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剧集《长安十二时辰》大火，该剧改编自作家马伯庸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大唐上元节前夕，长安城陷入危局，死囚张小敬临危受命，与少年名士李必携手在十二时辰内拯救长安的故事。
剧照
虽然是历史悬疑剧，但是剧中对盛世长安的风貌还原，分分钟撩动着观众心中的盛唐情结。从服饰、礼仪到点心、器物，都是满满的硬核知识点。其中，被誉为“20世纪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何家村窖藏，出现在了电视剧的第六集。剧中张小敬找葛老寻求狼卫的线索时，葛老提到了何家村埋藏的金器是世上最美的东西！
何家村”，喜欢艺术以及爱逛博物馆的朋友们一定都熟悉这个名字。大量精美的金银器物，镶金兽首玛瑙杯，赤金走龙等等，都是国宝级的文物，都属于“此生必看”系列。
何监所用鎏金银壶
其中有几件精致美好的带有动物形象的鎏金银器更是令人过目难忘。
鎏金双狮纹银碗
鎏金凤鸟纹六曲银盘
鎏金龟纹桃形银盘
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
鎏金双狐纹双桃形银盘
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
鎏金双鱼纹银碗
（图片来源：微博“动脉影”）
那么唐代金银器上如此丰富而精致的动物纹饰从何而来？
他们各自又携带了什么“文化密码”？
关于这些，杰西卡·罗森教授在她的《莲与龙：中国纹饰》一书中如此说道：(以下为书中原文节选）
即便在汉以后，动物纹样也极少用于金属或陶瓷器皿的装饰。因此，西安附近何家村出土的大量在中心区域装饰动物浮雕的唐代银盘代表着一个全新的开端（图1）。
图1 饰有动物图案的唐代银盘，出土于西安附近何家村，7世纪－8世纪，采自故宫博物院陈列设计组编绘：《唐代图案集》，第34页。
饰有单独动物形象的精致盘盏突然出现，只能解释为一种模仿西方样式的新风尚。在萨珊银器中可以找到这类银盘的原型。比方说，大英博物馆所藏的一件银碗上饰有一只鸟，图案巧妙地置于中心圆形内（图2）。我们知道，伊朗地区的这种碗或其边地仿制品曾出口远东。例如，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辽墓中出土的银盘正中饰有猫科动物的形象，似狮似虎，应为中亚或地方性的伊朗器物（图3）。
图2 饰有鸟形图案的银碗，伊朗，萨珊王朝或更晚的时期，4世纪－6世纪，直径16.9厘米，大英博物馆收藏。
图3 银盘，出土于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有可能来自伊朗东部或中亚，约6世纪－7世纪，直径18厘米，采自《考古》1978年第2期，第118页，图3。
这类盘碗可能影响了何家村出土器物的装饰，然而，凸起的动物纹饰并不太适合中国人的趣味，空白处似乎也需要填充，工匠先是用花卉，后来用了暗示着风景的纹饰。从这些唐代银盘开始，动物纹样被用于装饰饮食器和其他器皿。下文将逐个讨论主要的动物母题。
龙
在所有动物中，唯独龙代表了中国。到了唐代，西方的白虎和北方的玄武这两种动物的主要地位逐渐被青龙与朱雀替代。这一转变并不是说明四方神兽的形象不再有意义，而是由于青龙和朱雀被赋予了更特殊的象征意义。二者皆为祥瑞：龙代表“阳”的力量和创造力，掌管天宫和雨水；朱雀象征最为吉祥的方位，即南方—各种建筑都依南北向修建，坐北朝南。这类祥瑞动物被理所当然地用来装饰建筑、家具以及帝王和官员的袍服。在特定时期，龙逐渐开始象征帝王。这一象征的历史尚需研究，但至少应从汉代起，已有文献将二者相提并论。然而，这一象征并不具有排他性，龙的形象可以用在与帝王毫不相干的建筑、服装和器物中。无独有偶，朱雀，或后来的凤凰渐渐开始代表皇后。同样，饰有华丽鸟纹的建筑或纺织品、瓷器也不一定专属于或代表皇后。
尽管如此，帝王宫室，特别是陵墓装饰中，一定会有龙。以下图例出自两座最为著名的陵墓。第一例是从西安附近唐高宗及武则天所葬乾陵出土的一件石刻（图4）。茂陵中发现的早期呈S形姿态的龙（图5）在这里又再次出现，但乾陵石刻构图极为巧妙，所以传统图式的局限并不明显。龙的头部放大了不少，长着长角和凶猛的尖舌。四足中有两足离地，弱化了上文提及的猫科动物的特征，让人觉得它能在空中蜷曲身体并扭转回头，天空则由小朵祥云暗示出来。
图4 唐高宗与武则天乾陵中一块石板上所刻的龙纹，7世纪－8世纪，采自《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1期，第29页，图1。
图5 汉武帝茂陵龙纹画像砖拓片，前1世纪，长75.6厘米，大英博物馆收藏。
龙身上的火焰或泡沫状边缘出现在汉代以后，成为神话动物的常用表现形式并沿用至今。这种带有尖角的火焰边比双翼更加流行，而后者大概是从近东传入中国的。当这些火焰和泡沫状边缘与伊斯兰细密画和抄本插图中描绘的动物结合起来时，它们就成为了中国元素影响的证据。
随着中国引入饰有錾花动物纹饰的西方银杯和银碗，包括龙在内的动物主题从建筑转移到了器物上，先是银器，后是其他材质。当然，龙并未出现在外来的银器上。当中国工匠制作外来银器的本土版本时，他们加上了自己特别感兴趣的动物。他们用来描绘龙的图式不一定直接取自建筑上的图案，铜镜倒可能提供了易于调整、便于使用的范例。祥瑞动物自汉代起就出现在铜镜上，甚至还可能更早。唐代铜镜纹饰中则几乎都是龙、鸟或凤的形象。如图6所示，铜镜瓣状边框中有一龙一鸟，这种轮廓与同时期的银盘一致。为适应这个圆形区域，汉代与六朝时身体细长的龙被进一步扭曲了，脚也腾入空中。江苏省丹徒县丁卯桥出土的8世纪晚期银盘上的一条飞龙也如出一辙。
图6 两枚唐代铜镜，分别饰有龙凤图案，8世纪，直径15.8和16厘米，大英博物馆收藏。
朱雀凤凰
中国墓葬石刻和铜镜上羽毛华丽的鸟常被西方人称为“凤凰”（phoenix），这种说法也许会有误导性，因为古代中国人当然不会知道西方的凤凰从灰烬中重生的传说。英语的凤凰这个词在中国指的是两种鸟：南方的“朱雀”和神话中的“凤凰”。后者羽毛华美，后来与龙成对出现。只有在四方神兽都出现时，才能确定鸟的形象是指“朱雀”还是“凤凰”。工匠似乎没有任何区分二者的图绘惯例：它们的造型相似。可能二者之间的确不存在固定的区分标准，而是可以互换的。
图7 棺上的双凤和花卉图案，辽代，10，图例出自田村实造、小林行雄：《庆陵》，图118。
与龙一样，神话中的鸟在唐代以后少了几分肃穆，更富于装饰性。在11世纪辽庆陵石棺上雕刻的圆形图案中（图7），有两只华丽的鸟相互追逐，中央有火焰纹圆盘。这些圆盘是佛教象征物的晚期变体，比如莲花或宝珠，它们在更早期的墓志志盖上常出现于两两相对的动物中间。剩下的空间则布满小朵祥云。这些鸟的尾部很宽，羽翼丰满。
鹿
至迟从汉代起，鹿已被中国人视为一种强大有力的动物。像前文中讨论过的其他动物一样，从唐代起，鹿也出现在了银器上。正仓院所藏的一件著名的银盘，盘中央表现了一只正在踱步的鹿。在内蒙古喀喇沁旗地区出土的一件银盘上也有一只鹿卧在花丛中。银盘的纪年相当于796年（图8）。鹿在银器上的流行可能是受萨珊王朝以及伊朗地方银器影响的结果，后者的纹饰中多见狮与鹿的形象。
图8 唐代银盘图样，饰有鎏金的鹿和花卉，内蒙古喀喇沁旗，796年，直径46.6厘米，采自《考古》1977年第5期，第332页，图8。
狮
在由西方传入中国的动物主题中，狮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中国没有狮子，所以艺术家也没有机会对照真实的狮子写生，甚至没听过这个名字。但狮子在近东和美索不达米亚广为人知，被视为力量和权威的象征，或是神圣建筑的卫士。公元前3000年美索不达米亚的滚筒印章上就描绘了孔武有力的英雄们徒手擒双狮的形象。在接下来的三千年中，近东许多地方的建筑都用狮子的形象来守卫。
图9 云冈第9窟佛龛，表现了简化的爱奥尼亚柱头和饰有简化茛苕涡卷纹的多面立柱，5世纪晚期，采自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卷6，图14。
中国北方大型石窟寺中的佛像遵循了贵霜王朝的惯例，通常端坐于宝座上，左右各有一头狮子（图9）。佛像旁边有小狮护卫的做法就源自这一传统。敦煌出土的大幅刺绣绢画上描绘了佛在灵鹫山上说法的场景，他脚下立着的狮子个头很小却十分凶猛。（图10）狮子也是普贤菩萨的坐骑，这时它们通常被表现为大步行走的样子，采用了镇墓石兽的样式。
图10 表现释迦牟尼佛灵鹫山说法的唐代刺绣局部，描绘守卫佛陀的狮子，甘肃敦煌，8世纪，大英博物馆收藏。
与迄今讨论过的其他动物一样，唐代以前，不论材质贵贱，狮子从未用于装饰器皿。后来，它们同其他动物一起被置于大盘中央。出现在这类模仿伊朗风格器物上的最早实例是刻有单狮或双狮的银盘，中央再无其他装饰。
图11 唐代银盘，饰有鎏金图案，内蒙古喀喇沁旗，8世纪晚期，直径46.6厘米，采自《考古》1977年第5期，第330页，图5。
但不到一百年以后，即便是狮子的图案也都被花卉所环绕，比如喀喇沁旗窖藏出土的一件银盘上就饰有狮与花卉，它与前文提及的鹿纹大盘同时出土（图11）。尽管这头狮子十分凶猛，但不久就出现了更加温和的形象。王建（卒于9）墓中出土了一块镂空银饰板，上面有两头嬉戏的狮子，饰板原用于一只木匣或漆匣（图12）。在花卉组成的框架中，狮子围着一颗火球互相追逐。这两只动物颈部的毛发颇为有趣，很像今天马戏团和公共庆典中的狮子形象。
图12 王建墓出土匣盖银饰面图样，描绘双狮追逐火珠，四川，五代，采自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年，图37。
摩羯鱼纹
摩羯（Makara）这种动物兽首尖牙，长有鱼身，它们出现在印度阿旃陀（Ajanta）的早期佛教石窟中。尽管参与佛教工程的中国工匠知道摩羯的形象，而且摩羯也偶尔出现在墓葬装饰中，但这种图案远不如前文所述的狮子图案常见，但中国有不少摩羯形象的例子一定已广为人知，因为现在发现的许多唐代银盘上饰有成对的、奇特的鱼。这些鱼的图案只能解释为以摩羯为原型。喀喇沁旗窖藏出土的一只银盘上饰有一对这样的凶猛动物（图13）。尽管身体非常像鱼，它们的大长牙和朝天鼻透露出图像的来源。江苏省丹徒县丁卯桥则发现了另一件图案类似的盘子。
图13 唐代银盘图样，有镀金纹饰，内蒙古喀喇沁旗，8世纪晚期，直径47.8厘米，采自《考古》1977年第5期，第328页，图3。
