法已渐臻完备。
这样的完备当然具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抛开人类学给予田野调查的桎梏，仅从历史和文学两个方面来观察，中国的田野调查尽管也不免受到西方思维的影响，或者说受惠于西方的贡献，但自有其中国的理路和方法。即从思想高度而言，中国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早就意识到“田野调查”应不局限于具体的地理场域。费孝通先生的观点颇资证明。他指出，“人文世界，无处不是田野” 。这种学术指向，既有空间的维度，也有时间和历史的维度。因此，中国学者从历史和文学角度进行的田野考察，大可不必完全照搬西人的思维，而应注意中西的打通和结合——这当然也是钱锺书先生所坚持的学术态度。
以《踪迹史》为样本
藉由对田野考察的历史的梳理，尤其是中西方法的比较和融通，我试图为当下作为历史的文学书写和作为文学的历史书写，寻找到一个标准的田野调查范例——即作为历史的田野调查的文学样板。蒋蓝先生的《踪迹史——唐友耕与石达开、丁宝桢、骆秉章、王闿运等交错的晚清西南》适时地进入了我的阅读视野。从最初《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的文学与史学的混合命题，到最终完全的历史学命题，“踪迹史”作为 “历史的田野调查”的命题式标准写作由此得以确立。
作为读者，我的不幸或许在于，我并没有看到过最初的《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但这种不幸某种意义上也成全了我的幸运：即对文学与史学的混合命题的直接过滤而完整地、干净地、纯粹地进入到《踪迹史》的史学命题。从蒋蓝在《踪迹史》当中所涉及的田野调查区域来看，它几乎非常神奇地重合了司马迁的第二次田野考察范围，即宜宾以南以及成都以西、以北的少数民族区域。《踪迹史》的田野考察重地，即今天的云南昭通市，这里生活着数量庞大、族群清晰的回族人。这种田野调查区域的重合，可看成是蒋蓝作为治史来者对史学先祖的精神致敬。再进一步细分，蒋蓝深入到昭通的回族人聚居区域、尤其是乡村开展历史的田野调查，则不难看出他对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中“少数民族比汉人社会似乎更有人类学价值 ”以及“乡村优于城市”的认同。这种中西融通让《踪迹史》当之无愧地成为历史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的文学样本。
具体而言，《踪迹史》的样本意义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将历史的田野考察定位于文学的田野考察
“在写作过程中，我希望用一种‘文学田野考察’之法，成为文学侦探，去追寻唐友耕的踪迹，用他的踪迹来盘活四川处于‘多事之秋’的断代史，纳历史考据入文学叙事…… ”这种文学的田野考察，蒋蓝表述为“向山河与民众求知”，他认为他“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官场文牍、稗官野史、江湖切口、烟帮密语、袍哥茶阵、天府客家用语等构成的专属空间与特定时间” 中，“竭力成为一个文字/文学的福尔摩斯 ”。这种求知并非淡化历史所占有的高度，而是高度消化基础的历史记载之后的一种写作倾向——既避免因为基础的历史记载把握的不实造成文学书写的蹈空，又避免文学书写的主观情绪影响对历史素材的统合。“重视历史逻辑但又不拘于史料细节;重视与文学想象但又不为历史细部所掣肘。”蒋蓝在充分收集、阅读了上百种志书、文史资料之后，深入到“江安县、长宁县、兴文县、高县(含庆符县)、水富市、盐津县老鸦汤、大关县、鲁甸县以及西昌市、乐山市、雅安市、犍为县、名山县、洪雅县、丹棱县、眉山市、青神县、石棉县等地，单是横江镇和安顺场就去过三次。”这样的收集、阅读，使他的田野考察经得起任何严肃的历史学检验，也因此让《踪迹史》作为历史的文学书写有了宏阔的气象，“人迹”、“史迹”与“踪迹”的互嵌使《踪迹史》跳出了个人传记的历史局限，而在四川官场史、军事史、民俗史、植物史、道路史、城建史乃至风化史上，都有了清晰的呈现。在历史主干上细腻地照顾到这么细致的历史线头，并借助于田野考察完善了它们的枝叶生长，这是《踪迹史》作为文学样本最为难能可贵的一方面。
二、以信信疑疑为要务，注重对历史传闻的裁择
这关涉到非虚构写作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踪迹史》中，无论是故宫档案，还是珍贵老照片(这当然是司马迁时代所不具备的证史条件)，都成为他辨析历史真伪的方法。自然，调动这些档案和珍贵老照片的能力，也成为其中的关键——这往往取决于作者的坚持和勇气。蒋蓝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在最贴近真相的民间语境里逼视事态，为读者修建一个呈现事情、凸显真相的平台 ”，这是他努力想要达成的目标。他有“打捞、复原已经被严重妖魔化的历史真相的紧迫感”，如对石达开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他在四川、云南、贵州三省的传说和史料记载中，发现了人们对石达开“怀念、赞美的多”，这种传说和史料中的怀念与赞美，也因此最后融入到他的文本中，成为他对历史传闻裁择之后的理性选择——尽管这样的选择并不一定会为所有读者认同。
对“四重证据法”的娴熟运用，也同样成为蒋蓝判别历史信信疑疑的重要方法。在《踪迹史》里，蒋蓝对学术标准意义上的传世文献、新出土的文字材料(甲骨文金文和竹简石刻等)、口传与非物质遗产等民间活态文化、文物和图像这四重证据进行了符合他田野调查实际的调整，对稗官野史的重视、特别是引用很多不见于史料的碑记和当地老人的口述成为他推演“踪迹史”的重要方法，他让这些证据跳出史学的霸权主义，和其他证据参照、互证与检验以及辨伪，以此突破传统史学研究单纯依赖传世文献的局限。进入到田野中，他很快发现很多文献记载是有问题的，即便是史学权威，也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他们习惯根据纸上的材料进行历史的推演。比如《踪迹史》中谈及石达开渡河的一个点位问题，很多文献记载是错误的，安顺场和紫打地是两回事：因为那里曾经发生过地震，后来出现过大滑坡导致河道改道。蒋蓝也因此坚定地意识到：民间的东西并不是不科学，不能因为没有专家的认可就被证伪。
事实上，很多历史证据的确认也通常如此，需要某个大人物或权威人物来定位——他们由此成为历史的话语霸权，但霸权也并非意味着没有错误。石达开兵败紫打地而非安顺场，《踪迹史》中提出的证据即源于民间的口述。蒋蓝以此来反抗历史的话语霸权，这样的反抗精神，在《踪迹史》中所见皆是，如，蒋蓝写到石达开在横江镇举行的一场誓师大会，这是不见于任何记载的一件大事，这也是老百姓回忆的，蒋蓝认为这值得采信，原因即在于它完全符合石达开在战前要进行一次作战动员的心理动机。当然，也会有人说这是孤证，很难有其他证据和它形成一种互参关系。那么，孤证是不是就没有意义，或者没有价值?蒋蓝认为它们是有价值的，所以，他才非常正式而且隆重地把它们请到了《踪迹史》中来。
三、对“踪迹史”的大胆提出和文本实证
“历史即是‘人迹’铺成……探寻历史运行中个体生命的‘踪迹’，自然成了我的着手点，尽管汲深绠短，我当勉力为之。” 。蒋蓝提出“踪迹史”这个史学与文学结合的新鲜概念，至今尚未引起重视。这是我认为蒋蓝神合了司马氏精神的又一个例证，即钱锺书先生所特别推崇的作为史家的“卓识巨胆”——尽管《踪迹史》还不足以让蒋蓝成为史家，但其史学概念的创造性提出以及《踪迹史》作为“踪迹史”的文本实证意义不容忽视，其价值在将来一定会被证明。他在《踪迹史》修订本自序里论述所及的“踪迹史与传记的分野”，可以作为“踪迹史”这一创造性概念提出的学术支撑——尽管目前还仅限于他的夫子自道。他的卓识在于，通过踪迹史，带出更为宏阔的官场史、军事战争史、执政史、民俗史、风物史。他通过《踪迹史》这个目前唯一的实证文本，让自己的“踪迹史”渐次成型，并让其个人踪迹和历史的踪迹打成一片，由此，这部“踪迹史”也成为作者个人的观念演变史和个人成长史，即“我的历史”：
在尽量坐实人物的历史时空坐标之余，更为关注其行踪涉及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以及与之相交错的人际兴衰、风物枯荣;它偏重个人化视觉与文学叙事，使用的材料往往是宏大历史叙事所不屑的稗官野史与民间口述……
这个渐次成型的“踪迹史”还有一个隐伏在文本中的“踪迹”，即情感踪迹。对此，蒋蓝如此陈述，就是他认识和了解一个人，跟他产生了情感。置言之，即他经过深入地了解了唐友耕这个历史人物，他便和唐友耕产生了某种深刻的情感。情感踪迹和空间踪迹交互作用，便构成了作者观察、分析和还原历史人物的方法。他认为，唐友耕的空间踪迹，和他对唐友耕的情感踪迹，在调查和写作过程中交合成一根辫子，合力完成了对一个断代史的反推。
单从空间踪迹的推演方法来看，蒋蓝的实证文本也有很多可贵的先造价值。《踪迹史》中涉及的人物踪迹，涉及到田野调查中无数的空间点位转移，涉及到大量当地的风俗、地理学知识，还有物产，蒋蓝不嫌累赘，都把它们纳入到“踪迹史”的考察范围，这当然会让很多读者产生阅读的顿挫感，觉得作者的书写太过庞杂，甚至会认为这些繁枝和主干之间并无很高的关联度。比如涉及到高县的兰花问题、紫打地为什么是产蔬菜的地方等等，蒋蓝在文本里给出了合乎逻辑的解释，这种解释，即是空间踪迹和情感踪迹的交互作用。历史人物行走的地带，必然构成了一个风物地带、民俗地带，这些风物和民俗让踪迹的考察更丰厚，更值得信任，这就跳出了简单的只是根据历史人物的传记进行对应踪迹考察的考证方法。事实上，一般的传记自然不会涉及到蒋蓝在《踪迹史》中大费笔墨书写的风物和民俗。如他写大坝高装，这是一个国家级的非遗，根据当地的记载，这个非遗跟石达开妹妹死在兴文县有关系，为此，蒋蓝不惜笔墨将其打捞出来。为什么要这么做?蒋蓝为此显然经过深思熟虑。这个考虑，即他在“踪迹史”这个创建性写作里提出的一个崭新命题：空间转移的踪迹和情感转移的踪迹构成的“踪迹史”，能否盘活一个断代史?
为将他所讲的“踪迹史”区别于德里达的“踪迹论”，蒋蓝也申明，他所谈论的踪迹是形而下的，是肉身化的，接近刑事案件的侦破术。“踪迹在此既是进入事件主体过程的物质线索，同时也是衡定历史的物证。 ”不愿被西方思维束缚的态度昭然若揭。
这几段文字，应该是蒋蓝对《踪迹史》之为“踪迹史”实证文本的概括性和纲领性说明。有时候，先验者总是很孤独的，司马迁的孤独在于，他的田野考察，相隔了若干世纪，才渐渐形成了一个学科;而蒋蓝的孤独却恰好在于，他抛弃了人类学在田野考察上给予他的限制，在中国历史传统的田野调查里，找到了文学与历史融通的跨文体表达：《踪迹史》作为一部旨在恢复汉语传统文史哲三位一体的跨文体之书，它的出现，当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蒋蓝认为“跨文体是非虚构写作的重要方法论 ，他转引杨显惠先生的话来说明其价值和意义：“其价值和意义不在今天，而在于明天。如果没有非虚构文学，将来人们就会把虚构文学歪曲了的历史当作正史。那样的话，我们这个民族就彻底没有希望了。” 鉴于非虚构写作和本文主旨并无更深刻和紧密的关系，此处不再赘述。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更愿意分享蒋蓝形成和使用这些方法论的来历，以此说明我们不仅可以师法司马迁这样的“史学肇端”，师法西人的人类学贡献，还可以师法当下，师法身边人。如果说前两种师法是一种传统的承续的话，那么，后面这种师法，则显然是有心人的有意识准备。
结语：中西启示——思维的碰撞和融合
蒋蓝的方法论来自于两个人给予他的横向启示。大约是，美国作家、翻译家、汉学家比尔?波特在青城山接受了蒋蓝的专访。采访中，比尔?波特谈到他在考察薛涛及一些唐代诗人的踪迹。蒋蓝为此提出一个问题：唐代据今过去1000多年了，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已经不是唐代的成都，因为已经没有什么唐代的古迹了。比尔?波特反驳说：不对，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这样，我们都很难见到1000多年以前的具体时空。那么，唐代在哪里?唐代就在我们脚下15米的地方。我们站在望江楼这个地方，能看到和唐代一样的天空、一样的气候以及锦江、望江楼的竹子，我们完全可以由这些信息来反推唐代的薛涛和诗人们所生活的环境。比尔?波特说，这就是最大限度地回到历史原点。《踪迹史》中经常出现的时空坐标轴的对位，即得自于比尔?波特神谕一般的启发。正是借助于比尔?波特“最大限度地回到历史原点”这个方法，蒋蓝能发现“15米以下”的历史时空，并与之“对话”。
其实，比尔?波特“最大限度地回到历史原点”的方法论，钱锺书先生早已论及。他在《管锥编》中说：“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 ”和比尔?波特的表述虽异，但理归一揆。
第二个启示来自于成都的摄影家李杰。蒋蓝在采访李杰的时候，后者偶然谈到一个“同机位拍摄”的问题。就是李杰一直架着一个相机在一个地方等，一年又一年的等，等一个角度，等一个光屁股娃娃跑过来，然后等了10多年之后，他在这个地方拍下了当年那个光屁股娃娃迎娶新娘。李杰告诉蒋蓝，等待的过程其实就是见证历史的过程，十多年的风雨，就在这个同机位的地方得到了延伸。李杰从摄影学的角度提出来的“同机位拍摄”方法，遂尔成为蒋蓝打捞时间、打捞历史的另一个方法：同位观察时间流变的方法。这个方法，也即上文所提到的时空坐标轴，《踪迹史》中，观察时间和空间的方法，大体就是这样来的。
对那些欲效仿者而言，《踪迹史》关于“踪迹史的说明，”以及这些并不为读者所熟知的神谕和启示，同样具有“昭若发蒙”的功用。如此，“踪迹史”经由蒋蓝的大胆提出和文本实证，为渐次形成可能的共识式写作，指示了一条看似幽深不测、实则灿烂光明的路径。(本文刊《四川政协报》1月25日“国学”版，刊发时有删节。有关引用文字除来自《史记》、《管锥编》、《踪迹史》之外，主要参考和引用了[1]黄剑波：《田野调查的历史与历史中的田野调查》讲座，上海，12月41日。(2)费孝通：“继往开来，发展中国人类学”，见荣仕星、徐杰舜主编：《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14页。(3)萧子扬：《从田野到文本：浅析田野调查与民族志的关系——<基于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阅读》，《西江月》，(30)。)
来源：蜀山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